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和自由交流：大学改革的根本归宿
一、摆脱当前学术困境的基本诉求
当前，国内学术制度扭曲、学术取向功利、学术风气浮夸、基础性理论研究严重不足，这几乎是每一个处于这个学术界的人士都心知肚明的，再迟钝者也会有所感觉；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在中国乃是欧美各国都似乎不愿改变这种局面，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利益问题，因为当前的知识分子本身已经深深牵涉到利益的樊笼之中，为利益所左右；因此，学术的发展也已经由市场力量决定，既得利益者会倾其全力维护传统的学术，而那些弱势的创新者无能为力。利奥塔尔写道，“知识的唯利化不可能不触动现代民族国家在知识的市场和传播方面过去掌握、现在仍然掌握的特权。知识从属于社会的‘头脑’或‘精神’，即从属于国家，……一种‘交流透明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商品化一同出现，对这种意识形态而言，国家开始成为不透明性‘噪音’的制造者”；[1]也正因如此，尽管许多人都已经看出当前学术界中的种种问题，但“大多数经济学家却宁愿忽视它，这或是因为他们卷入了终身职位——出版的过程中，或是他们发现他们的训练没有给他们充分的准备去做好应用政策工作。考虑到个人动机，我能理解这种立场。但是，制定方法论规定的目的不是为使人们生活得更容易，或是为让他们得到终身职，而是为了使经济学所努力实现的目标同个人努力的目标，在特定的制度激励下和谐一致”。[2]因此，我们必须对教育的作用、内容和方式重新进行反思，对高校的组织和运作进行修正，使高校承担起真正的社会责任；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依靠两种风气的改变。
一方面，有赖于一群具有社会关怀和学术理念的真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勇于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不仅是从个人的利益或好恶来分析社会问题、提供政策建议；特别是，正如徐复观所说，“我也发现不出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上的成就，具备了排斥某一门学问的资格”，这就更需要知识分子具有开放、宽容的精神。然而，中国历来就存在文人往往相轻的现象，近年来尤其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的学术与政治联系太过紧密了，所以，“在长久的中国历史中，可以顶天立地地站起来的知识分子，为数非常有限”；[3]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非常强盛，以致往往会造成学术跟风，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这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就表现为：一方面，学术之中掺杂了其他非学术的因素，导致学术不学术，学术也成为结党营私之所，各种利益团体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学术混乱现象的解决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另一方面，先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权威”、接着是一群海归“先锋”在学术界呼风唤雨，而那些跟风者也打着学术“与国际接轨”的幌子对利益放肆窃取，以致学术精神不断沉沦。
另一方面，有赖于那些对学术风气具有话语权或控制权的院长、校长乃至教育部的官员们素质的提高，他们能够真正意识到当前学术问题所在，真正明白教育的目的和学术的意义，真正承担起教育家的责职，而不是为特定的政治服务；正如徐复观写道的，“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份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4]其实，笔者之所以强调学风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学术行政者，并且寄希望于他们认知的改变，就在于，一方面，如索乌坦所说，“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承担着这项任务，因此，从设计者观点出发的社会科学应被包括在对掌权者的教育之内——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的课程之内”；[5]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高校还远远没有实现教授治校，一般的教师乃至教授对学术制度的制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往往只能在既定制度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也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在北大演讲时指出的，纯学术研究是很重要的，如果领导大学的人不强调纯的学术研究，那么没有人会强调这一点；因此，就正如科兰德所指出的，新的方法论“原则针对的不是年轻的经济学家，而是那些能够决定制度规则的经济学家，是那些杂志的评论员，是那些终身职位委员会的委员，是那些指导论文的人，是那些学术计划的外界评论员。这是一群能够决定制度激励的人”。[6]
