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沙漠上的经济”这句话出自我国一位老经济学家之口。那是发生在十年前的事了，1998年的暑假，我到某地调研，在我们到那里之前，那位老经济学家刚离开，并在离开前谈了他个人的三点看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建在沙漠上的经济”。
我们调研的这个地方个体商店遍地开花，但假冒伪劣、盗版行为也是名声在外；开发区规模可观，搞得热火朝天，但由于水资源缺乏，无论城镇的新区还是老区到处尘土飞扬，生存环境明显恶化；流通流域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第一产业发展不足，商品流通缺少物质生产的支撑。其实，这里经济发展的不足，任何一个有点经济常设的人也能够看出来，何况是一位大经济学家呢。
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来无可非议，但当时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当地政府对这句话的态度。陪同我们参观的政府官员说，到这里调研的人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学者，都对这里的经济发展模式赞不绝口，干部们说，我们是来取经的，学者们高呼，我们给你们总结经验来啦，唯独这位老先生不通世故，专拣剌来挑。如果不是这位官员对此事耿耿于怀，不经意中导出原委，我们也就不知道这位学者来过，当然也就更不明白他发表过何种见解了。
今天我之所以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不是要顺着这位前辈的思路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非稳定的现状，尽管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是要跟踪那位政府官员的思路观察我们对经济到底是如何管理的，而这些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制度根源。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制一种意见，有目的地拔高一种做法或意见，是我国地方政府经济管理的一种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改革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将公共权力做为私有财产使用，如果竞赛规则是由某一方制订的，那么竞赛的结果事先已经知晓，而竞赛本身却成了一个摆设，这个集团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制订不公平的规则来掠夺社会资源。这个利益集团是随着产权制度也就是私有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当然，产权制度改革并不一定就会出现一个利益集团，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为了培育市场竞争主体，而一旦失去约束力的公共权力掺和进去以后，资源分配的天平就会倾斜，利益集团就加速形成。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广大弱势群体首先受益，政府基本上处于服务的位置上，当时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的条件。价格双轨制的主要受益者是我国最早活跃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这是我国改革中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政府官员的参与并不普遍。国有企业的生产责任制的特点是企业对员工的一种激励机制，要解决的是内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因此在承包制初期受益的主要也是普通劳动者。利益集团的形成应该始于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租赁经营和承包经营，发展于产权改革、房地产市场、开发区热、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等环节。在这些领域中广大劳动者不仅丧失了所有权，而且进一步丧失了劳动权和生存权，迅速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其实就是在规则的制订者和资金所有者结成联盟的条件下完成的，几乎每一笔产权改革，都有见不得阳光的内容存在，各种掠夺行径应用而生。在产权改革中强势集团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就是利益集团自己也是承认的，他们在理论上的一位代言人就说得十分明白“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改革形成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并不是事后才明白，而是制度预设的。
在利益集团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起保护伞作用的是GDP。当GDP的增长握有“一票否决权”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就有了千方百计拔高GDP的理由和冲动，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置之度外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GDP是什么？这就好比翻烧饼，烤烧饼时要定时翻动，否则烧饼就烤焦了，假设每翻一次，烧饼就增加一毛钱，本来只要翻两次就够了，现在硬要翻它十次，烧饼的效用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但烧饼的价格却翻上去了，原来一个烧饼卖１元２角，现在低于２元是不会卖的。GDP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翻上去的，我国的房产市场、土地交易市场、股票市场等的价格都是这么翻上去的。当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会自发地将泡沫挤掉，但如果定价权握在卖方手里，泡沫就会越吹越大，我国经济生活的关键是利益集团握有产品的定价权。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建在沙漠上的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是产业结构失调，资源配置失误，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理解这个观点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要进行直接的观察就能得出。以深圳为例，在近三年买得起房的人必须有资产性收入或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而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就是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员，也没有能力购房。如果一个经济体对劳动者失去了激励，这个经济体发生危机也就在情理之中。
