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组委安全官员刘绍武7月23日宣布，北京奥运期间，开辟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为示威区，供“全世界”抗议者使用。
这是中国共产党主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市区内划出示威区让抗议者发出声音。
中国虽有游行示威的有关法规，但游行示威向来敏感，群众谈之色变，政府避之不及。此次“海德公园”突现北京，颇有些“惊艳”的味道。
海外媒体赞扬者有之，但更多持狐疑态度。美联社援引西方人权活动分子的话，批评中国此举“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日本NHK电视台认为，“允许示威活动的真正目的是化解外界批评，避免奥运会受到抵制。”英国《卫报》则称“这种限制为镇压在抗议区外的活动找合法性”。
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也不以为然，他说，这种设立示威区的做法，是做秀。当局真有心让人们自由表达诉求，“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开奥运再做？”
我要说，这些评论差矣。纵然是做秀，是表面文章，在北京开辟示威区也独具意义。原因无他，我国人民太需要一种示威的“启蒙”了。
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培养过良好的示威文化（过往的那些抗议美帝、苏修的游行存之不论）。这在闭关锁国、千人一腔的时代还不足畏，但在开放而多元的“全球村”中就完全成了劣势。
在奥运圣火于国外传递时，这种劣势完完全全地暴露于世人面前。最突出的是韩国。韩国首尔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爆发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暴力冲突，《韩国时报》大字标题称，这一冲突“已点燃韩国人的反华情绪”。《朝鲜日报》也发表题为“中国群众怎能在他国首都制造骚乱？”的社论，严厉质问：“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市中心成群聚集在一起并拳打脚踢？”
在国内，由于举行游行集会的门槛过高，多数留学生从出生到出国都未曾参与过此类活动；而他们的对手长居海外，对示威司空见惯，现场经验要老到得多。韩国有着全球闻名的示威文化，训练有素的职业示威组织者专门策划如何在示威中制胜。一些反对奥运的团体先用过激语言和行动挑衅学生，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一时不能控制情绪，出现过激行为，其实恰好落入圈套。这种肾上腺素突然奔涌造成的恶果，至少在两个方面遂了反对者的愿：一是令中国政府陷入尴尬，二是给他国人民留下恶劣的印象。
对比一下两个同样年轻的群体就可以知道，掌不掌握示威文化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公关结局：
4月27号，奥运圣火在韩国首尔传递，一位留学生在博客中写道：“因为前面的巴黎和某些国家都有反华势力已经让我们国家出丑，所以在韩国的中国学生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准备和反华势力大干一场，和平年代，惟独此刻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乱世的激情。”这种四溢的“激情”演化出了陈默的“佛山无影脚”，结果令中韩关系几乎陷入1992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由西藏学生会为了让示威可以登上媒体版面，学生会成员每年要在行动营里学习四次，每次为期一个星期。参加者反复练习如何筹组抗议活动，如何和警察周旋，并且接受诸如绳索垂降、街头行动剧等等训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这个“将西藏人民推到国际镁光灯下的绝佳机会”。最终，手中拥有庞大资源的中方与人单势薄的支持西藏团体较量，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是时候了，我们该训练中国的年轻人学会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了。否则，将会给中国的形象、尊严乃至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就在刘绍武透露“奥林匹克游行示威公园”的同一天，法国著名话剧导演艾莲娜·穆施金（ArianeMnouchkine）拍摄了三个短片放在YouTube上，请演员表演在奥运期间发生示威的三种假设情况，包括一个长得有点像达赖喇嘛的人举起写着“我们要人权”的白布，中国公安人员和保安人员一拥而上堵他的嘴，以及在萨科齐面前的跑道上，一名“自由西藏”示威者被开枪打死的情节。
艾莲娜·穆施金做得比莎朗·斯通可过分多了，不知中国网民又将如何向她倾泻愤怒。然而，这些小制作深刻地刺中了中国缺乏示威文化的软肋。如果那些怀有不同价值观的外国人在北京的街头扯出横幅，老百姓怒了，涌上去施以老拳乃至“无影脚”，那么，这种无谓的“大汉天威”给中国带来的困难，将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欢呼示威区的出现，期待一堂生动的民主课，即使出现些许意外也应当承受。毕竟，我们是个大孩子了，初入国际社交场，要学会脸皮厚一点。
