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2008年，中国又处于何去何从的方向性抉择的关键时期。
我这个“乌鸦”认为：中国目前党和政府的思想意识，落后于中国社会的先进意识，更落后于世界文明。中国特色是：中国仍然是“封建的、小农的”中国。中国上层建筑改革滞后，生产关系调整不到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积累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四或第三，对外贸易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也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就的确令世界刮目相看。但是，另一方面在国内，改革开放的事业却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尤其是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的“前腐后继”、安徽省阜阳“治理失败”（胡星斗语）、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例，证明上层建筑改革滞后；
●中国是世界上大宗商品的买家，没有定价权；中国是世界上稀缺、优质商品卖家也没有价格发言权；国内优质企业放任、有的是主动让外资蚕食，世界经济竞争、“金融战争”中国还是一个“笨小孩”等等。证明生产关系调整不到位，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社会腐败、特权、贫富悬殊、道德堕落、弱势群体、工人农民贫困化、产业低端化、过度外贸依赖、资源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流失、公民社会缺乏、极端民族主义亢奋等等，集中到一点——中国仍然是“封建的、小农的”中国。
一、中国的权力仍然是封建运行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是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二任期就职仪式上的讲话国的一段。
中国现有治理体系是2000多年的封建治理体系的延续与强化，其缺陷主要表现在：权力没有在政府行使之前就受到必要的限制；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也缺乏有效的自我控制；在权力的日常行使对民众造成损害之时，民众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及时而有效的救济；最后，民众日常状态的不满，未能有效地启动权力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从而使民众的不满不断积聚。概括而言，权力没有在第一时间、在现场、当然更没有在事先受到有效的控制、限制和约束。
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的现实与传统戏曲中的情节相似，真正能够救民水火的清官，通常都是从遥远的高一级政府下来的。似乎只有借助相对超然、居高临下的位势，基层政府、地方政府所编织的灰色乃至黑色铁幕才能被冲破，一直受到压抑的民众才能够享受获得解放的短暂快感。但是，民众并没有觉得，清官就能解决问题，他们表达了对常态的解决方案的向往，希望就在身边有一种机制，能够像大官那样有效地看住权力。
一个明智的人会尽最大努力减少衣服的磨损，治理机制同样需要如此设计。它应当在事先就对权力进行约束，使之根本就丧失胡作非为的冲动。即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偶尔胡作非为，遭到侵害的民众也可以通过某种途径对这种权力提出质疑。民主制度就是对权力进行事先限制的机制。法治，尤其是独立的司法机构向那些与政府发生纠纷的民众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就是对权力在第一时间的约束机制。
瓮安人提出了一个完善制度的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把正义送到自家的门口，在大官们不在场的时候也依然能够得到正义？民意调查、县委书记公推竞岗是点的尝试，是没有法律保证的横生的树枝，远远没有成为制度和习惯。
二、中国需要民主与专制有机结合
过去，我们倾全国之力集中调动资源，建设运输网络和大工业项目，这对制造业和工业的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把资源和收入都通过国有制集中在政府手里花，也带来众多的弊病。首先，中国并不是总要把所有资源和财力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工业的建设上，毕竟中国的基础设施已很广泛，工业产能也严重过剩，不能总把资源集中在这些形象工程上；其次，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消耗太多能源、资源和环境，随着资源价格在全球的猛涨，基于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持续，环境破坏也无法再扩大了。为降低能源消耗并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度，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限制产能过剩的行业，全力发展“人本生产”，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有持续增长的希望。
要实现社会发展结构的调整，中国目前的“专制型”决策机制最适合社会大变革的需要。民主制度在于最小化坏决策的频率、在于维系现状、在于和谐稳定，除非社会出现危机，否则民主制度不利于大刀阔斧式改革的出现。
自由，更多的是负责。自由的三层含义：一是意识自治；二是自我选择；三是后果自负。中国不存在意识自治，很多人的命运也不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更多的人做了事不负责任。在封建强势文化条件下，很多人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这显然是野性思维。所以，中国人离自由差得太远了。
民主的确不是好东西。更多的情况下专制比民主更好，更容易调配社会资源，创造出大的经济成果。民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有阻碍作用。从苏格拉底到霍克，都看到了民主的缺陷。如果古埃及有民主，金字塔就造不起来。行者无疆里面说瑞士有个桥，总也造不起来，因为今年议会说要造，明年议会说不造，就这样拆了造，造了拆，没完没了。
但是民主有着比专制更让人接受的东西，即“私的合理性”和“人本主义”。民主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不再是君王的私有财产，而是有着完整的个体定义的人。民主大规模地弘扬了人的价值。
在人类社会里，所谓正义就是游戏规则。正义就是让社会的绝大部分个体都能享有最大化利益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是从“五四”就开始追寻的，它是完全建立在人自身的发展中的。但在一个封建背景下，更多的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和对个人人格的尊重与思想自由的规则建立。
中国难就难在如何把公域的民主与专制、私域的自由与自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中国需要传播集权主义与新闻自由相结合
集权主义传播模式是西方新闻学者对16、17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的新闻思想所作的理论概括：封建君主和特权阶级对报刊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把包括批准或限制报刊出；，监督报刊的活动和审查报刊的内容；报刊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专制政权的重要工具，绝对不能批评政府。集权主义传播模式是世界各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的传播事业的统一内核，其最本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是一切向“上”，信息源来自上层，一切为上层服务；其二是强权控制，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实施强力控制。
集权主义传播模式在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东西方两大体系中表现为多种不同传播模式：英法专制君主型、德意志贵族分封型、中国大一统专制皇权性以及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型传播体系。
集权主义传播模式的共同特征：
传播理念：传播事业是统治集团实现其统治目标的垄断资源和私有工具，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并促京统治者实现其预定的国家目标。
