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形成的终极因素是经济(3)-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多元化
政治,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从政治权力到政策制定,再到利益分配,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链条。权力是手段,政策制定是过程,利益分配是终极目的,政治和政治权力皆是以利益分配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
1.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进而转化为对政治上分享权力的要求是政治文化变迁的原动力。人都有着追求幸福的天性。马斯洛(Abraham Maslow)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帮助加深对此认识的重要模型。他假设人有五种需求,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生理需要(人对于食物、水、住所、物质、金钱、性满足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需要)、安全需要(保护自己免受身体和情感伤害的需要)、社会需要(包括友谊、爱情、归属以及被接纳方面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包括自我体认的自尊、自主、成就感,以及来自于外部的承认、关注、荣誉、地位等)、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个人成长与发展、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己理想的需要)。需求五层次理论实际上勾勒了人追求从物质到精神的满足与幸福的一条轨迹。
满足与幸福是人人希望的体验,资源分配状况是这种体验的基础。当人们较多地占有这些利益、资源时,其生存、生活状况就好,满足与幸福的感觉就充分;反之则不然。对于这利益资源控制范围、程度和种类的不同,意味着人们主体性程度的高低和自主空间的大小。在所有这些社会资源中,权力无疑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2.群体经济结构变动是政治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当群体经济基础结构发生变动时,政治文化也将最终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动而变迁。例如台湾政治文化变迁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结构变迁的结果。台湾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经济地位提高后,部分台湾本省人开始不满足于政治上的“边缘人”地位,转而提出政治上分享要求,这是台湾政治结构变迁的原动力。经济上繁荣带动了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又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经济上的繁荣还带来了资讯业的发展,为台湾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基础。
3.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民主政治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人们可以发现,在经济低度发展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化的“盲区”,或仅表现出微弱的民主化冲动;而在经济失败的国家,尽管发生激烈的政治动乱,但难以启动健康的民主化进程。第三次民主浪潮主要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或中度增长的国家。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在人均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底线;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底线。这个底线上下,是其他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他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他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