其实，高校本身是人类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场所，为此，它应该为那些思想者提供一个专心学问的象牙塔，使学者免于安全恐惧或物质匮乏的自由环境；同时，大学所承担的不仅是现世的责任，而是人类初期的责任，因而它所鼓励的学术也不能局限于当下的致用之学，更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相应地，学者是具体贯彻高校功能的主体，因而应该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一个群体；事实上，学者的基本任务就是不断增进自身对社会的认知，通过“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因此，真正学者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生产者，他在社会发展上所起的根本作用不是体现即期物质财富的创造上，也不在于为特定利益集团提供理论辩术；相反，他的主要职责和根本任务是在于从人类积累的知识中梳理出有价值的思想，通过不断增进人们的社会认知而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后代。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类现在的行为都受前人思想的制约，因而这些思想的提供者也就是真正的哲学王；发现思想以开启世人的智慧，照亮社会发展的通途，这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的真正含义。
当然，哲学王对社会的统治并不体现为对社会事务的直接管制，其思想在影响甚至支配社会大众之前必须经过长期的思辩并逐渐为一般大众所接受。加尔布雷思就指出，“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形：知识分子深受自己惟一的真理观的影响，以至于把自己看作是生来主动要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的救世主”；[7]显然，如果由这种哲人来来直接规划社会的走向，那么，整个社会将会随着这些哲人的“突发奇想”或者“个人成见”而动荡不安。正因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哲学王掌握的是立法权而不是行政权或司法权，他们通过设立规章来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而这种规章的执行则也由一套严格规章来保障；也即，整个国家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哲学家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经由一定程序所制定的制度之上。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民主选举的结果也往往是那些理性程度较高的精英们当选，他们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这是一种变相的哲学王体制。
显然，尽管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和理想国长期以来遭受“自由主义”学者的猛烈抨击，但实际上，柏拉图的学说与其说是革命性的，不如说是学术性的；他强调，如果国家是由一个受理性支配的团体来统治一批受欲望驱使的公民，而且那些协助统治的武士和官僚都是具有较强的节制力，那么就可以获得一个稳定而正义的社会秩序。而且，柏拉图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权力导致的腐败问题，但是，他认为，如果统治者是爱好沉思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哲学家，那么，受自身善的知识的引导就可以从权力腐败中解脱出来。相应地，那些掌握行政权的仅仅是执行法律的武士，他们尽管应该具有保护公民的社会责任，但不应该拥有自己的理想。加尔布雷思指出，“如果士兵当兵知识为了领取军饷，那么军队就不可能深入关心政治问题——至少只要有现存的军饷可以领取。但是，如果像克伦威尔的部下，当兵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那么至少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他们就不可能长期保持政治中立。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向他们紧闭大门时对的。倘若像在拉丁美洲，男子参军主要不是出于一种过分尚武的价值取向，而是出于某种政治雄心，甚至就更加危险”。[8]正因如此，托马斯写道：“谨送初学者一句益言：千万别读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除非你读懂了真实的柏拉图，并足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波普尔的批驳”；[9]同样，笔者这里也送国内学者一句话：千万别读朱学勤之类《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等著作，除非你读懂了真实的柏拉图、卢梭以及马克思，并足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之简单和片面性。
二、现代大学制度对学术取向的扭曲
一般地，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有思想的自由，有学术发表、交流的自由；显然，这个自由交流的关键舞台就是大学，这也是大学一直被视为是萌生社会正义、自由和发展的象牙塔的原因。所以，利奥塔尔指出，“大学需要履行的伟大职责是，‘展现全部知识，既展现原理，也展现基础’，因为‘没有思辩精神，就不存在科学’。在这里思辩是关于科学话语合法化的话语所具有的名称。学院是功能性的，大学是思辩性的”。[10]不幸的是，尽管高校学术的自由并非只是为了学者自身的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关涉社会和人类的福祉；但是，在现世生活中，那些当政者往往试图对学术加以引导和控制，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私利，这在高校行政化的当前社会中尤其明显。同时，尽管作为哲学王的学者也应该仅仅在象牙塔里为人类社会发现知识，但现代的教师和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功利了，以致不再愿意当为后世人类设立制度的哲学王，而妄图做直接管制国家的“武士”；究其原因在于，在没有彻底法理化以及公共领域很不完善的社会里，那些掌握权力的“武士”可以获得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11]
