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 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房忆萝著，现代出版社2008 年7 月版。
（一）闲话
我喜欢读小说，但我极其厌恶写对小说的书评文字。按理说，书评者对小说的解读尺度要远远宽松于社会、经济、政治类图书，但是我们所能通过传统的纸媒渠道以及新兴的网络平台读到的小说，绝大多数是脱离现实的，或者仅仅是生活优越的文化闲人强说愁的产物，包括新近流行的《浮沉》、《杜拉拉升职记》。如果小说仅仅是写作者自怨自艾、孤芳自赏的承载品，莫说去感动这个时代以及广大的读者，恐怕连印刷的纸张都对不住。新近又有关于80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如何承载历史的争论，这脱离了事物本身讨论的价值命题，新生代作家偏好于空想、玄幻、架空、魔法题材固然算得上一种误区（表现为作者无力面对现实而选择离奇幻想的倾向），而那些被体制豢养的文字制造机器以为承载了历史，但历史意义的体现必然是基于现实价值批判的，如果不能找准时代最敏感最广阔的变迁现实，强调历史传承就变成一种很无耻的学阀德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珠三角事实上形成了“世界工厂”，去年下半段以来，在这片密集制造企业和城中村出租屋的地方，罕见的遇到了危机。也是从去年开始，在我参与的时评、财经评论讨论中，我一直强调为企业减轻政府不当规制、减免过高税负的必要性。就目前而言，帮助企业，特别要帮助中小企业，这似乎已成官学产各界谈论度过危机的一种价值共识。东莞官方领导人如今矢口否认“赶厂赶人”，这脸变得不免太快，我们谁都没忘记半年前他们口中大喊着的“华丽转身”、“壮士断腕”。
政府帮助企业是应该的，那么谁去关心和帮助普通人特别是广大外来劳动者呢？今年以来，广深莞陆续出台了民生扶持政策，尽管利好大多数落到了户籍人口的头上，但也算甘露遍洒，理论上已没有将外来人口排除在政府帮扶的范畴内。今年7 月份短暂回川探亲时，好多乡亲看到电视上关注民生方面频频动作的珠三角，着实羡慕。
有朋友说，在当前企业生存极其艰难的时分，去讨论天涯论坛曾经毙掉的《东莞打工妹生存现状》长篇连载帖子、去回顾那一段充斥着中国版“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草根血泪史，似乎不太合适。我理解他有这样的考虑，但绝不赞同。东莞作为珠三角、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典型缩影，尽管给外来劳工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新莞人”，尽管今天能有民生回馈（这些均属并不过正的矫枉），但并不能掩盖在产业集群、产业链、地方经济圈形成过程中对外来劳工剩余价值的无情榨取。历史老人无情而公正，美国白人今天在黑人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面前带有强烈的负罪感，并不得不以补偿机制进行“赎罪”。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如果珠三角这片土地上的既得利益者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很难长久保持既有建设成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而且市场秩序注定要让你吃进去的全部吐出来。
事实上，东莞以及珠三角其他地方，如今竭力要留住的台资港资企业，过去几十年里，外来打工仔、打工妹在那些企业中牺牲人格、合法收入、健康、贞操甚至生命。今年春节前雪灾导致铁路运输受阻，大批急切返乡的外来劳工拥堵广州火车站，一名十七岁的湖北少女因拥挤踩踏死亡，这自然是不幸的，但倘若放在历史周期内考量，她甚至是幸运的，在她之前，有多少打工仔打工妹命陨南粤？这其中又有几人的死得到过重视？
