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谈到高崎，他传奇性的诗歌生涯几乎无法避开。高崎本人对自己的避世经历的描述是：这只蜗牛拥抱过十八年泥泞的煎熬。他可以做到“离开了书，又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全人类，与几只鸟一起休息”。而我的确是准备避开这段“泥泞”之路的，原因是：一，恐怕流于俗滥，而人们对传奇的饥渴和喜好使得该经历被传扬太过；二，由此反而让表象盖过了了实质，忽略了诗人本身劳作的重要性，因为人们更愿意停留于事物的表面来津津乐道。但我还是下定决心重提此事，是因为其中恐怕隐伏着某些重要信息，我感觉到其中的诱人和不寻常，而且还不是几句轻浮的话语可以涵纳的。我们不但要意识到其中的难度，而且重要的而又易于被人们忽略的东西需要得到揭示。
说实话，原来那18年在我的头脑里是非常抽象的，我一再地听到，也一再地重复抽象——无非是个远方的传奇而已。但当我把这18年做了一个具体的对应之后，我不禁惊诧莫名，我怀疑自己已经撞上了一个秘密——因为这18年所对应的年份居然是：1978—1996。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他的避世而居避开了什么？我还真不敢轻易乱语，但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半个90年代被他避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如何走到文学的前沿？而文学的真正前沿和先锋品质究竟来自于何方？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轰轰烈烈和一个诗人的静静栖居有何关系？当然，诗人高崎在1987年就在《诗刊》上发表诗作了，但他与草木为伍的生涯还远远未曾结束，他与外界的中国的文学媒体保持联络的是通过一个亲戚的地址——唯一的一根静脉。
我怀疑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启示，而作为高崎本人，就成了启示的一部分，我说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是由高崎和上帝合谋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
高崎自己解释说：“我已经说过，这不仅是为了脱俗，还为了专注。任何文本的创作，没有专注，谈不上积淀与沉着。”诗人极为清醒自己的选择——“边缘作家的唯一优势在于远离中心的地利，在于有大量时间用于忠贞地写作（文学对作家的要求），不必像中心作家类似时尚模特儿那样忙于社交和算计。黑人索因卡、妇女戈迪默、意大利丑角或爱尔兰‘挖掘工’，就是人间这种几近寂灭情状的边远山脉出现着忍不住的爆发。”而当他处在了那种孤绝状态后，他并不失去他的沉静，“如果不理睬世事的干扰，这里的寂静绰绰有余，思维也显得毫无遮拦，深邃又干净。写作，严格说起来，必须是对尘嚣甚上的逃离。”整个时间是“一”，要讲究你的分成。于是，“我决不想将才华与时间，付之脚尖的技巧上面。”
而且他信守这一点，他后来还说：“我的写作历经许多嘲讽、容忍、不可理解，与难言的寂寞。我坚持整整的十八年，在偏远的这种乡间，寸步不离。路遥和蒲宁做得到，我也同样做得到。我对大自然过于谙熟了：它离血性不远，也离玄奥与回报不远。”这还是一种面临黑森林般的决绝和果断。人类对困境和艰难的突破史上并不鲜见，但大都是困境和艰难迎头兜来，很少有人能够主动承载，说得直白一点，这是一种先知传道前的修炼方式，是佛诞生前的遁世行为。18年是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其中连续的只是同一个灵魂，而肉身已几经更替了。一些轻浮者因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难以想象的难度而对该事件流露出蔑视，高崎的答复是有力的：“坐者不要过于置评站者的如何原委。让你与同样漫长地‘站’一次，然后，再去动你的舌头，——你才知道‘毅力’。”
而且，我还认为，与高崎的诗歌创作一样，他的生活同样遵循着可贵的自由品质。古罗马哲人塞尼卡留下一句关于命运的名言：“愿意的人，命运牵着他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他走。”高崎的诗和他的生活一样，决不放弃与命运的角力，或者说，他在诗中的自由和生活中的自由本身就如强势的命运，他可以主动出击，他可以覆盖他者的生平。后来，他平静地说：“我将那段在乡下专注写作的日子，看作自己进入艺术的本位。我把自己返回城里、恢复过去正常生存的一切，当成恢复了生活的本位。”我们说了，自由原是神的事情，而当作为人类个体的雅各和上帝的勇猛角力而嬴得它时，也就让我们人类向尘世之外征逐领地，夺回一些神秘的事物。薄尔赫斯云：“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而我要说：“高崎的所有诗都是同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自由”。而且，他的诗和他的生活互相呼唤。他的一些编年诗歌更可看出这一特点：自负和持续的深入，是雄心的昭示。编年意味着作品的未完，他所写的大诗——“自由”之诗极为宏伟，每一首诗都是其中的一个细部，它们作为整体，一呼百应，血肉相连，互为命运，互为背景和依靠。