于是，这些“学人”不仅抛弃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理念，也为传统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沮丧；相反，积极通过对社会事物的参与以及借助媒体和社会舆论，一方面将学术与现实政治相结盟起来，另一方面也从中寻求许多切切实实的物质收益。事实上，也正因为当前那些“学人”的内心已为功利主义所填塞，从短视的结果来判断自己行为的价值，以致出现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话语；即使是“在所有民主国家里，尤其是在美国，（也）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显然，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知识日益重要、人们素质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那些发觉思想、传播知识的学者无疑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中枢；因此，正如哈耶克所说，“如果这是指知识分子用自己一时的具体想法影响决策的能力，以及当民众就某些问题进行投票，而他们所持的看法不同于群众的流行观点时，他们对投票施加影响的程度，那么以上观点当然不能算错。然而，若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时间，他们在那些国家所发挥的影响，大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形成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的”。[12]
也正是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学术也逐渐庸俗化和“实用”化了，短、平、快的学术获得了推崇和鼓励；结果，真正进行基础理论思考的学者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现实热点问题，热衷于传播一些“前沿”理论。同时，高等院校也越来越功利，不再是为了坚持理念的场所，而是为了社会的声誉和物质的回报；于是，那些基础理论性学科不断遭到缩编乃至取消，而那些时髦型的课程、专业不断出现，真正学术交流的氛围淡却了，为了排名的那些指标性论文却不断张贴。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离开了本职开始步入了政界、商界和新闻界，学校也以盛产社会“名流”和政府官员为荣；即使那些“名流”还占据讲席，也必然要挂着各式各样的行政头衔。事实上，学者与行政官员果然功能兼得吗？哈耶克指出，一旦某个学者当上了大学校长、负责某个基金组织的董事长或者成了主编，就失去了他的本色，不再是根据自己的特长，而是仅仅依据某些时髦的一般观念去判断一切问题。[13]显然，现在的高校确实已经俨然地与社会浑然一体了，成为为社会提供技工的制造工厂；学者也与社会大众一起呼吸、一起沉沦乃至最终走向“涅槃”，以致现在的学者本身已蜕变为“经济人”的典型。不过，社会暂时沉沦了并不非常要紧，但涉及到学术就成了大事，因为学术是要教导我们年轻人的，它涉及到未来几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正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学术已经与社会其他安排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而中国学术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和制度的问题；试想，这些社会问题不解决，中国如何能够出现真正的思想，如何能够有真正的学术发展！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长期以来笔者独自默默地从事文献的梳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理清自己的思路，不断清晰自己的认知。正如有学者劝诫笔者道：“现在的（经济）学界充斥的是工具主义者，他们竭力宣扬某种理论、观点乃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而所谓真正的价值主义者可谓罕见矣，而你太过于价值主义了，此你感觉痛苦之因也”；然而，笔者却似乎本性难改，决不简单而盲目地宣扬某一人或某一学派的学说，而希望尽此一生不断获取自身的认知，因而也甘愿坐等而为“学术”之边缘人矣，并只能继续“享受”命定的“痛”。事实上，正如科塞指出的，“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14]既然信奉这种理念，就必须为此而默守一生，纵然一生贫寒也可全然不顾矣。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叔本华终身过着孤独的著述生活，而基本上与大学和大学教师的职位绝了缘，因为他相信，“哲学的进步是在学院大墙之外造成的”，[15]而学校里有的是官方哲学和御用教授。究其原因在于，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而且，知识的生产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学院化，知识与常识之间的距离也就变得越来越远。
同时，正因为现代的学校已经高度组织化了，原本追求思辨的学者也已经变得越来越迟钝了；究其原因在于，正如古德纳所说，“学院化经常取消对主要社会危机的关注，把它转化为对令人困惑的难题的解决，转化为对‘技术的’兴趣。顺从的教授们也许会教授社会懦弱的高级课程，专家们则传播官僚们所需的狭隘技能”。[16]事实上，正是随着高校组织化的加强，形式主义和御用主义倾向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致如福柯所说，“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17]表现在经济学中，就形成了八股文式的主流研究范式：往往是套用某种成规的方法并用某种复杂的数学符号将肤浅的思想表示出来，而不是针对问题来寻找解决的方法。然而，就像蛙跳效应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以致“组织化的人已经失去了不从的能力，甚至尚未意识到他在顺从这一事实”；[18]正因如此，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了，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忙碌的“专家”。其实，而且，正如前面所说，知识分子本身是以追求学问为志业、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天职的人，他们考虑问题不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而是站在社会和公众的角度；但是，在学院化、组织化的学术背景下，局限于私人领域并追逐个人发财致富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确立了其主流地位，而古典时期那种对制度的批判精神就逐渐消逝了。[19]特别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更始蜕变成为维护既有制度或者对既有制度作注解的工具，甚至离开现实的关注而专注于无聊的文字游戏；正因如此，经济思想史上很多有才华的人都选择离开主流经济学界乃至经济学界，如帕雷托、维塞尔、凡勃伦、哈耶克、弗兰克、格拉诺福特等都是如此。