再次提到媒体、文学。在过去长期时间里，对那些思维僵化的官办机构来说，自然在歌颂工厂林立产值飞跃国强民富的神话，中国制造终于铺满全球外汇储备已然全球第一，中华几千年之未有，如果不五体投地的佩服，简直就有些居心不良。而自承自由主义传统和人文关爱的体制外文人和市场化媒体，虽然承认苦难的事实存在，但以“他者”怜悯、教化的视角切入，陷入了对打工群体脸谱化的描述，以代理人、拯救者自居。他们借以表达苦难情绪的一些艺术、文学、新闻作品，只不过是大老板目前的一种性格“小辣椒”，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卖钱。
而在这背后，真正在或顺风顺水或惨淡经营的珠三角工业环境下生活的外来群体，他们、她们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其中一些人会偶然成为媒体议程设置的被动参与者，但是却没有机会去抗衡或者争取什么，甚至连表达的权利都没有。怎么会没有表达的权利？我想肯定会有人这么说，全年无休的上班，白班或夜班12 个小时的劳作，除了睡觉，谁有精力和闲心去表达？不要跟我谈所谓市场自由选择的伪命题，劳动力要素的本来价值是被充分扭曲和低估的。
（二）正题
房忆萝所著这本《我是一朵飘零的花-- 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原先是天涯论坛一篇长篇连载的帖子，后来因为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见踪影，现在得以通过审查正式与读者见面，也算是一件值得赞叹的事情（我发誓，我这里绝没有反讽的意思）。
故事的线条很简单，主人公“杨海燕”是四川中部某县人，出自农村，在她19 岁高中毕业考取某名牌大学之际，在外地煤矿打工的父亲遭遇矿难离世。为了给妈妈和弟弟提供生活支持，杨海燕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和同村好友丽娟南下东莞打工。在出发之际，她抱有美好的梦想，并且希望在东莞找出据说藏身于斯的父亲生前煤矿的黑心老板，讨个公道。海燕很悲伤，“但这悲伤并不是因为无法上大学。尽管那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如果早知道爸爸会死，我宁愿小学都不要上。如果我不上这该死的学，我就会早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爸爸也许就不会出去挖煤了。”
在广州火车站，正如《南方周末》多年前报道的，海燕和丽娟遭遇了“黑公话”、“甩客大巴”，身上的钱差点没被骗光（在书的末尾，海燕还将在流花地区遇到“黑旅馆”）。好不容易达到东莞，他们投靠丽娟的男友陈刚，后者在东莞某厂做到了小工头。这两个初出家门、顽固恪守家庭学校电视等渠道灌输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女孩，开始了噩梦一样的打工生涯。
她们寄身的出租屋简陋、脏乱，村里的治安队还不时来查各项证件——当然抓住了就是罚款，这种查证的方式后来被陈刚、丽娟被人抢去一万元而警方破获不能的结果所证明，根本无助于加强治安管理。慢慢的，两个女孩子被迫放弃矜持，事实证明，她们放弃的还不够，在一个可以将礼义廉耻完全兑换成商品交易内容的地方和时代，就像海燕后来感悟出的，她们这样的打工妹似乎本来就不该有任何自尊以及人格的考虑，抓紧时间找一个港商或者台商，靠青春贩卖最大化的代价获取财富，竟然成为最优的选择。港商？台商？本来是台湾地区或香港特区破落户、小商人、小地主的他们，充分在东莞及其周边演出了人性丑恶的所有面目。
来自内地而初到广东，肯定会因严密苛刻的初级工业秩序而感到痛苦。严重超时的上班，然后是加班，然后还是加班，海燕们感到痛苦，但更有打工资历的姐妹告诉她，慢慢的就会习惯，而且为了挣钱，打工者会慢慢的积极争取加班机会，哪怕不睡觉也行。说这番话的那个女子，同在一厂做工的丈夫被厂里那台从台湾运来早已超出安全生产期限的注塑机绞去了手臂，本来关于家庭生活和职业前景的所有设想全部破灭，工人们自然是没有劳动合同和工伤保险的，台湾老板只愿支付医疗费中的少数而不赔偿，这就是“积极向上”的一种代价。