当短暂的尘世元素被惊醒的时候，永恒也就开始了起步。这段岁月在高崎的一生中很显眼，也许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将象高峰突出于平原一样地显眼。当作为成熟诗人的高崎真正诞生之时，他变成了命运射向浙江的一颗子弹，停留在浙江诗歌的体内隐隐作响。他的起点之高让人们为之侧目，在《诗刊》的显眼位置频频现身。而诗风的诡异和纯度更让人惊异。他成了诗艺的炫技者，是缪思琴弦上的半根灵动的手指。于是，平面的时间被突破，成为汹涌而来的立体潮水。我们由此得感谢高崎，因为他一个人的深入大地腹部的历险，却给我们带来了集体丰盛的矿藏。
高崎曾在一篇散文中用诗化的语言提及自由，我们不妨再来引用——“《海鸥乔纳森》写道，有两种海鸥，一种将飞行当做觅食的手段，于是它竞逐的范围主要在海岸边的船舷。另一种海鸥将飞行当做飞行，所以它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却享受到内陆与远洋的丰饶。”是的，那是一段“将飞行当做飞行”的人生，那是自由诗人高崎的辉煌人生！
四
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上面第一部分所提及的矛盾——马叙先生所调侃中的高崎应该如何与诗人高崎统一呢？那自恋到令人措手不及，惊惶莫名，让人不安，困惑不解的高崎是怎么一回事呢？让人愕然、甚至想躲避的俗人高崎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其实，诗人早就说过，“你们只看见我的安详/呼吸平稳，灯光打开/咀嚼破声的蓝天”。在艺术背后，诗人同样面临着我们也许永远无法避开的某些深度的困惑。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深度的水中/没有它的温床”——诗人从隐居中退回、从艺术道路中退回时，重新“恢复原来的身份，重新变成兄长、家人”时，世相已经大变，所谓“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他生活的局促和不安也许就直接面临，这还罢了，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换来的诗歌——对美的内部疾进和深度挖掘的诗歌——将以何等形式获得他人的追认，这无疑成了诗人心中的忧虑。诗人与不朽的关系历来纠缠不清，道说不尽，历史并不一定都能够保证和成全优秀的诗歌和诗人的令名。事实上也是这样，一切都静悄悄的，除了诗歌内部的一些秘密演进，生活中居然找不到任何一项现成的桂冠和荣耀。所以，我对他的行为的急促和自恋表示深深地理解，21世纪的到来竟然象一场意外的梦境般地轻捷到来，他在恐慌，因为所有艺术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都被克服之后，现在，他最大的敌人出现了，那就是时间。他毕竟已过耳顺之年啊！“我翻着自己的手掌，已经没有光阴用来寻找十个指头。”而“没有理解，真理也属于赝品”。有一点几乎可以预料，由于他有溺于一己形式的王国里的嫌疑，使得他的诗歌语言的奇崛突兀，毫不顾及或迁就读者的心理感受，一意孤行，大胆泼辣，霸道得犹若君王，在语言面前极度自信，呼风唤雨，强悍肆虐，平地风雷，无所不为，构成了他诗风的过度晦涩难懂，对读者的蔑视也将是今后的人们不断诟病高崎的一个理由。作为这种特殊而极致的诗歌品类，高崎的读者群一定不大，它是属于精神高端的产物，但同时也可以预料的是，对高崎作品的阅读必将是持久的、可以不断卷土重来的深度景观。
有几种写作的姿态，比如为当下，为后世等等，一个诗人朋友在阅读高崎的诗篇以后，就曾这么假设道，如果我们允许写作有个指向的话，高崎的诗不是为我们当代准备的，也许可以作为化石被后来者所珍藏。俄罗斯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诗是掀翻时间的犁，时间深层的黑色的土壤都被翻在表层之上。不论如何，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当人类对眼前的世界不满，向往深埋底层的时光时，他们便像耕犁者一样，渴望得到时间的处女地。”这个“时间的处女地”既可以象曼德尔施塔姆说得那样藏在过去，也可以潜伏在未来。而未来，其实是不需要急急召唤的，因为它会自然登临，而实际的时间阻隔就这样被轻轻跨越。