显然，正是基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这种恶劣学术环境，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如尼采等都选择离开大学，甚至离开了文人圈。例如，尽管尼采曾经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当希腊语言学教授常达7年之久，但他最根本的哲学思考是发生在他离开大学及其严肃的学者圈之后，在他看来，“在大学里，追求真理的任何激进生活都不可能”。[20]当然，在学术被严重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现代社会中，任何离开现存机构的人都注定要过非常困苦的生活；因为各级政府机构乃至民间组织似乎只重视组织之内的学术，甚至把理论研究也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当然，也正是这种学术控制，对真正学术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这一点国民党时期已经有了经验教训；徐复观写道，“国民党人开始似乎只信任在组织以内的学术文化工作，继则许多人凭藉组织之力以夺取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其结果，便是以组织代替了学术。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工作者，不断感到国民党对学术是一种干扰、压迫。真正读书的人，在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内，并不能出头。于是由抗战所形成的全国大团结良机，不久即演变为国民党和绝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对立”。[21]
三、学术风气与学术制度的共生性
上面分析表明，正是由于高校组织的僵化、政治化，导致了学术的庸俗化，并滋生了当前甚嚣尘上的功利主义氛围；其实，不少学术界人士都会认同上述分析，笔者在与他们的单独交流的过程中深深地感觉到这一点。也正是在这种组织化教育和研究体系中，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对主流经济学作系统的反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方面，“在这种文化中，自我知识的缺乏已经被系统化地制度化了。成为教授中的一员，或者成为其信徒中的一员，而不是反对成为这一成员，就是成为一个被扭曲的人。不论这种扭曲的驱动力是什么，它的禁令和歪曲都导致一种在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中没有公开承认的共谋关系”；[22]譬如，受主流经济学的熏陶的学者就会努力为当前这种状态寻找辩护的理由，认为既然存在总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这也是典型的西方自然主义的态度，即所谓的“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问题是，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强者与一个弱者相遇，强者能够理所当然地把弱者置于奴隶的地位吗？尽管如果没有其他的制衡力量，完全凭借力量，强者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社会现象往往是力量对比决定的，但这不一定是合理的，相反，绝大多数已经被异化了；然而，主流经济学却想当然地把既存制度视为外生的合理因素，并努力为其寻找合理的理由。
另一方面，除了缺乏真正知识分子的操守外，还在于僵化的组织产生了一个具有非常差劲的学识水平甚至是智商水平的学术群体；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唯一维护的就是传统和主流，哈耶克就曾经指出，“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小”。试问：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界却一股风地追慕西方主流，特别是那些所谓具有高智商的“海归”们更是如此，这难道不是他们实质愚顿的暴露么？确实，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人的支持，正是他们缺乏自身的学术理念，也不知如何去追求学术理念，因而只好接受一个现成的标准体系；但是，殊不知，这种群体性地对一种学派的接受只会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知识层次，并使得中国的经济学永无独立性。当然，也正如哈耶克指出的，“大多数人很少能够独立地思考；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无论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在任何社会里，思想的自由可能只对很少的人才有直接的意义”，“使思想获得生命的，是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试图对它加以控制，那我们只会阻碍它的发展，我们迟早一定会引起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23]因此，为了理论的真正发展，经济学界必须出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氛围，社会各界和政府也应该鼓励真正的学术讨论。
