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新闻社文章】题：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破解中国崛起之谜(作者安迪·慕克吉)

我们这个时代长久的不解之谜之一便是中国是如何在它这样的环境中建立资本主义的。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都需要保障私有财产，并且限制国家权力，这样企业家才能够承担风险，银行家才会把钱借给人民而不是借给国王的表亲，这样经济才能增长。

但是共产党中国的情况却不同。

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巨大成功似乎向很多分析人士表明，好

的制度对于国家并不真像说的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在没有宪法民主和附属体制的情况下创造了物质财富、产生了比如联想集团这样非常成功的企业；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最奇妙的经济奇迹能够在体制真空的情况下起飞，那么其它国家当然也能做到。

但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认为，传统上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多缺陷。

黄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认为，体制在中国的作用和在其它国家的作用同样重要，只是它们的作用在中国没有这么明显地表现出来。

问题的一部分是在于如何衡量企业家实际面对政策环境的变化。

广泛使用的“Polity IV”数据库显示，中国的“权利趋势”从l966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极权主义，塑上世纪70年代向更加自由的社会稍稍移动了两格。随后指针便停止了。

黄说，“如果中国农民依靠‘Polity IV’来判断他们的财产权利安全状况，那他们没人会去当企业家。”

但是他们中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

    黄亚生研究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数据显示在1985年，有1200万家企业被归类为“乡镇企业”，超过1000万是私人所有。认为中国的乡镇企业被地方政府所控制的传统看法是不对的。

    那么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改变而导致了农村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呢?

    黄说，“中国在那时和现在都没有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保障。但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朝着为所有者建立保障的方向快速迈出大步”。

    邓小平在毛泽东于l976年去世后领导中国，他让农民相信他带

来的改变是真实的，并且生活不会出现倒退。

    黄的假设比一大堆复杂的经济数据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

黄的分析中更加让人吃惊的结论之一是：这个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2005年只有不到1／4的企业利润来自国内私有企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增长主要由外资拉动，而且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对于远离大城市的商人来说，获取资金越来越困难。

现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挑战：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别扩大到了让人担忧的地步；富裕沿海省份和贫困偏远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不再害怕被监禁，数百万人开始自己做生意。现在需要的体制改变将是巨大的。

    黄说，联想作为一个中国公司曾无法得到在中国生产电脑的许可。它曾不得不以香港注册的“外资企业”身份来生产电脑。

即使如今中国股市的市值达到3．3万亿美元，但还是有很多中国企业被迫到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融资。

中国真正的资本主义奇迹还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