[高崎，男，1945年生于浙江苍南。浙江大学毕业。1987年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内外书刊发表2000余篇（首）作品。作品入选《中国最佳抒情选》、《中国新诗年鉴》等权威选本。出版诗集有《复眼》、《顶点》、《征服》、散文诗集《声音中的黄金》，散文集《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六部。主编《浙江实力派诗人诗集》。
三
谈到高崎，他传奇性的诗歌生涯几乎无法避开。高崎本人对自己的避世经历的描述是：这只蜗牛拥抱过十八年泥泞的煎熬。他可以做到“离开了书，又离开了生活，离开了全人类，与几只鸟一起休息”。而我的确是准备避开这段“泥泞”之路的，原因是：一，恐怕流于俗滥，而人们对传奇的饥渴和喜好使得该经历被传扬太过；二，由此反而让表象盖过了了实质，忽略了诗人本身劳作的重要性，因为人们更愿意停留于事物的表面来津津乐道。但我还是下定决心重提此事，是因为其中恐怕隐伏着某些重要信息，我感觉到其中的诱人和不寻常，而且还不是几句轻浮的话语可以涵纳的。我们不但要意识到其中的难度，而且重要的而又易于被人们忽略的东西需要得到揭示。
说实话，原来那18年在我的头脑里是非常抽象的，我一再地听到，也一再地重复抽象——无非是个远方的传奇而已。但当我把这18年做了一个具体的对应之后，我不禁惊诧莫名，我怀疑自己已经撞上了一个秘密——因为这18年所对应的年份居然是：1978—1996。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他的避世而居避开了什么？我还真不敢轻易乱语，但20世纪整个80年代和半个90年代被他避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如何走到文学的前沿？而文学的真正前沿和先锋品质究竟来自于何方？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轰轰烈烈和一个诗人的静静栖居有何关系？当然，诗人高崎在1987年就在《诗刊》上发表诗作了，但他与草木为伍的生涯还远远未曾结束，他与外界的中国的文学媒体保持联络的是通过一个亲戚的地址——唯一的一根静脉。
我怀疑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启示，而作为高崎本人，就成了启示的一部分，我说了，这也许就是一个秘密，但这个秘密，是由高崎和上帝合谋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完成。
高崎自己解释说：“我已经说过，这不仅是为了脱俗，还为了专注。任何文本的创作，没有专注，谈不上积淀与沉着。”诗人极为清醒自己的选择——“边缘作家的唯一优势在于远离中心的地利，在于有大量时间用于忠贞地写作（文学对作家的要求），不必像中心作家类似时尚模特儿那样忙于社交和算计。黑人索因卡、妇女戈迪默、意大利丑角或爱尔兰‘挖掘工’，就是人间这种几近寂灭情状的边远山脉出现着忍不住的爆发。”而当他处在了那种孤绝状态后，他并不失去他的沉静，“如果不理睬世事的干扰，这里的寂静绰绰有余，思维也显得毫无遮拦，深邃又干净。写作，严格说起来，必须是对尘嚣甚上的逃离。”整个时间是“一”，要讲究你的分成。于是，“我决不想将才华与时间，付之脚尖的技巧上面。”
而且他信守这一点，他后来还说：“我的写作历经许多嘲讽、容忍、不可理解，与难言的寂寞。我坚持整整的十八年，在偏远的这种乡间，寸步不离。路遥和蒲宁做得到，我也同样做得到。我对大自然过于谙熟了：它离血性不远，也离玄奥与回报不远。”这还是一种面临黑森林般的决绝和果断。人类对困境和艰难的突破史上并不鲜见，但大都是困境和艰难迎头兜来，很少有人能够主动承载，说得直白一点，这是一种先知传道前的修炼方式，是佛诞生前的遁世行为。18年是个何等漫长的过程，其中连续的只是同一个灵魂，而肉身已几经更替了。一些轻浮者因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难以想象的难度而对该事件流露出蔑视，高崎的答复是有力的：“坐者不要过于置评站者的如何原委。让你与同样漫长地‘站’一次，然后，再去动你的舌头，——你才知道‘毅力’。”
而且，我还认为，与高崎的诗歌创作一样，他的生活同样遵循着可贵的自由品质。古罗马哲人塞尼卡留下一句关于命运的名言：“愿意的人，命运牵着他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他走。”高崎的诗和他的生活一样，决不放弃与命运的角力，或者说，他在诗中的自由和生活中的自由本身就如强势的命运，他可以主动出击，他可以覆盖他者的生平。后来，他平静地说：“我将那段在乡下专注写作的日子，看作自己进入艺术的本位。我把自己返回城里、恢复过去正常生存的一切，当成恢复了生活的本位。”我们说了，自由原是神的事情，而当作为人类个体的雅各和上帝的勇猛角力而嬴得它时，也就让我们人类向尘世之外征逐领地，夺回一些神秘的事物。薄尔赫斯云：“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而我要说：“高崎的所有诗都是同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自由”。而且，他的诗和他的生活互相呼唤。他的一些编年诗歌更可看出这一特点：自负和持续的深入，是雄心的昭示。编年意味着作品的未完，他所写的大诗——“自由”之诗极为宏伟，每一首诗都是其中的一个细部，它们作为整体，一呼百应，血肉相连，互为命运，互为背景和依靠。
