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人性深处的诗情——梅洁《大江北去》的意涵与表达


      要:《大江北去》是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梅洁的又一长篇报告文学力作,也是2007年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亮点之一。从女儿般忧伤的江湾走来,梅洁怀着“无法告别”的故园之恋,以史诗手笔审视了北中国严峻的水资源危机,全景式地表现了鄂西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调水工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深情讴歌了调水源头人民强劲的韧性和卓越的创造,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

    关键词:报告文学;《大江北去》;童年记忆;故乡情结;文化况味;文学表达

梅洁报告文学新作《大江北去》由十月文艺出版社重力推出。作品以诚挚的文化关切、浓郁的故乡情结和超拔的史诗手笔,叙写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构思到动工的基本过程,重点描写了调水源头——鄂西北人民为这一跨世纪超大型工程所付出的理解、牺牲与奉献,真切而感人地报告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北中国严峻的缺水形势及丹江口、郧县、淅川等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蓄水与调水工程中所承受的巨大磨难,热情讴歌了十堰人民为支持国家建设所表现出的韧性、耐力及面向未来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全景性质、历史况味、文化底蕴、人性深度和崇高品格。

童年记忆:从女儿般忧伤的江湾走来

童年记忆及不期而遇的少年经历是梅洁报告文学创作的初始心理学依据,也是其故乡情结的逻辑出发点。故乡山水与父亲的坚强、母亲的隐忍一道,共同约定了梅洁朴实、坦诚、善良、敏感的行为方式和创作个性。可以认为,童年记忆使梅洁对人世间的一切丑恶与痛苦、善良与快乐都十分敏感,故而每每生出悲天悯人的悲悯情怀和发自肺腑的感恩心理,以至于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都容易让她流泪。正如作者所说,“从女儿般忧伤的江湾里走出来,我对世界一片同情。”[1](P3)

梅洁出生在山清水秀、底蕴厚重的郧阳古城,伴随着真与美、善与想象在河边长大。梅洁注意到了这种成长经验与日后精神建构间的潜在关联——“我曾在这座古老的城池里从呀呀学语长到了15岁。我始终认为,人在童年、少年的经历最终会铸成一个人生命的底色和质地;我更坚信,人在童年、少年走过的故乡才是他流浪的人生中永远的故乡。仅此,我对上苍赋予我的诞生充满感激,因为她使我15岁之后的离别最终成为我一生的找寻,她让我对故乡的牵念始终与我流浪的精神伴随,她更让博大的幸福与苦难在我生命中不断轮回。由此,她使我发现了隐忍、坚贞和同情心的力量,以及在困苦中对于善与美的注视与体恤”。[1](P103)

如果我们把梅洁的童年比喻为一块画布,那么,这上面多半只是黑白二色;假若有人将这位汉江女儿有关人世间的初始记忆看作一首童谣,那么,快乐和孤独同是它的旋律。在梅洁的童年记忆里,除父母的疼爱和乡亲的呵护外,还有两大快乐的启蒙仪式。一是纤夫的脚印。他们“嗨哟”着沿河滩匍匐而来,身体蜷缩在阳光下,隆起的脊背在小女孩忧郁的目光中漆黑发亮,这时,看热闹的孩子们会踩着纤夫们深深的大脚窝沿河前行。“许多年我都在想,一个女人日后与那条河的恋情以及她一生的艰辛与梦想,兴许从那时起,就蕴含在她脚趾上闪闪发光的沙粒里,抑或是河滩上小脚丫追随大脚丫的寓言般的追随里了。”[1](P2)二是端午节。“农历的五月有一个盛大的祭典在江边举行,那是一个节日。节日里,我们胸前挂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好看的丝线香包,香包里装着清香的艾草,耳根涂抹着掺了雄黄药的酒液,然后牵拉着母亲的衣襟,到江边参加祭典。母亲说,江水下边有一个好人”。[1](P2) 童年的梅洁虽然听不懂母亲的话,但她却为父亲在泅渡比赛中第一个到达江对岸而欢呼雀跃。

然而,命运还是无情地捉弄了这个朴实而善良的汉江女儿。15岁那年,受父亲政治遭遇的牵连,梅洁被迫离开郧县到襄阳读书避难。此后数十年,故乡的大河有如父母迷蒙的泪光,始终深深地灼痛着她的乡恋。

