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小说孕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勃兴于80年代中期。该思潮从文化伦理学立场出发，以深沉的理性批判眼光审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结构，以震颤的心灵之弦弹奏寻找精神家园的和音，客观上构成与随后兴起的新写实小说迥然不同的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重大文学现象。然而，评论界对这一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特殊价值和转折意味的重要文化存在却关注不足。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整体反思和准确定位。
陈思和注意到这种“遗忘”倾向。他说：“现在说起80年代来真有点恍如隔世，那是一个方生未生、将死未死的时代，每一种思想的出现和每一个观念的更新，都会牵连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连锁反应，思想界就是在不断的冲突和牺牲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1】事实确乎如此。我们尤其有必要重新估价“80年代中期”对于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就启蒙与创新价值而言，“80年代中期”已不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具有聚焦性质的一种复合价值判断。因而，深入分析此期文化意识小说的理性批判蕴涵，便显得十分重要。
文化意识小说以生存忧患为弹射点，构成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以歌唱为基调的意识形态主流文学话语方式的有力反拨。这种由狂躁到冷静、由“歌德”到批判、由自恋到自省的深层开掘，使被历史遮蔽的民族生态重新浮出文化的地平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意识小说最为深刻的主题，就是对于中华民族生存状态和文化质核的关怀与焦虑。
一、从鸡头寨到苏尼特：蛮荒的原生裸露
蛮荒文化附有浓重的粗野、蒙昧气息，且不乏诡秘和强悍。文化意识小说正是怀着这种探险和揭秘的山野情怀走入其中。面对扑面而来、触目惊心的未化生态，作家们以略带惊讶的忧伤唱出了文学的挽歌。诚如丁帆等人所言：“蛮荒神秘的山林，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野性而纯朴的风俗人情……以流动着的当代意识去对它们作同步的哲学意识的鸟瞰描写，就会创造出更为璀璨的乡土文学之花。”【2】
显然，文化意识小说关于蛮荒文化的原生裸露，并非出于一时的猎奇冲动，而是基于挚着的生命关怀和理性的文化焦虑，因而具有令人心悸的悲剧力量。裹挟着这种悲剧力量，文化忧患作家踏“荒”而来，以悲天悯人的心绪和笔触，呈示那山、水、沟、岔、森林、野火、风沙、猛兽、鲜血、牺牲，自然也包括人的纯真乃至善良。它们以不可思议的方式纠结在一起，披着神秘而怪异的袈裟，沉闷、缓慢而顽固地面对自然与社会的风吹雨打，抗拒着时间的改变。那里的生灵以特有的方式倾听蓝天白云的诉说，抚弄着“荒原”奇异的“指纹”，似是而非地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神话，一代代地重复着他们早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悲喜剧。
《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较早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蛮荒。引起作者沉重思考的是，在“世界这个角落……没有同情和怜悯。愚昧煽动着野蛮，总是让我们的姐妹遭受惨烈的凌辱和摧残”。作者殷切期望“这个角落”能够尽快告别黑暗与痛楚，以同情和怜悯之心迎取文明的烛照。与此相关，《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则用力塑造出“琼”的形象。有若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她的寻找，预示着这个古老民族正于反思中萌生新的生命意念。
如果说“琼”的追寻更多地具有诗意的苍凉之美的话，那么，《黄烟》中那个年轻人的命运结局则饱含悲剧色彩。仅仅因为他企图客观地证明“黄烟”是一种自然现象，便被守祖护训的乡人活活打死。愚昧、迷信对于文明、科学的威仪、亵渎与虐杀，再一次显示出现代忧患的必要与沉重。在80年代那样一个颠覆与重建同时并举的思想冲刺时期，类似的作品不在少数。如《琥珀色的篝火》、《野狼出没的山谷》、《翻过橡皮山》、《石坂屋》、《蓝花豹》、《黑骏马》、《沉默的荒原》、《老棒子酒馆》、《野店》、《荒火》、《远山的童话》、《江心岛》、《在巫山极深处》、《风雪茫茫》、《记得有条瓦锅锅河》等等。为阐释的便利，我们先以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张承志的《废墟》为例，审视一下文化意识小说关于蛮荒野性的裸露形态及其程度。