我们更盼望，示威区在奥运会后仍然能长久保留。更好的是，把人民集会游行的活动，由“申请制”改为“报备制”——集会游行前只需事前告知警方即可，不需其核准，但如果在集会游行中有违法行为，则在事后加以追惩——从而让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这项普世性的公民权利、也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中国得到切实的落实。
这是中国共产党主政60年来，首次在城市市区内划出示威区让抗议者发出声音。
中国虽有游行示威的有关法规，但游行示威向来敏感，群众谈之色变，政府避之不及。此次“海德公园”突现北京，颇有些“惊艳”的味道。
海外媒体赞扬者有之，但更多持狐疑态度。美联社援引西方人权活动分子的话，批评中国此举“不过是做表面文章”。而日本NHK电视台认为，“允许示威活动的真正目的是化解外界批评，避免奥运会受到抵制。”英国《卫报》则称“这种限制为镇压在抗议区外的活动找合法性”。
知名法学教授贺卫方也不以为然，他说，这种设立示威区的做法，是做秀。当局真有心让人们自由表达诉求，“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开奥运再做？”
我要说，这些评论差矣。纵然是做秀，是表面文章，在北京开辟示威区也独具意义。原因无他，我国人民太需要一种示威的“启蒙”了。
自1949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培养过良好的示威文化（过往的那些抗议美帝、苏修的游行存之不论）。这在闭关锁国、千人一腔的时代还不足畏，但在开放而多元的“全球村”中就完全成了劣势。
在奥运圣火于国外传递时，这种劣势完完全全地暴露于世人面前。最突出的是韩国。韩国首尔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爆发涉及中国留学生的暴力冲突，《韩国时报》大字标题称，这一冲突“已点燃韩国人的反华情绪”。《朝鲜日报》也发表题为“中国群众怎能在他国首都制造骚乱？”的社论，严厉质问：“中国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市中心成群聚集在一起并拳打脚踢？”
在国内，由于举行游行集会的门槛过高，多数留学生从出生到出国都未曾参与过此类活动；而他们的对手长居海外，对示威司空见惯，现场经验要老到得多。韩国有着全球闻名的示威文化，训练有素的职业示威组织者专门策划如何在示威中制胜。一些反对奥运的团体先用过激语言和行动挑衅学生，血气方刚的大学生一时不能控制情绪，出现过激行为，其实恰好落入圈套。这种肾上腺素突然奔涌造成的恶果，至少在两个方面遂了反对者的愿：一是令中国政府陷入尴尬，二是给他国人民留下恶劣的印象。
对比一下两个同样年轻的群体就可以知道，掌不掌握示威文化会带来迥然不同的公关结局：
4月27号，奥运圣火在韩国首尔传递，一位留学生在博客中写道：“因为前面的巴黎和某些国家都有反华势力已经让我们国家出丑，所以在韩国的中国学生个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准备和反华势力大干一场，和平年代，惟独此刻才能让我们体会到乱世的激情。”这种四溢的“激情”演化出了陈默的“佛山无影脚”，结果令中韩关系几乎陷入1992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另一方面，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由西藏学生会为了让示威可以登上媒体版面，学生会成员每年要在行动营里学习四次，每次为期一个星期。参加者反复练习如何筹组抗议活动，如何和警察周旋，并且接受诸如绳索垂降、街头行动剧等等训练，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这个“将西藏人民推到国际镁光灯下的绝佳机会”。最终，手中拥有庞大资源的中方与人单势薄的支持西藏团体较量，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是时候了，我们该训练中国的年轻人学会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理性表达意见了。否则，将会给中国的形象、尊严乃至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害。就在刘绍武透露“奥林匹克游行示威公园”的同一天，法国著名话剧导演艾莲娜·穆施金（ArianeMnouchkine）拍摄了三个短片放在YouTube上，请演员表演在奥运期间发生示威的三种假设情况，包括一个长得有点像达赖喇嘛的人举起写着“我们要人权”的白布，中国公安人员和保安人员一拥而上堵他的嘴，以及在萨科齐面前的跑道上，一名“自由西藏”示威者被开枪打死的情节。
艾莲娜·穆施金做得比莎朗·斯通可过分多了，不知中国网民又将如何向她倾泻愤怒。然而，这些小制作深刻地刺中了中国缺乏示威文化的软肋。如果那些怀有不同价值观的外国人在北京的街头扯出横幅，老百姓怒了，涌上去施以老拳乃至“无影脚”，那么，这种无谓的“大汉天威”给中国带来的困难，将不知伊于胡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欢呼示威区的出现，期待一堂生动的民主课，即使出现些许意外也应当承受。毕竟，我们是个大孩子了，初入国际社交场，要学会脸皮厚一点。
我们更盼望，示威区在奥运会后仍然能长久保留。更好的是，把人民集会游行的活动，由“申请制”改为“报备制”——集会游行前只需事前告知警方即可，不需其核准，但如果在集会游行中有违法行为，则在事后加以追惩——从而让和平集会和游行示威这项普世性的公民权利、也是我们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在中国得到切实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