记得英国人杨格曾经说过,写作不但是一种高尚的文娱活动,而且是一个幽静的避难所,它改进作家的才能,增加他们的宁静,在烦乱的世界中为他们开启一扇后门,使之有可能通向一座长满道德与智慧花果的芳草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快乐可能是幸福的表征,痛苦则不失为创作的源泉。既然汉江把快乐和痛苦一道托付给了年幼的梅洁,长大后的梅洁也就没有理由拒绝美丽而忧伤的江湾的馈赠。父亲的苦难,个人的出逃,亲人的别离,都过早地压在这副稚嫩的肩膀上,使她尚未足够品尝到父爱和亲情就担当起人生的忧伤和社会的悲戚,并开始“用一颗孩童的心体验着破碎、孤独、死亡和‘灭顶之灾’”。这种心绪一直延伸到她的父亲平反、亲人离世和撰写《大江北去》的岁月。作者自己说得好,“如果那条天长地久的大江没有负载了又水葬了我的亲人,如果我的童年在那条江边没有把人世的悲欢离合体验完毕,我就不会如此惦念那条大江;如果我的目光总是充满惊惧,如果我的心灵永远被苦痛蹂躏,我就不会如此感伤那条大江;如果漫长的受难最终没有复生、复生之后没有突然地离去,我也不会如此眷恋那条大江。”[1](P2)

故园之恋:悲悯和企盼同样圣洁

少年出走以及此后的塞外旅居和两次回归,促成并强化了梅洁深深的故乡之恋,培育了她对故乡崇高的悲悯情怀和圣洁的未来企盼。“从郧阳到襄阳,从襄阳到北京,从北京到塞外大漠,在我越走越远的路上,‘乡愁’便成为我前行中再也无法拆迁的房屋。我因离别而失去了故乡,我又因离别而永远拥有了故乡”。[1](P63)

《大江北去》对于故乡人民巨大牺牲的悲悯和对于美好明天的企盼都是真诚、明确和富有深度的。作者在“后记”中这样阐释她的创作目的——作品想努力呈现的是,调水源头人民在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中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和大痛、大义,以及那条流淌了亿万年的汉水伟大的涅槃和另一种永恒。

1991年金秋,离乡31年之久的梅洁回到这块让她欢喜让她忧的故土,“发现并了解到这方土地上的百姓所作出的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艰难困苦。这种发现和了解,使我对故乡人在这块土地上的受难,有了切肤的认识,有了自觉的理性的审视。”[1](P411) 很快,她把故乡的受难以及关于这受难的理性审视写进了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进入新世纪,梅洁的故园之恋更趋博大深沉。正因为如此,她强忍丈夫离世和头疼欲裂的双重打击,于2005年清明节后毅然踏上南行的旅程,沿着汉水、丹江走了一百天——“一百天里故乡敞开父兄般的胸怀,以崇高的礼仪再次迎接了从远方归来的游子”;“一百天里库区人民以诚挚的情感和高度的信任,善待了一个虔敬的踏访者”;“一百天里我明白了汉水无法逃遁的命运,我更加清楚故乡人生命里的不能承受之重”。[1](P413) 经过艰苦的采访和含泪的写作,她又一次将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北去》奉献给包括故土乡亲在内的千万读者。在这部以如椽巨笔创作出来的全景性报告文学作品中,悲悯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基调,“牺牲”与“奉献”显然是该基调的两大核心音符。

阅读中我们发现,梅洁的这种充满悲悯意味的乡情乡恋乡愁几乎无处不在。在北京采访的日子里,作者到西四环桥边散步,一帧题为“南水北调,精心施工”的条幅让她怦然心动,她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然而,眼前是车轮滚滚、人流滔滔,每个人都在紧张地奔向自己的目的地。于是,我独自站在栅栏外呆想:在这个千万人的大都市里,有多少人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地底下正在安静而紧张地进行的工程?有多少人知道南水北调真正的含义?有多少人知道调水源头在哪里?又有多少人会为不久就要喝上三千里迢迢北上的汉江水而感动?”

我想着想着,就有些失落有些黯然神伤,因为我想到在我的故乡、在调水源头,从政府到百姓,从城市到乡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机关、厂矿、学校,也无论大街小巷、酒楼、饭庄,都在发出同一个声音:“保证一江清水送北京!”这句话箴言般在故乡的山山岭岭中传诵。故乡人为着江水的北送在日夜工作着,操劳着,忙碌着,也欣喜着,尽管他们面临着太多的艰难和困苦,尽管他们已经和就要再度扶老携幼远离家园。……当他们含泪亲自拆掉自家的房屋远迁时总是对我说:“以后你在北京喝上老家的水时,给我们捎个信儿……”又说,“水流到北京时,你站那儿拍个照片给我们寄回来……”[1](P28-29)

故园似水,亲人有泪,乡恋如血。梅洁就是这样,走到哪里,就把郧山汉水背负到哪里,无从停歇,更无法放下。或许,这也是她今生注定的宿命!

