“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我看就是两点。唯物史观念主要是两块:一个是历史决定论,就认为历史发展最终是生产力所决定的;同时又强调了历史辩证法,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但不是唯一的。物质、精神、政治、文化、教育、人文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力,不能忽视,如果忽视了也会出问题。”—这是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讲课稿上的一段话。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两个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截止到现在,马克思产生近160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没有听说有人驳倒或修正这个理论的。
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党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了。也许不是不相信,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他们可能知道,本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敢违背马克思讲的“两个决不会”,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它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社会关系在它外界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决不会产生的。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并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质,我们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在做着南辕北辙的事情。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谁都知道中国刚刚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刚刚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执政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制度是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当时如果不是我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人为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或者说我们干脆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我们也不至于耽误30年的发展时间。如果我们当时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急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让中国社会在基本矛盾运动下,遵循自然规律发展下去,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再自然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可能更加繁荣昌盛,社会更加文明进步。
我还想问一下,每到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关头,我们的社会理论家们干什么去了。我们社会理论家依附性太强,独立性太差。每当历史发展到十字路口,有多少社会理论家拿出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提出建设性意见,而是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总是千方百计地竭尽所能地诠释领导的讲话和决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当年毛泽东做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做出大跃进的决策、做出人民公社的决策,以至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社会理论家们站出来力谏的(也有如马寅初等,但是太少了),又有多少社会理论家们积极推波助澜的。当然为领导者错误的决策唱赞歌会得到好处,力谏可能会引来祸端。这可就看一个社会理论家的良心和情操了。
社会理论家们当然要为自己的执政党服务,但更应该为社会现实服务,为历史负责,为人民大众负责。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两个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截止到现在,马克思产生近160年,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没有听说有人驳倒或修正这个理论的。
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党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了。也许不是不相信,而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他们可能知道,本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他们不敢违背马克思讲的“两个决不会”,即: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它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社会关系在它外界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决不会产生的。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错,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并没有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质,我们口头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实际在做着南辕北辙的事情。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谁都知道中国刚刚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刚刚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执政的社会,其社会经济制度是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当时如果不是我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人为地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或者说我们干脆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我们也不至于耽误30年的发展时间。如果我们当时不搞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急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走下去,让中国社会在基本矛盾运动下,遵循自然规律发展下去,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再自然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可能更加繁荣昌盛,社会更加文明进步。
我还想问一下,每到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关头,我们的社会理论家们干什么去了。我们社会理论家依附性太强,独立性太差。每当历史发展到十字路口,有多少社会理论家拿出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提出建设性意见,而是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总是千方百计地竭尽所能地诠释领导的讲话和决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当年毛泽东做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做出大跃进的决策、做出人民公社的决策,以至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社会理论家们站出来力谏的(也有如马寅初等,但是太少了),又有多少社会理论家们积极推波助澜的。当然为领导者错误的决策唱赞歌会得到好处,力谏可能会引来祸端。这可就看一个社会理论家的良心和情操了。
社会理论家们当然要为自己的执政党服务,但更应该为社会现实服务,为历史负责,为人民大众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