我们调研的这个地方个体商店遍地开花，但假冒伪劣、盗版行为也是名声在外；开发区规模可观，搞得热火朝天，但由于水资源缺乏，无论城镇的新区还是老区到处尘土飞扬，生存环境明显恶化；流通流域有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但第一产业发展不足，商品流通缺少物质生产的支撑。其实，这里经济发展的不足，任何一个有点经济常设的人也能够看出来，何况是一位大经济学家呢。
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来无可非议，但当时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当地政府对这句话的态度。陪同我们参观的政府官员说，到这里调研的人无论是党政干部还是学者，都对这里的经济发展模式赞不绝口，干部们说，我们是来取经的，学者们高呼，我们给你们总结经验来啦，唯独这位老先生不通世故，专拣剌来挑。如果不是这位官员对此事耿耿于怀，不经意中导出原委，我们也就不知道这位学者来过，当然也就更不明白他发表过何种见解了。
今天我之所以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不是要顺着这位前辈的思路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非稳定的现状，尽管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是要跟踪那位政府官员的思路观察我们对经济到底是如何管理的，而这些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不稳定的重要制度根源。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压制一种意见，有目的地拔高一种做法或意见，是我国地方政府经济管理的一种常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改革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将公共权力做为私有财产使用，如果竞赛规则是由某一方制订的，那么竞赛的结果事先已经知晓，而竞赛本身却成了一个摆设，这个集团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制订不公平的规则来掠夺社会资源。这个利益集团是随着产权制度也就是私有化的进程而发展起来的，当然，产权制度改革并不一定就会出现一个利益集团，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也是为了培育市场竞争主体，而一旦失去约束力的公共权力掺和进去以后，资源分配的天平就会倾斜，利益集团就加速形成。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广大弱势群体首先受益，政府基本上处于服务的位置上，当时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的条件。价格双轨制的主要受益者是我国最早活跃在流通领域的商人，这是我国改革中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政府官员的参与并不普遍。国有企业的生产责任制的特点是企业对员工的一种激励机制，要解决的是内部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因此在承包制初期受益的主要也是普通劳动者。利益集团的形成应该始于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企业的租赁经营和承包经营，发展于产权改革、房地产市场、开发区热、地下矿产资源的开发等环节。在这些领域中广大劳动者不仅丧失了所有权，而且进一步丧失了劳动权和生存权，迅速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其实就是在规则的制订者和资金所有者结成联盟的条件下完成的，几乎每一笔产权改革，都有见不得阳光的内容存在，各种掠夺行径应用而生。在产权改革中强势集团侵犯弱势群体的利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就是利益集团自己也是承认的，他们在理论上的一位代言人就说得十分明白“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改革形成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并不是事后才明白，而是制度预设的。
在利益集团掠夺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起保护伞作用的是GDP。当GDP的增长握有“一票否决权”的时候，地方政府也就有了千方百计拔高GDP的理由和冲动，把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置之度外有了充足的理论依据。GDP是什么？这就好比翻烧饼，烤烧饼时要定时翻动，否则烧饼就烤焦了，假设每翻一次，烧饼就增加一毛钱，本来只要翻两次就够了，现在硬要翻它十次，烧饼的效用不仅没增加反而减少了，但烧饼的价格却翻上去了，原来一个烧饼卖１元２角，现在低于２元是不会卖的。GDP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翻上去的，我国的房产市场、土地交易市场、股票市场等的价格都是这么翻上去的。当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会自发地将泡沫挤掉，但如果定价权握在卖方手里，泡沫就会越吹越大，我国经济生活的关键是利益集团握有产品的定价权。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建在沙漠上的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是产业结构失调，资源配置失误，而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理解这个观点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要进行直接的观察就能得出。以深圳为例，在近三年买得起房的人必须有资产性收入或企业的中、高管理层，而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就是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人员，也没有能力购房。如果一个经济体对劳动者失去了激励，这个经济体发生危机也就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