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虎”现象是“官本位”必然结果

今天读汪华斌《“假虎案”引发对中国成果的全面怀疑》非常有感触。

沸沸扬扬的“假虎案”尘埃落地，公安机关正式确认了这是一起人为的造假事件；当事人及其相关人员都受到了相关处罚，我们社会似乎从这个案件的终结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一些有良心的中国人，却透过“假虎案”看到了另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我们社会产生的多于牛毛的成果，有真的吗？

是啊！周正龙炮制的虎照怪胎，从酝酿、产生、演变；始终渗透着相关部门和领导的“权威”意识，缘于他们普遍认为“拍到虎照是偶然中的必然”。然而我们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专家组”的鉴定也得维护领导的“权威”，因此这个成果就鉴定出来了。这次如果不是网络把它作为一个公众事件而公开，恐怕这个成果会成为林业部的特级成果；各级领导都会成为成果的负责人。

正因为如此，开始还是有很多人是“挺虎派”的；是啊！专家学者们的现场鉴定，政府机关的层层审查；各级领导的公开表态，难道会怀疑一个农民作假吗。要知道我们社会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鉴定出来的；先是各级领导的审查，再就是专家学者的鉴定；最后成果就产生了。我们的科研成果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的管理成果同样还是这样鉴定的；我们社会每年多于牛毛的各类成果，全部是这样的程序产生的；没有发生过异议，这次形成国民异议的应该是第一次。如果不是网络上公开成“公众事件”，异议还不是没有任何作用；我们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相关人员不是得到了相关奖励吗。

1978，科学的春天给广大科技人员带来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像陈景润这些两耳不闻工作外的事人，全部身心在工作与研究上；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科研成果。随着科研工作和科研成果给大家的好处越来越多的时候，科技人员与“官本位”搭上线了，所有的科技人员都给冠以“某某长”“相当某某级”。由于这些是领导的关怀，也由于领导没有“成果”，因而科研成果就出现领导干部的名字，不管是放在前还是放在最后，因为作者也喜欢这样，也只有这样，才容易发表文章，才容易成名。还有很多很微妙的事情会跟在后面：不把领导的名字署上，领导审查时，全部按最低级别批；领导署名了，结果就按领导的级别往上报了；根本没有人来现场进行鉴定，就是在酒店里召开了一个鉴定会；吃喝玩乐后还有鉴定费拿，所以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个个满脸笑容地签字了；再加上有哪个专家学者的成果不是这样鉴定的呢，全部是按领导定好的级别签字同意；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果鉴定，也是我们社会公布的成果来源。

为何我们社会总是与“官本位”挂钩，原来是我们领导的权威决定的；因为我们的领导者既是行政领导，还是技术权威；所以领导的面子决定了成果也是领导的。不是领导的成果，领导审查就会“枪毙”；即使是领导的成果，还要按领导的级别定成果的级别。你是高级领导，你的成果才会进入部级以上的级别；所以我们社会的成果是先由领导确定“结果”，再由相关部门或人员组织“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过程”是形式；只要不违反“结果”，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成功者永远是领导；谁见过一个无名的老百姓得到过国家级成果吗。这不是我们老百姓创造不了国家级成果，而是真的创造出了这样的成果；只要没有署名领导，全部被领导“枪毙”了；因为国家级成果永远是属于领导的。就如同我单位负责人对我说，“谁叫你的论文比院士都多，你不下岗还有谁会下岗”。

是啊！“假虎案”的终结不等于我们没有思考，反而对中国成果产生了全面的怀疑。因为这次是周正龙个人造假都这么难证明，那要是我们的领导造假呢；是不是更难证明。那要是集体造假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如此说来，我们社会的成果的确使人怀疑；难怪这些不能成为生产力的成果，却是领导们名利双收的途径。这样的成果，我们社会是不是应该越少越好。

“假虎案”的终结，应该是我们成果造假全面整顿的开始；不然我们的成果比西方国家多，我们的生产力却永远比他们落后；我们该冷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