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赵丽蓉老人逝世八周年的纪念日。如果老人还健在，今年3月11日是她80岁的生日。尽管我们常常还能从荧屏中看到这位为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老人，但她已经离开我们2000多天了。没有赵丽蓉的日子里，小品艺术的天空少了往日的关注度；没有赵丽蓉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产生出“中国第一老太太”其他人选；没有赵丽蓉的日子里，老百姓多了许多叹息，小品圈子里少了许多精品；没有赵丽蓉的日子里，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长者。
认识赵丽蓉是个偶然，应《家庭》杂志原总编辑柳明之约，为《家庭》杂志“名人谈家”栏目写一篇短文。在此之前，我没有和赵丽蓉打过任何交道。通过她的长期搭档、总政话剧团笑星李文启联系，李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有些日子，我也没见到老太太了。南方，这样吧，我约个时间，领你一块去。”
大约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李老师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路边水果滩，李老师挑了几斤柿子：“老太太好这一口，捎几个她保准高兴。”李老师笑着对我说。
赵丽蓉的家住在北京香格里拉大酒店马路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这是她生前单位分给她的公寓房，面积不到 100平方米，老人和照顾她的小阿姨住在这里，赵丽蓉喊这个小阿姨叫她小镜子，说是老家远房的亲戚，她生命中的最后的时光大都是和这位小阿姨生活在一起。
李文启和赵丽蓉的见面很特别，俩人相视用笑替代语言，笑了约摸有一两分钟，李老师对赵老师说：“这是我的好朋友，叫南方！”赵老师这才和我握手，说了句：“小伙子，你长得真俊！”说这话时，应该是快20年前了，我还是很少听人夸我这个形象的人也叫俊。我没有窃喜，只当是老人逢人减岁，遇货加钱的礼节性用词罢了。
《家庭》的“名人谈家”只需要1000多字的短文，我没有刻意地拿出一副记者的坐派，采访、记录、寻根问底。我当时就想着听他们唠嗑，我能记住的东西，就能行成文字。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两位笑星拉家长，真是一种精神享受。赵老师和李老师的老家相距不远，那种北京郊区的方言，满嘴抖着可乐的包袱，听得让人忍俊不禁。
李老师偶尔地问一句：“南方，你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摇摇头。其实，赵老师所说的都是一些与家相关的话题，都是我能行成文字的细节。我不想再将这次私人来访铬上采访的印记，分散这对老友的闲聊。
他们在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根椐聊天的内容，后来我替赵丽蓉执笔为《家庭》杂志写了一篇《我想我妈》的短文。在发往杂志社之前，我先在电话里给赵老师念了一遍。听完以后，许久，电话那端没有丝毫动静。半晌，她才说了一句：“孩子，你写得真好，我哭了三次。”
这一次，赵老师的表扬让我心底里高兴了很久，我也为替《家庭》杂志交了差而长舒了一口气。按一般的采访规律，到了这一步，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多半会是终止联络了。
临近春节前的一天上午，我在外面办事，突然BP机响了：“请速回电话……，赵女士。”那时手机还是稀有品，公用电话亭也不像现在这样比比皆是，我无奈地看着BP机，想着回到了办公室再说。过了一会儿，BP机又响了，一个上午响了六次同样的内容。回到单位后，我回去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赵老师，我感到很惊奇。“你看把人家急的，呼你也不回。我给你弄了两张春节晚会现场的票，放在梅地亚中心的前台。”我很激动，因为春节联欢会彩排的票都紧张得打破头撞破脑子似的，何况是春晚的现场直播票。“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你们做这行的，要多看看现场直播，写起文章来就让观众（读者）更可信。”
我在电话里，只能用“谢谢”表达当时的心情。尽管我因要回老家陪伴老母亲过春节，没能走进直播现场。遗憾的同时，我更多的是欣慰认识了这样一位善解人意、一心替别人着想的艺术家。
此后，我们经常打电话，有空的时候我就去看看老人。听听她对我说：“要学会节约，缸口上不省着点，到缸底下就没有了。”老人一生没念过书，她所识的字是结婚以后，丈夫教的。她所讲的没有做人的大道理，都是生活中的真实积累。有一回，她对我说，她看不惯有些年轻演员大手大脚地花钱，说某一位女歌星用的口红一支要一万多块钱，老人说：“我就纳闷，一支口红一万多块钱，她们怎么下手把那东西往嘴上抺呢？打死我，我也不会用这么金贵的东西！”出了名以后，她还常常挤公共汽车，有一次从动物园转车时，引起了围观，交通都堵塞了。从那以后，她才开始打的，但她说一坐上出租车，她不敢看“蹦字儿的东西”，跳一个字，她心跳就加快一次，不敢看吧，又情自禁地往那瞧。“打的对我来说是一件遭罪的事儿。”她说。
看着她不断地抽烟，我曾劝过她少抽点，要抽就抽好点的。她说：“都是从嘴里往外冒烟，那东西值那么多钱吗？我就认这个牌子。”她所说的牌子是湖北一家卷烟厂生产的祝尔慷牌香烟，一盒一块多钱。
赵老师的身体出了毛病以后，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谢绝了人们的探视。有一天下午，她家的小阿姨给我打电话说：“奶奶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她想让你到医院来看看她。”第二天，我赶到肿廇医院，正在做化疗的赵老师，依然笑着对我说：“国民党那会儿，要是知道有这个方法，保准不会用老虎凳、灌辣椒水的办法了，只要用化疗他们就会全招了。”说完了，依然哈哈笑起来。“找你来，我只是想对你说，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怎么来的还是怎么走。”我说：“您没事，别胡思乱想了。”
“死我不怕，人都有这一天的，我过去跟你说过的，我不希望病的不成人样的时候，还上什么电视的，那些编导、策划太厉害了，我兴不了那样。”赵老师说这话，是有一次，我在她家和她闲聊，电视上出现了一个名人，鼻孔里插着氧气还在接受采访。当时，她就摇头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人都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些策划、编导的怎么能这样呢?
她说：“我对你讲几件事，赵妈信任你，知道你不胡写，也喜欢你写的东西，你给我做个见证。”（见赵丽蓉“谢幕”前的最后岁月）就在那一天，受朋友之托，一家出版社希望为她出一部自传。赵妈对我说：“出那个干啥？出完后在街上卖，让人家说三道四的，再说出书还不就是挑好的说、挑好的写，人家如果记着你，在心里想着你不就行了，何必非得出书呢？”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那一天我在病房里同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
2000年7月17日早晨7时30分，赵老师因肺癌在家中安然地离世。7月27日上午，郭达驾车，我和李文启老师三人一同前往八宝山送别赵丽蓉老师。我们大约是九点左右到的，其时告别大厅外已经挤满了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我在现场就亲耳听见人说，除了送周总理，还没有人有这么隆重呢。我们在中央电视台金越导演的特别关照下，才走进了贵宾厅。告别仪式开始后，李文启老师看到躺在鲜花丛中的赵老师，自言自语地说着：“全变了，一点都不像了，怎么病成这样呢？”我们都哭了，现场哭声一片。真挚的泪雨汇成爱的湖泊，深情的鲜花编成美的祝愿，无数的挽联铺成不平凡的道路。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送她一程。这一幕，现在回想起来还有流泪的冲动。
几天前，我在整理商务通时，又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赵老师的电话。我知道这个电话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我没有删除它。也不为什么，就是觉得她还健在，她也确实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