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三十年随笔）
我为什么始终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
文/汪华斌
‘身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就把革命烈士当成自己的榜样，再加上我又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沟里；所以思想一直相当单纯，除了‘努力学习’和‘为人民服务’外；竟然什么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故都不懂。上大学时，‘穿了三条裤子都能看到漆盖头’的我都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学习。‘学习’使我成为拥有知识的娇娇者，然而身逢‘改革’的我却是屡次‘改革’的利益缺损者；结果改革三十年中的我永远是改革利益的分母，从没有当过一次改革利益的分子。我为什么始终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我自己当然也是屡屡想不通；因为我按照党的原则和知识的真理去做，从不附和领导与权势。最近在国内外朋友的帮助总结下，我才知道自己在改革中屡屡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我依然把‘改革’看成是为‘公’的目标，结果屡次改革不为‘私’的我；自然总在改革中吃亏。
我是在改革时参加工作和真正走上社会的，所以吃苦耐劳是我的一贯品质；因而赢得了上下的好评，自然对我也就特别重视。当时的改革开放刚开始，领导们就要我拿改革方案；我也没有谦虚，硬是自己把改革方案拿出来了。没有人敢说我的改革方案不好，但私下里却对我找碴的不少。原来我们的改革方案是从精简机构开始，使机关人浮于事的现状得到改善；谁知这侵犯的是权力者的利益。机关干部有谁不是关系，又有谁不是权力者；结果领导公布我的改革方案，实际是把我置于公众的矛盾中。在这样内外交困中，我被从机关直接调到职工学校闲置起来了。
我在职工学校闲置了几年，正赶上我国重视产品质量的年代；因为产品质量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搞上去的，我一个质量管理的高才生闲置肯定还是有人为我说话；结果我一下子就直接到了工序控制工程师岗位。我没有辜负为我说话人的期望，二年时间我的工序控制成效就全国闻名；所以风光的是领导，而我依然在埋头工作。然而这时我又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使我在创质量管理奖上又与领导拉开了差距。
原来是我们的工序控制出名了，领导就想顺便创质量管理奖；本来这应该是不矛盾的，但形式主义的‘创奖’却使我对它反感。由于‘创奖’是形式主义为主，而工序控制又是一个实际工作；结果在很多场合我与领导的矛盾爆发了，我再一次被贬到了职工学校。
质量管理奖完了，ISO9000开始了；于是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再次有领导想到了我；我又开始从事ISO9000的咨询了。我依然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把ISO9000这个国外专利变成了通俗易懂的趣味读物；结果到处请我讲课，当然我也就请示领导同行；我讲课，领导做指示；这倒也相安无事。问题出在讲课的单位全部要给讲课费，我不要；自然领导也不好要。久而久之，领导就把讲课与指示全部自己承包了；这样拿讲课费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我竟然还在民主生活会上给领导提意见，结果领导毫不留情地把我调出了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去清高好了。
到了基层，正赶上一个二亿元的项目追加到五个亿；别人都没有意见，只有我要组织项目审计；结果项目审计还没有开始，我就被强制性调到一个实验室工作。
在屡屡失败的困惑中，我在实验室也消沉了；对领导的吃喝玩乐我也不再发表意见了，一心只管做自己的学问。谁知这领导也特小心眼，竟然还要处处盯着我；我一气之下，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把领导私拿回扣的事向上反映了。这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竟然因为领导的领导出面说‘回扣’进了单位的小金库而销案了；而我却被领导强制性的下岗了。
在国有企业屡屡失败的我，竟然被某知名民营企业看中；当时说是‘看中我的企业管理能力’。可当我真心诚意的开展企业管理的时候，企业主却要我用点子从国有企业或国家得到好处；而且是多多益善。有时花几十万元的接待费，就是为了结识某高级领导；这样的企业管理自然也不是我的专长，我却在这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中而离开了。
由于从杂志上知道了台湾企业管理的先进，我应聘到了台资企业；在这里我以为能得到企业管理的创新，谁知却是企业管理的倒退。原来台湾人看中的只是大陆的政策与廉价劳动力，就这样他们还把‘偷漏税’作为企业管理的目标。于是我再一次不适应了，只好灰心丧气地出国去了。
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屡屡失败，难道真的是我的世界观有问题吗；因为我总把改革当成是为社会增加财富，而没有想到如何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如果我想到少数人先富起来，我会与领导过不去吗；因为领导是天生的少数人，他们不富谁富。至于我们民营企业和台资企业，他们同样不是大陆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同样是大陆的淘金者。正因为如此，我的企业管理理念错了；因为‘管理不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关系和权力’；只有适应社会关系和权力的人，社会财富才可能往你这里聚集。而我一个拥有企业管理‘真才实学’的人，却如同孔乙己；不仅没有实际用处，反而处处招人嫌。
改革三十年，别人是发财致富史；而我却是一步一步的辛酸史。然而不管是什么史，这却是我改革三十年真实的脚印史；供感兴趣的人去研究与探索，使我们的改革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的利益缺损者；而使大多数人真正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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