故园的艰难困苦让她寝食难安,乡亲的奋发图强令她备受鼓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梅洁。在正视故乡苦难、牺牲和奉献的同时,《大江北去》为调水源头干部群众创造新生活的热情所感动,并为可以预期的美好生活振臂欢呼。让她欣慰的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给鄂西北人民带来四大机遇:一是该工程将对十堰城市定位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影响,二是该工程有利于鄂西北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优化组合与重新布局,三是生态经济可望借此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四是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可为世界了解十堰、十堰走向世界起到重要的推介作用。作品希望并确信,地处秦巴经济走廊中心的十堰人民已经从四大机遇中看到了他们壮丽的未来,并为此而信心百倍地工作着、奋斗着。

由此可见,故乡塑造了梅洁善良而敏感的童年,长大后的梅洁又把被人世沧桑反复洗礼过的更其深博沉郁的悲悯之心加倍地反馈给了既赋予她聪慧又带给她疼痛的故乡。高度典型化和诗意化的“大江”意象便是这种剪不断的“乡恋”的最佳载体——“当我把伤逝、哀怨、孤独和向往,困惑不安的心灵,凝聚已久的渴望与梦想,人生艰窘的体验和尴尬,以及对生命与美的虔诚和膜拜,用文学的方式带给这个世界时,我发现,在我精神的故园里,始终流淌着故乡那条魅力非凡、母性般宁静而美丽的大江!”[1](P3) 从这个意义上说,梅洁的《大江北去》再次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功能。换言之,她以自己的写作智慧成功地将纯洁的童年之忆和炽烈的赤子之心诗意地融入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潮响之中了。由此,她实现了为人民写作的的崇高使命。

文化况味:历史诘问与价值追寻

梅洁的激情叙事为学界公认,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于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价值追寻。恰恰相反,她的作品因不倦的历史反思和高尚的价值追寻而体现出厚重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况味。“忏悔的泪水能流成江河吗”如此,“回眸如歌如泣的岁月”、“仰望如碑如铭的江岸”如此,“汉水将完成一个大写的人”也是如此。惟其如此,南水北调才显得必要,故乡的奉献才有非凡的意义,《大江北去》的写作才闪射着逼人的文化光辉。

作者多次强调,“我是一个看重‘价值意义’的劳动者,对于意义的追寻和理解总是困扰着我。我所要写的和所要做的对于社会、自然、历史、他人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不断诘问自己的同时就有了一种担心,那就是如果没有某种程度对于我现在的写作意义的解释和阐发,我就无法和我的读者沟通,我们之间的交流纽带就随之中断。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决定了理解和相互理解,包括对于世界,对于历史、文化和人的理解,而理解的传导应该是对意义信息的有效释义。这便是我为什么要把当今人类面临的水困境尽可能多地进行着量化或非量化的叙述。我知道,我在企望寻求一种叙事的‘微言大义’,我更企望在这种寻求中把我后面要叙述的鄂西北人与汉水、汉水与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与南水北调之间发生的事情,赋予一种意义的光辉。”[1](P59) 这实际上涉及到报告文体的文化放大功能,因为“报告文学所特有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以及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社会影响力,使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样式,就其显著的社会功能而言,报告文学堪称‘大于文学的文学’。”[2]

基于这种理解,《大江北去》不惜笔墨,对孔子和屈原的沧浪之游、唐太宗三子李泰贬谪郧阳并葬于马檀山、距今100万年的梅铺猿人化石、郧县南猿头骨化石、青龙山龙蛋混生化石群、青龙泉文化遗址、龙城遗址、淅川春秋古墓葬群等进行了清晰的文化厘定,行文中饱含民族自豪感和清醒的文物搭救意识。作品指出,从丹江口水库至北京,长达1277公里的干渠,再加上天津干渠155公里,号称三千里、百米宽的一条人工长河,自古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厚积的地区,而调水工程将淹没或涉及到的文物遗址多达930多处!她不禁忧虑——“南水北调工程,你究竟能担负起多少抢救中华古文明的责任?”