除了加班的煎熬，劳动环境也是大问题，劳动防护似成痴人说梦，高中毕业、爱较真的海燕处处成为企业管理者、工友以及同乡的笑柄。同为外来务工者、担当工厂保安的杨某，因为追求海燕而不可得，为了谋得进入工厂所在村治安队的美差（至于为什么治安队的工作是美差，不清楚的博友可向有过东莞务工经历的朋友咨询，我有老乡曾激愤的说，除了“夜夜做新郎”或难以谋得之外，其他欺男霸女的“好处”都可安享），将海燕作为礼物送给现任治安员的战友。当然，小说才写至中段，海燕逃离了圈套，也很快因此被厂里扫地出门。接下来，海燕遭遇了“黑职介”。所幸凭借丽娟的关系，她进了一家大厂工作。大厂意味着有相对复杂的中间管理层，一群脱离了奴隶地位而担当管制帮手的人最善于管理一线打工者，海燕被卷入人事纷争，并因此被迫辞职，后来在一家新闻媒体的“专题部”做广告、软文、特刊一类的业务工作，凭借靓丽长相而近乎“色诱”的手段赚得一点点也无费后，在小说的末尾，她返回了四川的老家。
毫无疑问，海燕的私生活是严谨的，看起来可笑的是因为她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所以男朋友的选择底线被定为本科毕业、工厂内技术或管理工作。沈洲就这样走入了她的生活，夺走了她的初夜，将她作为泄欲工具，并且这家伙在家乡还有一位做公路收费站在编职员的女友。家乡女友来东莞探望沈洲，后者竟然要求海燕陪同逛街购物，并且最后偷偷溜走。依据我自己一部分老乡、朋友的描述，小说中沈洲这样的人物角色正大量分布于珠三角制造企业内，他们构成玩弄打工妹并骗取钱财的一个最底层，在他们之上，陆干、台干、港商、台商，哪一群人没干过类似的事，所谓的打工者夜生活就是荒唐而令人愕然的如此存在。
丽娟同样洁身自好，她与陈刚的爱情纯真，尽管生活贫瘠。工厂老板要为智障儿子选妻以承传香火，年轻貌美、有爱心的丽娟被看中了。她坚决反对并抗拒，但是老板找到了她在四川的母亲、兄长，靠数十万的赏金赢取了丽娟家人的赞成，丽娟的母亲甚至以死逼迫女儿抛弃陈刚嫁人。作为读者，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指责小说中的那位老人家，丽娟说，她不能让她几个兄长的孩子走她的老路，问题是，四川、重庆等地着意将农民土地集约上市然后“制造”大量失去土地而被迫进入城市的务工劳动力，丽娟们的这个期望今后很可能也实现不了。
鲁迅曾追问，娜拉出走之后会如何？同样，海燕们回到家乡又如何？嫁一个从未出门打工的本乡男人，显然困难极大，因为早已失身，还可能遭遇婆婆的敌意和邻里的嘲弄，如果单纯为了过日子和生孩子而嫁一个同为打工返乡者的男人，对方很可能因为被广东工业环境以及微观职场淘汰，要么身残要么具有心理疾患，日子能幸福到哪里呢？倘若海燕脑筋足够活络——就像她多年前以农家子弟的身份考入名牌大学那样，想到了开店营业，西部地区的县乡市场环境着实堪忧，很不巧的是如果开网店，马上也要办证纳税了。所以，她注定还要回归那个欺辱过她的地方讨生活。
《我是一朵飘零的花-- 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写到杨海燕回家就宣告结束，根据作者在部分论坛、博客的日志记录，其后主人公杨海燕还将在东莞留下足迹。所以，才有这么意味深长的一段话：“……打工者……这个群体为当代中国做出巨大贡献……‘世界工厂’的称谓，承载着无数打工者的青春和血泪！若干年后，当人们赞美珠三角、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腾飞时，不要将我们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我希望，房忆萝的这本书，以及后续的部分网络日志，能够为热衷于腾笼换鸟、改头换面的东莞乃至珠三角各地的主政者、文化人、户籍人群所关注，对于道德的交易价格低于不道德的惨痛现状应当有一个系统的思考，并承接我在本篇第一部分的质问，真实的改善无论叫做打工者还是新莞人的生存状态，给予他们、她们法律和道德范畴之内的保护，让这些支付青春代价而近于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重新拥有财富、拥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