《爸爸爸》既是作者的成名作，也是文化意识小说的扛鼎性文本，一度被誉为中国的《百年孤独》。在探析作者的写作资源及动因时，曾镇南指出：“牵引着他前行的是一个蓝色的梦——那是湘中明瑟的山水、迷蒙的雾岚、醇厚的村情、悠远的蓝天交织成的美丽而神秘的梦；但是他在大地和群山中留下的足迹却是黑色的、沉重的。”【3】
故事发生在湘中鸡头寨。这个外形颇像鸡头、人的智力水平也停留在“鸡头”阶段的小寨，千百年来与各种颠倒的神话联系在一起。换言之，鸡头寨是个生活在历史恶梦中的尚未启封的先民遗族，并以此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土地与人的关系契约。在鸡头寨人的心目中，寨子与寨民合而为一，不可分离。因此，只要古老的契约存在，他们将永远是“鸡头寨”的奴隶。遗憾的是，寨民们不仅拒绝革新，而且千方百计地维护着那些捆绑自身的古老契约，为此不惜以生命为赌注，甚而至于杀人祭祀，演绎出一幕幕“快乐的悲剧”。
显然，作为艺术典型，丙崽以凸镜方式折射出鸡头寨人愚昧而麻木的生态，其内涵的丰富性和现实对位的伸缩性直逼鲁迅笔下的阿Q。他将全部新与旧、好与坏、欢乐与痛苦都浓缩、简化为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爸爸”和“×妈妈”。这种由白痴以最简化的方式传达出的语码，实际上蕴含着丰富的语境信息，道出了鸡头寨人的生存本质与思维定势，其揭露性、反讽性及隐匿其后的启蒙动机显而易见。在丙崽的意识深处，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他不认识鸡头寨的人，更不知道“我是谁”。作为鸡头寨最基本的生命代码和最深刻的文化意象，其原型意义或许在于记录并向来往的人们显示鸡头寨尚不失古拙的生存循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在“被寨子里的人逗来逗去，学着怎样做人”时学来的。有人说，“读《爸爸爸》，首先有一种头顶重物般的压抑感，周身涂漆般的胶粘感，跌入粪坑般的龌龊感。”【4】究其实，上述诸“感”源自那个“杀不掉，毒不死，煮不熟，蒸不透”的丙崽。在他及其周边人群中，“沉积着几千年的过去，也预示着后来。这些性格的病态和古风里，确实揭示着某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5】
张承志是一位富有个性特征、人格魅力和书写深度的作家。在他创作的《阿勒克足球》、《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心灵史》、《离别西海固》等一系列作品中，表现出他对于民族精神一贯的挖掘和建构意识。他在80年代关于乌珠穆沁草原“衰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咏唱，无疑扩展了文化意识小说的空间维度。
“‘红卫兵’的文化性格铸造了张承志独具一格的精神品格，即狂热痴迷的精神崇拜、桀骜不驯的生命气质和永不停歇的理想追求。”【6】这种纯粹精神的不倦追求，导致他一度皈依于哲合忍耶教。然而，蛮荒的苦难及“都市的温暖”使他最终告别西海固，“再入污浊”。这是后话。在80年代文化意识小说的潮响中，他的《废墟》是个不应被遗忘的文本，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构筑张承志的写作高度时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品展示给我们的是古老而宁静的苏尼特草原。若干年后，“我”方读懂古老草原的秘密——“是的，我们就像真正的牧人一样，我们就像穷苦的牧人一样。我们就在那遥远的草原上，用牢骚和咒骂、用憧憬和失望、用忍耐和歌声、用沉重的劳动匆匆送走了我们的青春”；“可确加老汉呢，每次来都毫不变样。我总觉得他那双善良的让人心烦的老眼该变变啦，可是来了一看，他就是不变。”昔日的“井”终成废墟，古老的苏尼特草原不也正是一座“废墟”吗？作品以“废墟”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比自然废墟更可怕的心灵废墟。苏尼特草原可能并不粗野，但它确实宁静、封闭、穷苦得令人发怵。尤为深刻的是，作品以确加老汉与自身相对照，使之互为镜子，意在揭示，自己未尝不是废墟的设置和参与者。作者渴望，“等我们醒来以后，等老确加慢慢地备好了他那匹打也打不走的褐色马以后，我们可以在青蒙蒙的黄昏地上走一走。也许，我们三个会在那时看见一片无边无际的、深沉的大海。”这不是梦幻式寄托，而是虔敬的文化牵引。
从鸡头寨到苏尼特，作家们为我们提供了“蛮荒的文明”和“文明的蛮荒”两大正反相成的审美范型。对于它们的原生裸露和诗性否定，不仅成为文化意识小说的首要价值准则，而且体现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觉醒水平。
二、“小鲍庄”与“古船”：乡村风情的理性观照
就在韩少功和张承志分别走向鸡头寨和苏尼特的同时，王安忆的《小鲍庄》和张炜的《古船》接连面世。它们通过乡村世俗风情的理性观照，将经典性半化区的文化图腾予以艺术展示，为文化意识小说流向再注新脉。