当短暂的尘世元素被惊醒的时候，永恒也就开始了起步。这段岁月在高崎的一生中很显眼，也许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也将象高峰突出于平原一样地显眼。当作为成熟诗人的高崎真正诞生之时，他变成了命运射向浙江的一颗子弹，停留在浙江诗歌的体内隐隐作响。他的起点之高让人们为之侧目，在《诗刊》的显眼位置频频现身。而诗风的诡异和纯度更让人惊异。他成了诗艺的炫技者，是缪思琴弦上的半根灵动的手指。于是，平面的时间被突破，成为汹涌而来的立体潮水。我们由此得感谢高崎，因为他一个人的深入大地腹部的历险，却给我们带来了集体丰盛的矿藏。
高崎曾在一篇散文中用诗化的语言提及自由，我们不妨再来引用——“《海鸥乔纳森》写道，有两种海鸥，一种将飞行当做觅食的手段，于是它竞逐的范围主要在海岸边的船舷。另一种海鸥将飞行当做飞行，所以它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却享受到内陆与远洋的丰饶。”是的，那是一段“将飞行当做飞行”的人生，那是自由诗人高崎的辉煌人生！
四
但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上面第一部分所提及的矛盾——马叙先生所调侃中的高崎应该如何与诗人高崎统一呢？那自恋到令人措手不及，惊惶莫名，让人不安，困惑不解的高崎是怎么一回事呢？让人愕然、甚至想躲避的俗人高崎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其实，诗人早就说过，“你们只看见我的安详/呼吸平稳，灯光打开/咀嚼破声的蓝天”。在艺术背后，诗人同样面临着我们也许永远无法避开的某些深度的困惑。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深度的水中/没有它的温床”——诗人从隐居中退回、从艺术道路中退回时，重新“恢复原来的身份，重新变成兄长、家人”时，世相已经大变，所谓“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他生活的局促和不安也许就直接面临，这还罢了，付出了巨大代价而换来的诗歌——对美的内部疾进和深度挖掘的诗歌——将以何等形式获得他人的追认，这无疑成了诗人心中的忧虑。诗人与不朽的关系历来纠缠不清，道说不尽，历史并不一定都能够保证和成全优秀的诗歌和诗人的令名。事实上也是这样，一切都静悄悄的，除了诗歌内部的一些秘密演进，生活中居然找不到任何一项现成的桂冠和荣耀。所以，我对他的行为的急促和自恋表示深深地理解，21世纪的到来竟然象一场意外的梦境般地轻捷到来，他在恐慌，因为所有艺术上和生活上的困难都被克服之后，现在，他最大的敌人出现了，那就是时间。他毕竟已过耳顺之年啊！“我翻着自己的手掌，已经没有光阴用来寻找十个指头。”而“没有理解，真理也属于赝品”。有一点几乎可以预料，由于他有溺于一己形式的王国里的嫌疑，使得他的诗歌语言的奇崛突兀，毫不顾及或迁就读者的心理感受，一意孤行，大胆泼辣，霸道得犹若君王，在语言面前极度自信，呼风唤雨，强悍肆虐，平地风雷，无所不为，构成了他诗风的过度晦涩难懂，对读者的蔑视也将是今后的人们不断诟病高崎的一个理由。作为这种特殊而极致的诗歌品类，高崎的读者群一定不大，它是属于精神高端的产物，但同时也可以预料的是，对高崎作品的阅读必将是持久的、可以不断卷土重来的深度景观。
有几种写作的姿态，比如为当下，为后世等等，一个诗人朋友在阅读高崎的诗篇以后，就曾这么假设道，如果我们允许写作有个指向的话，高崎的诗不是为我们当代准备的，也许可以作为化石被后来者所珍藏。俄罗斯杰出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诗是掀翻时间的犁，时间深层的黑色的土壤都被翻在表层之上。不论如何，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代——当人类对眼前的世界不满，向往深埋底层的时光时，他们便像耕犁者一样，渴望得到时间的处女地。”这个“时间的处女地”既可以象曼德尔施塔姆说得那样藏在过去，也可以潜伏在未来。而未来，其实是不需要急急召唤的，因为它会自然登临，而实际的时间阻隔就这样被轻轻跨越。
[高崎，男，1945年生于浙江苍南。浙江大学毕业。1987年开始在《诗刊》发表作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国内外书刊发表2000余篇（首）作品。作品入选《中国最佳抒情选》、《中国新诗年鉴》等权威选本。出版诗集有《复眼》、《顶点》、《征服》、散文诗集《声音中的黄金》，散文集《圣迹》、《手握两个世纪》等六部。主编《浙江实力派诗人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