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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8月11日)香港经济导报2008年第32期（2008年08月11日岀版）總30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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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社會經濟普遍
取得長足進步，廣大人民群眾生活得到殷實改善，改革成果舉世矚目。同時針對改革現狀，學界爭議也是不絕於耳。值此改革三十周年之際，為了更好解讀學界爭議並還原歷史真相，為了更好問計於中國現實改革，本報記者就此話題對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高尚全進行專訪。
回顧改革開放歷程
記者：在回顧過去中國實施經濟改革政策背景時，經濟學界有些學者曾認為是政府為扭轉當時國民經濟發展的“被逼選擇”，理由是總結1959~1961三年自然災害及文革十年經驗教訓，作為一直身處國家濟政策研究工作一線的您，能否對此作一客觀真實解讀以還原當時歷史真相？
高尚全：中央重大決定、決策，是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並根據當時背景定出的。首先，當時思想理論界展開對過去“批判唯生產力論”再批判，徹底澄清過去思想上混亂，進而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路線，並闡明新時期發展生產力必要性和重要性，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提供思想上準備。
其次，當時經濟上的“左”傾使國民經濟處於停頓狀態。拿農業來說，當時安徽省第一書記萬里說， “我剛到安徽的那一年，全省28萬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夠維持溫飽，65%的生產隊人均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佔了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發愁呢？”人民公社化後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是因浮腫病饑餓死亡之人，據悉僅安徽省所謂非正常死亡人數就有300多萬。他說，不肅清“左”的問題，農業永遠不能翻身，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積極性打擊完了。這就是當時中國經濟實況。
從以上當時國內背景來看，中國當年實施改革開放壯舉，其歷史意義尤為重大。另外，從當時外部環境來看，以世界發達國家所興起的新科學技術革命，明顯拉大中國在經濟實力、科學技術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間差距，中國面臨巨大國際競爭壓力。綜合來看，中國當時必須要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除此之外，別無發展道路可供選擇。
記：自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曾出現過數次決定，您認為最為關鍵重要的改革決定是什麼？ 歷史意義和具體理由是什麼？
高：自實行改革以來，曾有三個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最為重要。一個是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個關於改革的決定，我有幸參與起草工作，該《決定》第一次提出“商品經濟”概念。第二個是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第一次把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寫進了如此重要改革文件。第三個是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此有幾個創新亮點：第一，提出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主要實現形式；第二，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進一步推動更多國有資本投向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第三，提出大力發展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第四，提出產權是所有制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第五，最為重要是，還提出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持續科學發展，促進經濟社會和人全面發展” 。 這三個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對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曾起過關鍵性歷史作用。
記：在談論過去30年改革決策時，您曾稱讚過數位中央重要領導人在實施改革過程中曾採取過英明抉擇，除外，您認為哪些“法寶”才是中國過去改革取得成功關鍵所在？在新時期改革中應如何進行繼承發揚？
高：從基本國情和實踐出發，而不是從本本和理論教條出發，這是30年改革開放取得成功關鍵所在。過去30年改革歷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與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曾為突破傳統理論束縛和揭開改革開放序幕而被載入史冊。1992年以學習鄧小平南巡談話為主要內容之解放思想大討論，對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起過至關重要推動作用。十六屆三中全會所提科學發展觀，對我國新一輪解放思想確立全面改革目標曾發揮過重大作用。毋庸置疑，我國在改革開放道路上每一次進步，均伴有實際思想解放進程。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所言，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大法寶，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大動力。
獻計於中國現實改革
記：數年改革後，中國經濟發展曾現高速發展機遇，您認為能出現此機遇，關鍵決定因素是什麼？同時，在近年經濟發展成就背後，諸多經濟發展問題在逐漸被暴露，您曾從事過經濟體制改革研究與設計工作，對此如何反思過去經濟體制改革設計框架之得失？
高：關鍵因素是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生產力得到解放。我們應該客觀公正地去分析、判斷過去中國改革，不能因為局部問題而片面否定整個改革。現在，社會結構正發生重大變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同時也在形成數量龐大的困難群體。在此變動期間，各利益主體在逐步多元化，其思想也在日益多樣化。改革一旦觸到一些主體利益，倘若要調整其利益，自然難度陡然增大，反對改革者、“假改革者”便應聲出現。其實，改革不可能盡善盡美，當然過去改革也有不完善、不周到和失誤之處，比如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等。但這些問題不是改革造成，而是因改革不充分、不到位，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比如，在經濟快速增長條件下，政府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養老難等問題凸顯，主要因還未建立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公共服務體制。目前中國尚處於計劃經濟時代公共服務體制尚未根本打破、新公共服務體制仍在重構當中。
記：近年伴隨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中國經濟發展瓶頸問題不斷凸顯，有關經濟轉型話題被提上政策日程，儘管社會各方均在關注，但經濟轉型具體成效依然甚微，您認為制約其實現根本因素是什麼？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突破點將在何處尋找？
高：我國改革處於新起點，“十一五”時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關鍵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起點。當前制約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因素包括：
首先，社會主要矛盾在新時期有新變化：經濟快速發展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和環境壓力加大；人民全面快速增長公共需求與公共產品嚴重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矛盾；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差距擴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後。這些問題是隨著改革深入而逐漸暴露，並成為當前突出矛盾，也反映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有待完善。
其次，社會改革基礎正發生分化。隨著改革深入，社會利益群體在分化，改革初各方普遍受益局面在變化，當前改革已到全面調整利益關係新階段，但一些改革在各種利益誘導下“走形變樣”，甚至在權力市場化影響下出現損害人民利益式“假改革”。如何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使廣大人民從改革中受益，日益成為新形勢下重要課題。
再者，因中國初期改革是採取“先易後難、自上而下”方式開展，淺層次的、容易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改革進入更深層次攻堅階段。當前非經濟因素對改革制約明顯。如何協調推進經濟領域和非經濟領域改革，成為當前和今後改革所面臨挑戰。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壟斷行業改革、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等，應為下一步改革重點、難點和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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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特約記者 張衛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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