王安忆以写乡村趣味见长。她的有关“民间化”的批判，体现在《小鲍庄》、《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作品中，并标示出明晰的由恐惧到揭示、由回味到审美的转进路线。她自我告白——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了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种形式在当时都被艰难的生计掩住了。如今，在一个审美的领域里，我重新发现了它们。【7】不过，早在“小鲍庄”时代，王安忆似乎尚未进入“审美”的自觉阶段，多半是在亚参与状态中保持着可能的警惕。
作品以宏大叙事的气魄展现了小鲍庄这块土地的巨变微动和鲍庄人心理上的喧嚣。在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山村里，生养着一群守旧的乡民。同时，在新的时代气息的感召下，他们的心理态势正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他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面对改革时代新的生产方式，既新奇又惶恐，既得忍受旧的裂变又须接纳新的阵痛。捞渣是仁义的，但他的仁义更为接近积淀在历史河床上的“浪渣”，表现出一种虽无生气但不讨厌的良好而沉闷的传统文化特质。拾来则是捞渣思想言行的解释者。作品告诉我们，小鲍庄的过去属于捞渣先辈的先辈们，现在正由他的父辈们办理着“移交”手续。但背负传统重荷的捞渣和“货郎”等在现代生活面前表现出力不从心的尴尬，他们注定是过渡的一代。
作家的理想主义历史意识表现在，满怀激情地勾勒出小鲍庄未来的曙色——新一代的鲍仁文、文化子、小翠等一批怀有新型价值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青年人的进取姿态。鲍仁文被设定为小鲍庄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和新兴文化意识的启蒙者。他支持拾来和二婶“有伤风化”的婚姻，肯定捞渣的仁义道德，认同秉德对于疯妻的关怀，对捞渣父母善良的愚昧表示谴责，在精神上赞同文化子与小翠的恋情。作者没有将鲍仁文作为殉道者来刻划，而是尽可能赋予他以近乎完美无缺的圣者光环。作品显示，鲍仁文、文化子等才是新时代小鲍庄的代言人，他们代表着中国广大乡村的进步力量。同时，透过他们所面临的诸般压力与阻挠，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乡村改革的艰难，更加感到任重道远。这或许是该作最为深刻的文化启示意义。
弥漫在《小鲍庄》中的理想主义情怀，给乡村世俗趣味以可改变的希望。尽管如此，就作品整体来看，还是忧患大于欣悦，其理想性前景预设本质上是忧患中的希望，它所表达出的“问题意识”和改造意愿依然是第一位的。因为，“几千年的古国如今处在20世纪的地平线上，仍然显得如此的古老、守旧、因循、贫困，在世纪重担的压抑下，民族心理中滞留着一种守拙、迟钝、顺从、愚昧等劣质因素，倘立意是在改造民族灵魂，那自然就并非是消极的。”【8】
张炜是一位彻底的民间立场的坚守者（但这种坚守是有原则的）。他的民间话语和乡村世界具有较为浓郁的乌托邦色彩。因此，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的理想常常受挫，他的愿望时时落空。这样，他的不满情绪就特别强烈，他的抵抗也就格外顽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创作多半是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撞击之后反差心理的矛盾反映，故而意蕴深厚，耐人寻味。
《古船》无疑是文化意识小说的重量级作品。作者“在《古船》中升起了自己个人性的话语风帆，驶进了那个充满痛苦、灾难的颓败的历史港湾。张炜叩问历史，追寻历史远逝的声音，并非按照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话语方式，而是从民间立场出发，将历史还原到民间，以便对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与清算”。【9】这部洋溢着生命热情的“实现灵魂的自我超越的深刻史诗”，以赵、隋、李三姓的矛盾关系及其演变为线索，精心设置了“洼狸镇”这一典型环境，让各色人物交替亮相，具有悲怆的历史沧桑感。
作品中的赵炳是洼狸镇新一代霸主——庸俗、伪善、奸诈、霸道。他对含章的占有，隐含了家族复仇的罪恶情绪。隋家的“审父”及赎罪同样是传统文化的残留。历史的罪恶，先辈的孽债，需要后代去承担、补偿。引人深思的是，隋家后人的罪感及赎罪表面上看似乎完全出于自觉自愿。他们总是将洼狸镇现在的一切灾难和不幸归咎于父辈的罪孽，因而甘愿受罚。在他们看来，后代替先辈赎罪是因果报应，理所当然。隋抱朴，如他的名字一样质朴、善良而且能干，是家族罪恶偿还者的代表。在他身上，明显表现出自责、自卑、自憎、自虐倾向。他活着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只是为了洗涮前人的罪过。这样，他就不得不以极大的小心和忍耐去承受极大的精神压力，从而造成心理变态和人格的扭曲，以至于把本属正常的恋爱幽会也当作不可告人的罪孽。
隋抱朴的不幸是洼狸镇人集体无意识的艺术缩影。他希望以个人赎罪的方式取得历史与现实的大致平衡，使苦难不再降临。这显然是别一种幼稚的人文启蒙。他老是想着：“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因为他们是兽不是人，就是他们使整个洼狸镇血流成河。我在心里祷告：‘苦难啊，快离开洼狸镇吧，越远越好，永远也别回来！’”这种人文主义理想诉求，正是张炜本人关于良性民间文化的招魂。