作品重点考察了武当山及由此而来的武当文化。梅洁认为,“72“36、“24涧”并不意味着武当山只有这么多峰、岩和涧溪,它寄托着古人希望借此数字祈求天地交泰、天人合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愿望,表达了先哲们希望太和即宇宙万物普遍和谐的理想。难怪世界遗产委员会如此评价:“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1](P150-151)

梅洁还特别以火样的激情和诗化的文字反复吟唱着她心目中的母亲河——汉水抑或“大江”,那分明是奔流不息的鲜活的图腾。“汉水,从秦岭深处的嶓冢山流出,在嶓冢山那个神秘的洞口,有一尊硕大的石头,初始上路的汉水从洞里流出,从石底穿过,然后开始她漫长的跋涉。在离巨石不远处,有一株千年寿龄的丹桂树,树冠如云如盖,花香如云如雾。站在汉水的源头,你无法不去冥想:美丽的汉水不论她从什么神秘的地方流来,她一入世便被这亿万年缄默的石头砥砺了;她一上路,就被那株千年的丹桂阴柔了!日后,她那不屈不挠、大跌大宕的穿越,以及刚柔相济、至情至爱的给予,还有她对命运中大悲大喜、大苦大难的担当,其实,在她入世的那个瞬间,已经被那尊硕大的石头和那株美丽的丹桂给诠释了!”[1](P266-267)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一味地歌颂历史的辉煌,而是将批判的锋芒不时指向生活的负面。她对于北京、天津、河北水资源的审视性考察具有沉重的沧桑感。历史上的北京曾是“河湖纵横,清泉四溢,湿地遍布,禽鸟翔飞”的风水宝地,永定河、潮白河、北海、中南海、什刹海、昆明湖、团城湖、太平湖等湿漉漉水灵灵的名字足资证明。可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就开始遭受干旱的袭击。1981年夏季,北京蒙受有史以来第一次沉重的缺水打击,全城90%以上的地区水压不足,350多家企业被限制用水,其中大部分工厂被迫停产,医院急诊室、手术室只得从楼下向楼上提水。此后,水资源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首都。海河原本水量充足,但后来水少了。1981416日,海河水位下降到-0.48米,再继续下降2厘米,全市供水即将全部断绝,被迫引用水上公园湖水救急,天津缺水已到危急关头!为此,19722004年间,国家9次急调黄河水解救天津。河北也一样,自1997年以来,已持续干旱9年,现在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每年春季七八次沙尘暴在华北上空降临,如黄色邪魔般压境,遮天蔽日,天昏地暗,石家庄成为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之一。

作者还转述淅川县委1961204号文件中的有关数据,批评当年移民工作中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丑行。因为缺乏经验和管理混乱,致使有的移民病死、饿死,有的坐牢,有的被逼疯,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真可谓“牺牲了第一代人,苦了第二代人,连累了第三代人”。面对上述别样的“牺牲”,作者痛心疾首,挥泪祭之。

无论是辉煌的回眸还是悲怆的祭奠,其中的况味足堪当世读者深长思之。

诗意品格:源自人性深处的文学表达

近年来,评论界对报告文学时有诟病,“日薄西山”、“恐龙已死”之论时有所闻。一方面,人们对报告文体尚存误解;另一方面,报告文学的功利主义、广告倾向、材料堆砌也是毋庸回避的内伤。这意味着,重申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已成当务之急。

正是出于这种纠偏拨正的考虑,梅洁在滚烫的现实和优美的言说之间备受煎熬。好在生动的故乡场景与她一贯的艺术诉求达成了默契,冲突之后的和谐赋予人性表达以超常的深度和创新的魅力。在论及她的创作追求时,梅洁坦言:“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这是一个长达50年的历史长廊,这里包含了太多的命运,太繁复的事件,太漫长的记忆。在这个长廊里交融着太多历史的悲与喜、成与败、生存的抉择与悖逆,还有现实的贫困与发展、资源与环境、生态与保护等等。我常常处在无从把握和难以担当的叙说中。我不知怎样去讴歌,也不知怎样去质疑。但我必须要保证我文字的全部真实而不能有任何的虚妄,我必须对历史负责,对那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体负责,对那片神圣的土地和河流负责,对自己的心灵和情感负责。任何粗制滥造、偷巧、浮躁都会前功尽弃。”[1](P416)每当想到这里,作者就仿佛听到了遥远、清澈的汉水在心中静静地流淌。于是,2004年立项到2006年底作品定稿,历时数年,可谓三年磨一剑。

《大江北去》的人性深度突出表现在,作者“真切地希望,2010年,当清澈的汉水给干渴的中原、华北和京津大地带来一片滋润时,当人们欣喜地端起从遥远的鄂西北流来的一杯幽蓝时,不要忘记为此而两度奉献了家园和土地的库区人民,不要忘记他们几代人在半个世纪里经受的磨难和牺牲”。这种人性深度是通过富有创造意趣的艺术表现来完成的。