孟子曾指出，“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那些一味追求主流而不自我审视的人，就像那些一辈子在走却不认识路的人，仅仅是盲目的庸人俗客而已。然而，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制似乎正在刻意培养这些俗人，并且，庸人俗客在当前的学术界正如鱼得水；因此，学术的发展就在于当前学风改变，也就要求教育机制的变革。事实上，正如穆勒（1959，88）所说，个性的泯灭是社会僵化的根本因素，这对学术而言更是如此；因此，片面重视主流理论的组织化教育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因为“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变成连想也不想到歧异了”。近来，国内语言界一些学者也曾指出，如果废除当前英语的四、六级考试，那么外语教学就会迎来大解放，也就不会造成目前成绩和使用极不相称的情况；同样，如果经济学的教学能够突破目前主流经济学的框框，不再是为“制作paper”而教学，那么经济学的思想也将会突飞猛进。
当然，就个人而言，孟子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刻苦的求索才能有所认知。至于探索的方法，孔子强调，作学问需要拒绝四种倾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也就是说，不要凭空揣测、不要绝对肯定、不要拘泥固执、也不要惟我独是。而孟子则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作学问必须经过长期的探索，而不要存有先验的观点，也不要为书本所驱使，更不要为主流所左右。笔者也一再告诫周遭同仁和学子，搞学术必须有务实的精神，而不要尽搞那些华而不实的数理模型；当然，学者的务实和商人的务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学术上的务实不是指对功利的追求，而是要回归到学问的目的，要不惟上、不惟书、不惟权而踏踏实实地追求个人认知的增进。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真正的学问兴趣，塑造踏实的学术精神，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事实上，也只有发自内心的兴趣，才不会热衷于那些做给他人看的“学术”，才会静下心来花费大量的精力对传统的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反思，从而形成自己的认知。
四、简短结语
学术的发展贵在自由思想和交流，思想自由是学术良性发展的基础，而只有当一个人的思想不受外部束缚的制约时才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必须改变当前填鸭式的教育体制，而培养学者和学子自由思想和交流的风气。爱因斯坦就多次强调，教育是“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而不应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并且，“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的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特别是，传统教育体制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学子本身就具有盲从权威的倾向，因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培养勇于挑战的精神；而挑战精神源于人格力量的支撑，因而这首先要从培养独立的人格做起，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敢于怀疑、勇于挑战。由此可见，当前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模式尽管可以训练学生写出一些规范性的paper，但却不能提高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不能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不能提高他们的理论素养、学术理念、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道德修养，而后者本来应该成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教育的主要方面。
当然，在当前功利主义极其浓郁的情形下，只有那种决意“为往圣继绝学的”这种人，才能最大可能地不为世俗利益所牵制，从而能够静下心来追求真正的学问；而且，古今中外那些以追求真正学问为杲矢的学者往往都具有长期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他们甚至传承放弃常人的正常娱乐和消遣，而过一种较为沉闷、单调而简朴的生活。例如，哈耶克就指出，“一个大概仍然得到公认的事实是，最伟大的成就和灭亡皆来自自律者，他们一心追求自己选定的目标，而将大部分其他娱乐弃之一旁——牺牲许多人类的其他价值，不少伟大的科学家在弃一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皆不得不如此”。[24]因此，在当前知识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就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体制，改变高校的组织和运作结构，大学应该努力吸收那些对学术有真正兴趣而不实热衷于个人物质利益的人，并为更为自由的学风创造空间，不因观念的表达而遭受各种法律的、经济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制裁，从而真正使得大学成为人类思想传承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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