透过赎罪和新的造孽的文化演示，不难判断，洼狸镇很难说不是整个中国乡间大地的高度艺术“格式化”。“更何况，小说中的现实也不仅使人们得以在一定距离之外唤起对并不太遥远的历史的追索，而且更引起人们在一种充满了切身利害关系的紧张状态中对自身环境的审视。结果，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随着对自身环境审视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们对自身的激动和不安的情绪也渐趋激烈”。【10】从张炜挖掘出的文化“古船”中，我们再次领略了民族的疲惫生态，更加感到重新启航的紧迫。好在张炜的新作《九月寓言》已经“标志着他由狂躁不安的文化失望转到宁静和谐的精神重建”。【11】“古船”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边村》、《老井》、《秋天的思索》、《桑树坪纪事》、《高原的太阳》、《历史·土地·人》以及“葛川江系列”、“商州系列”等。它们一边弹奏着古老的乡村小调，一边晃动着倾斜的土地和守拙的灵魂，吼着悲壮的“纤歌”从历史深处悠悠荡来。
三、批判性文化叙事：都市文明的现代过滤
人们不难注意到乡村与都市两大文明体系互为参照、双向批判的有趣事实。其实，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具有二重性，即创造性和保守性（或称封闭性）。至于成熟的文明范型，则常常具有多面性。文化意识小说在将目光投向蛮荒和乡村的同时，又将触须伸向了所谓开化区——现代都市文明。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都市，虽然现代化程度不及今天这么高，但相对于乡村而言，显然代表了当时社会文明的高级水平。当普通都市人以之为荣、以此为乐时，具有清醒现代意识的文化意识小说作家却看出了它的不和谐面。如果说现代都市是一面“风月宝鉴”的话，那么，这些作家更多地关注着它的背面——都市文明的“骷髅”相：市侩、自私、无聊、狡诈、贪婪、偏执狂、窝里斗，等等。
辩证地看，“农村文化的那种孤立隔绝、狭隘保守、愚昧落后，与城市文化的那种进取精神、创造热情和意志以及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形成对照；而城市文化的另一面，它的历史罪恶，非人性的道德，它的掠夺性和残酷性，与农村文化的那种自然纯朴的民风，那种和谐的人伦关系，那种无欲无求的自足心理形成另一种对照。”【12】总体而言，与乡村文明相比较，都市文明的弱质与病态更具有扼杀性。于是有人忧虑，都市的发达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人际关系的隔膜？诚实的人情是否适于都市文明的现代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否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全面沦丧和趋利世风的空前盛行？
上述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人们已经注意到，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丰展，都市文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萎缩、人格变态、世风趋利的倾向，传统的优良古风惨遭物欲的粗暴破坏，一些非健康价值观念被重新“神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为谋求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支撑，无情剥视都市文明的“骷髅”相，显然要比庸俗的赞歌和廉价的广告有意义得多，当然也艰难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中期以王蒙为代表的都市文化忧患小说所付出的改变性努力弥足珍贵。
作为新时期文坛的小说主将，王蒙在80年代的盟主地位无可争辩。他目光敏锐，见解深刻，语言幽默犀利。《活动变人形》、《杂色》等小说，均以针砭之深见长。因作者急于从多维空间展示市民的劣根性，其作品便不同程度地存在议论化、杂文化倾向，有些作品还具有寓言性质。这使得作家常常无暇具体细致地刻划人物性格，有时连人名地名也符号化。这一方面造成了人物软化和情节淡化，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作品的现实言说功能。如《冬天的话题》，作品透过人们对“洗澡”问题的争论，无情而深刻地嘲讽了市民的庸俗无聊。在N省省会V市，沐浴学专家朱慎独撰写了七卷本的《沐浴学发凡》，轰动海内外。他先前的学生赵小强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在市晚报上发表了早晨也可洗澡的见解。结果，人们将朱、赵理论对立起来，以余秋萍和栗历历为首分别组成两大阵营拥戴朱、赵学说。就这样，“沐浴学的争论已经成了V市乃至N省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知识界内外的初冬的话题。”因为朱老的慷慨陈辞，“赵小强的形象陡然变得可疑起来。各种流言在V市及其方圆四百公里之内流传开了。”所有这些，使赵小强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谁“疯”了。“也许明天就好了吧？”这是赵小强的呼唤，更是作家的期待。