其一是自洽的文本结构。《大江北去》全书五卷,前有“引言”,尾附“后记”,具有结构上的完形感。就主体部分来看,卷一重点表现北中国日渐严重的水危机,是“大江北去”的书写支点,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卷二、卷三酣畅淋漓地颂扬了调水源头人民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堪称美丽的悲怆;卷四、卷五热情展望了库区人民的奋起与梦想,体现了前瞻眼光和建设意愿。

其次是本色的叙事风格。诗人和散文家出身的梅洁,其报告文学写作同样显示出高超的表达智慧和奔放的艺术格调,《大江北去》自不例外。在长达40余万言的叙说中,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未来、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微观、数字与描述、记人与说理、朴实与绚丽、热烈与冷峻、优美与崇高相互融汇,显示出强劲的语言张力。

其三是自便的表现手法。作品不仅启用了宏观视野中的对比手法和穿插技巧,而且将叙述、描写、抒情、议论有机结合,并且尽可能地调动了比喻、拟人、借代、排比、反复等诸种辞格,力求阅读吸引力、社会震撼力的最大化。以排比手法为例,这段文字就颇具艺术造势力量:“我总对我的朋友说,到武当山读南朝名道陶弘景的《玉匮记》吧,到武当山读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吧,到武当山读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吧,到武当山读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吧,或是到这座神山读神秘的《易经》,读老子、庄子,读‘道法自然’,读‘天人合一’……也许你在别处读不懂,或不大感兴趣,但你到武当山一读即懂。山水与史话、与传说、与典籍在顷刻间便会化为一体,你会突然混沌起来,不知书是山,还是山就是书!”[1](P148)

其四是复合型文体特征。通读全文,我们不难获取这样的印象,《大江北去》不拘成法,随水赋形,以人行文,将历史文献、散文随笔、报纸新闻、人物访谈、回忆录、日记、序跋、摄影图片等要素合构成篇,给人以庭院深深、纵横捭阖的阅读快感和审美享受。

其五是精到的气氛渲染。198310月,为了保护江汉平原和大武汉,丹江口水库超水位蓄水。4日夜,郧县柳陂防洪大堤遇险。作品写道:“天黑下来了,雨瓢泼似地浇着大地,雷电在树梢上滚动。……随着一个划破天穹的闪电,人们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面: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密密麻麻地攒动着千万只蛇头和鼠头,它们都大张着嘴,发出瘆人的吱吱声。”与此同时——

几千名逃难群众长衣短裤、光头赤脚、神情痴呆而沮丧,他们全都保持着昨晚逃难时的模样,两手空空地站在岸边的泥泞里和山顶的秋风里,面对着沉沦的家园和土地无声地抽泣着,慢慢地,哭声宏大起来,最后,他们终于一起放声大哭,哭声汇成一条嚎啕的堤岸,汹涌着向混浊的江面扑去。在他们身边和水中的每一棵木梓树上,都骨愣愣地爬满蛇和老鼠,它们紧紧贴在一起。这对天敌此时已顾不上相互残害,它们被滔天的黄水和巨大的哭声震憾了,一双双小眼睛里充满了对自然界博大淫威的惊恐与绝望。[1](P213)

如此描写,既渲染出堤毁人逃的现场气氛,又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紧张感。

其六是隽永的意境营造。“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要通过作品所描述的艺术境界展现无限的深意,给人以启发,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把作者的想象与读者的想象融会交织在一起,使作品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3] 梅洁通过对汉水、武当一往情深的礼赞,使《大江北去》具有了浓烈的诗情画意。在故乡采访时,作者收到陈家麟赠送的反映家乡古今变迁的影集。“当我们兄妹一页页抚摸着陈家麟先生用黑白相纸挽留下的老街、老屋、老井、老船、老油坊、老码头……时,我们在刹那间回到了童年!我们是从那条老街、那座老屋和那个码头开始了告别,开始了一生的命运找寻。此刻,时光如同慈爱的母亲,轻轻地坐了下来,怜爱地抚摸着我们心灵中最柔软最深情的部分。”[1](P129) 此种感兴,情景互惠,意韵悠长。

应该说,《大江北去》叙述和结构并非没有缺陷,但那些缺陷早已消弭在即将向北行走的浩浩大江的轰鸣中了。

 

【参考文献】

[1] 梅洁.大江北去[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 参见龚举善,秦韶峰.报告文学理论探赜的刚性引领[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5).

[3] 王作昌.试论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J].辽宁大学学报,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