传播职能：一切传播活动为上层统治阶级服务，绝不能作为相反的异己力量存在。
信息交流：是“Ｔ”字形。“一”指统治阶级内部的水平流程模式，保证统治阶级内部信息分享；“ｌ”指由统治阶级到被统治阶级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垂直模式”，确保统治阶级的意志顺利传达和执行，从而实现其统治目标。
传播手段：垄断独占和强控管理，严格控制传播事业为其服务而不是损害其利益。
从历史上看，集权主义传播模式是一种优势和劣势共存，缺点和优点同在的传播事业体系：
优势：专制统治的垂直掌握造就了强大的舆论一律化功能，系统结构简单，指令一贯到底，易于快速贯彻来自上层统治集团的一切指令，作为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发展时期的客观产物，适应了特定地域、特定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需求。
劣势：体制结构与生俱来的“刚性”特征，难以抵御上端的错误指令，也无法灵活应对外部危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压抑不同声音，导致单一的精神文化氛围，阻碍人类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综上所述，封建社会传播的集权主义模式作为历史的产物，必须随着社会的进步更迭，逐渐发展到自由主义、社会责任理论阶段。我国现在的社会传播就是封建的集权主义模式，但互联网打破了这一模式架构，正在冲击着社会原有运作模式，使官员们不习惯、不适应。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所有公民都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指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持有任何观点而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搜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国界的约束。”
新闻自由一般通过立法来实现。立法机构通过法律条文在不同程度上保障科学研究、出版、信息传播和印刷的自由。如果新闻自由这一概念在某国宪法中能够得到明确体现，那么这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就是相对充分的。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中通常可以涵盖保障“言论自由”的内容。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媒体和公民个体具有等同的效力。
中国暂时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向新闻自由，只能是在集权主义模式下，研究如何尽可能多地实现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四、中国需要资本集中的同时反垄断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单个资本总额增大的两条途径和形式。资本积聚是单个资本依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增大自己的资本总额。资本集中是指把原来分散的、众多的中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它既可以采取大资本兼并中小资本的形式，也可以采取组织股份公司的形式，资本集中是借助于竞争和信用两个强有力的杠杆来实现的。资本积聚和集中，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第一，资本积聚会使社会资本总额增大，资本集中则不会增大社会资本的总额，而只是改变社会资本总额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第二，资本积聚的增长要受到社会财富（包括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绝对增长数额的限制，从而增长比较缓慢；而资本集中则不存在这种限制，从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大量的资本。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联系在于：资本积聚使个别资本总额增大，竞争实力增强，从而会加速资本集中的进展；资本集中使个别资本总额增大，个别资本总额越大，越有条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大资本的积累。资本积聚和集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资本积累不断增大，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
中国的资本集中度低，加上各省市、地市县域的诸侯经济模式，使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将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预期，逼迫我们不得不建立资本集中的社会制度。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资本集中就会带来“董事长贪污”、高管高收入、损害消费者利益、绑架政府等多种弊端。像自由与民主一样，中国没有反垄断、管理经济法人（外资、股份、私人、国有多种法人并存条件下）的经验，更谈不上制度的建立。
反垄断法，目前在我国还是一种全新的法律制度。但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颁布了这种法律。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和扩大，原来地方性和区域性的市场迅速融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垄断组织即托拉斯的产生和发展。1879年美孚石油公司即美国石油业第一个托拉斯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的开始，托拉斯从而在美国成为不受控制的经济势力。过度的经济集中不仅使社会中下层人士饱受垄断组织滥用市场势力之苦，而且也使市场普遍失去了活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了抵制托拉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反垄断思潮导致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的诞生。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从而也被称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之母。美国最高法院在其一个判决中指出了谢尔曼法的意义，即“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自由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环境”。
城市资本集中和农村土地集中，是中国资本集中问题两种表现形式。城市资本集中是解决效率和与国际资本竞争问题；农村土地集中是解决农业产业现代化与13亿人口吃饭问题。农村土地必须尽可早、尽可快地平均分给农民私有，并实行土地商品化，打破小农经济基础。
土地私有后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但是不是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糕？各国的私有制经验证明——不会。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
公有土地——如果能通过土地私有，那么。官权就少了牵着农民鼻子走的最重要物质基础。而土地又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就只能求着官权，就不会有“还权于民”。有了“还产于民”才会有“还权于民”。但如果像在一些地方试验的那样，只有名义上的“私有产权”而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话，那么真正的“私有产权”会很难，因为行政权力可随时侵犯你的产权。
因此，官权是问题中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就涉及到政治与组织行政架构这个最关键之处。实际上，只要官员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任何意在制约官权的努力都难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尝试最终都难以成功的原因。因此，半百老人认为，行政的领导权首先要退回到县这一级(就像中国历代皇权都到县一级为止一样)，让乡村权力真正由农民选举的人担任。实现“乡镇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