王蒙的文化意识小说一般如此，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站在文化的高层，以深沉的批判意识审视着都市病态，催人警醒。试想，假如将用于无聊争论的时间投入实实在在的建设行动，那该是一笔多么巨大的财富！更何况这种争论的损伤力并不仅仅限于争论者本身。
评论认为，王蒙的此类小说，“在嘲讽人类弱点的同时对人类寄予的希望，在嘲讽外物的同时对自己清醒的自嘲，在强调智慧的优越感的同时对卖智与炫识的戒除，正在流露着活跃的生机和乐观的精神”。【13】这也是王蒙与后来者王朔最大的不同之处。
王蒙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富有现代人文精神的作家加盟文化意识小说创作。其中，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钟鼓楼》、《立体交叉桥》等堪称范例。它们以北京为文化背景，以特别敏锐的感受力迅速而准确地捕捉易被疏忽的城市心态，以写实的手法暴露市民阶层的非良性心理以及文化惰性，因而具有非同一般的新奇感和厚度，收到了“相声”化的艺术表现效果。
张辛欣是80年代中期颇为活跃的作家，她的《北京人》以细腻的感触勾画出当代文化氛围中“北京人”的群像，有揭示，也有批判。霍达的《红尘》剖析了“胡同文化”的负面效应。作者指出：“这条不太严密地封闭着的胡同，人们彼此猜疑地、戒备地、矛盾地生活着，又能以独特的方式共处，甚至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种貌似和谐的“共处”却谋害了德子媳妇。李国文的《危楼记事》以“宏大象征”的方式，揭示了“危楼居民的弱点，乃是自私贪婪，穷极生疯，由此派生出嫌贫爱富、趋利忘义的处世原则”。汤世杰的《你不知道你是谁》等也属此类作品。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观察，这类作品有着显著的共性——“表现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文明的交错和冲突，尽管这些交错和冲突在作家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不同的深度、角度及倾向。在这种交错中，我们可以看到固有国民心理的长处和短处，更看到了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其艰难复杂的调整过程。”【14】
四、痛苦的瞻望：民族心理的整体检视
文化意识小说关于城乡文明的勇敢反思和深度“忏悔”，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鲁迅对于中华民族的杰出意义首先在于，他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进入现代历史发展阶段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自觉意图，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为了现代的生存和发展主动调整本民族文化系统的勇气和决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世界文化潮流中主动驾驭自己而实现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的强烈愿望。”【15】80年代中期的当代文化意识小说是否在深广度上达到了应有的尺度，自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创作主体的文化忧患、现代跨越的自觉意图以及勇气和决心却是有目共睹的。
一个豪迈的民族必然是一个善于自省的民族。对于决定民族文化特质的民族心理而言，反省的重要性尤显突出。在中华民族进行全面复兴的世纪转换关头，文化意识小说率先以文学方式反省着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严峻的现实，异常密切地关注着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氛围和文化观念的嬗变促发了文化意识小说的崛起。因为，“当一个民族踬而复起，门窗闭而复开的时候，作家具有最好的历史契机自审民族的性格和命运，在作品中产生深沉的历史感和活跃的文化感。历史的转折使一代文学弥漫着人事沧桑的感慨与兴奋，洋溢着悲悯的情感、忧患的理智和战取的意志。”【16】
中国的封建历史如此漫长，儒释道交融互补的文化结构规定着民族心理的积淀方式与沉淀内容。其中的封建消极因素曾经以强势文化的身份异化着国民性。打破这种超稳定文化系统显然十分困难。尽管如此，自近代始，不少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斗士从未放弃过“攻坚”机会。但可以肯定，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幕，文学上的革命才以阵地战的方式取得规模化效益，传统封建文化系统开始松动，但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死亡。同时，旧的神坛在坍塌，新的神坛又被确立。这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一定程度上具有“西西弗斯神话”的意味。即便是20世纪前半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也借用各种各样的“神道”来继续维护传统文化的平衡状态，对激进的变动因素大加抑制。当新的抑制趋向于历史惯性时，统治者所认同与张扬的价值观念便渐渐演变为全社会的固定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习惯行为。
上述聚合过程及其文化形态的内部稳定性，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不仅不存在严重缺陷，而且还可能被认为是必需的。但客观上，它却以惰性方式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化。对于中国文化历程而言，尽管接受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两次大的撞击，内部又融汇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吴楚、中原等各型文化，同时还吸收了包括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的部分血统，但深厚的儒学根基却是其亘古不变的传统，成为东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这种逻各斯中心时常以冥顽的姿态表达着愚昧、麻木、乐天安命、抗拒改变以及权力欲、占有欲、打击欲等等。即使到了20世纪末，它们的阴魂还远远没有散尽，还以集体无意识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牵拽着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
文化意识小说正是站在这样的理性高度检视着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制导下的民族心理。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意识小说拥有了跨世纪的文化启蒙品格，并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作家们以民族危机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去阐释民族文化传统，进而指点可能和必然的发展路向。他们以不容置疑的颠覆力量解构着长期以来信以为真、自以为是、习以为常的生存文化的神话，表现出文化现代化、自主化、全优化的企图。面对全球化的开放语境，文化意识小说已经以现代风范初步取得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资格。值此世纪转型之际，我们的文化意识作家更应该敢于正视历史和现实，抓住大调整、大重建的有利时机，放眼未来，将生存的痛苦和文化的焦虑“早感到早说出来”，以实现其灵魂工程师的诺言。这表明，中国小说已经开始走向开阔与深沉。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持人的话》，《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2]丁帆、徐兆淮：《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递嬗演进》，《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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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1]束学山：《认同与抉择：民间话语的价值取向》，《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7]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8]洁泯：《〈小鲍庄〉散论》，《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1期。
[10]吴俊：《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12]陈晓明：《觉醒与蜕变——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13]曾镇南：《以幽默的方式掌握现实》，《当代文坛》，1986年第5期。
[14]沈敏特：《民族心理结构大调整的报告——论近期中国文学的一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15]王富仁：《对古老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调整——鲁迅与中外文化论纲之一》，《中国》，1986年第9期。
[16]杨义：《当今小说的风度与发展前景》，《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