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华/文

　　虽然北京奥运会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发生在其间的一些故事却耐人寻味，包括中国田径选手刘翔以腿伤复发为由临场退赛在内。正如许多国内外媒介所指出的那样，这位获得上届奥运男子110米跨栏金牌的刘翔退赛不是因为腿伤，而是因为心病。这个心病的根由其实就是体育运动的高度商业化和政治化。

　　自从刘翔作为跻身百十米跨栏前八名的亚洲第一人获得奥运金牌以来，他突然间财源滚滚而来，据说去年做厂商代言人的广告费收入就达7800万，在这次奥运召开之际同时忙着为7个品牌做代言广告。如果他真的因为脚伤而提前数月或数天宣布不能参赛，观众会理解他，但是这样会影响大量的广告收入，所以包括他本人、他的教练、他的东家上海市体育局和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机构在内的整个利益集团都不会同意他这么做。

　　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古巴小将罗伯斯已经成为刘翔难以战胜的对手，受腿伤影响的刘翔心慌胆怯，没有卫冕获胜的把握，宁可不参赛也不能沦为失败者，以保自己的前冠军的名义，这样好继续担任广告角色赚大钱。因此，刘翔只有扛着，一直对外声称状态很好，定能获胜，如期参赛，但在预赛场上佯装腿伤复发而退赛。直到他退赛前一天，上海电视台还播放了他赛前训练的录像，声称他是一如既往的疾步如飞、志在必得。

　　其实，刘翔的策划者们打错了算盘！就像农家过年待宰的公鸡——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刘翔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也逃脱不了商业机构的遗弃。奉行实用主义的商业机构一心只想取悦消费者，他们不会要一个失败之将代言，也不会接受一个前任冠军助销，他们只认现任冠军的价值。事实上，自从刘翔18日退赛以来，媒体广告中已经基本上不见了这位昔日“飞人”的踪影。

　　“一个小女孩”在网上给刘翔的留言一针见血：刘翔哥哥，事实证明，喝了可口可乐，吃了安利纽崔莱，用上EMS，刷了VISA信用卡，玩了Idea Pad笔记本，穿上耐克黄金战靴，再吸些伊利鲜奶，腿上有平安一亿元保单，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双腿还是会发软的！请你把做广告的那些时间都用心养伤吧，我们泣血感谢你了！

　　不过，这次退赛事件不仅是一次体育商业化的失败，更是一次体育政治化的流产。

　　相关当局把刘翔的“战绩”金牌当作是国家荣誉，看做是这次中国在自家举办的奥运会上夺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1356”这个运动员号配送给他，让他成为“13亿人民56个民族”的代表，实在是费尽心机，没人可以否认这是他们耍玩的众多小聪明中的一大聪明。这样一来，其他参赛运动员好像都是陪公子读书，而刘翔这个20多岁的小小老百姓却要背负着这么一座思想大山，只能赢而不能输，在心理上就被压垮了——赢了就是中国人民赢了（理所当然），输了就是中国人民输了（罪不可恕）。

　　体育政治化就是这样的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当冠军，他就必须不参赛。加上体育商业化的双重压力，他最好的选择只能是临阵逃脱。事实上，许多运动员都在带伤参赛，甚至有残疾人遵守规则参加了这次正常人的比赛项目，波兰单手乒乓球女运动员娜塔莉娅·帕蒂卡和南非断腿游泳马拉松女运动员纳塔莉·杜托伊特就是两个可歌可泣的例子。而人民大众最鄙视的人事便是临阵逃脱者，尤其是憎恨那些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和职业运动员中的逃避责任者。而且，临阵退赛也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人文传统。临阵退赛不仅打乱赛场的组织安排，而且破坏观众的观赛期待。因此，在这次退赛事件中的风险承担者各方都是失败者，他们都被这把双刃剑刺中。

　　在任何比赛中，运动员无论是否以竞技体育为职业，他们首先代表的是他们自己，主要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拼搏，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为单位乃至为国家挣得荣誉。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吹捧成什么国家英雄、政治标兵，让他们承担其实际上不能承担的政治责任。况且，并不是所有的人民都愿意让别人包括运动员随意代表自己去做这、去做那。

　　记得刘翔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面对记者关于“假如你在比赛中输了怎么办”的提问，也许是正在补习英语的他这样回答说：“比赛不就是游戏吗？”可见当时这位“飞人”表现出的是一种洒脱的心态，是对体育赛事的一种不错的理解。在英语中，人家说的是Olympic Games，意思是“奥林匹克游戏”，而我们却要硬说成是奥林匹克运动或比赛，在基本理念上跟人家就拉开了距离，再加上过多的政治因素介入，于是“体育游戏”在我们这里就变成了过于严肃的甚至是政治化的“体育运动”。

　　体育政治化不仅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而且破坏了民主，也摧残了人性，更加不符合“胜败乃兵家常事”的万年规律。这次刘翔退赛事件中最大的失败者是相关当局，是那些热衷于体育政治化的党政官员。尽管用纳税人的钱培养职业运动员是我们的国情体制，但是人们做事都得有个限度，不能要求运动员们都来为了政治而战。不管刘翔此后是否能够重返赛场，我们希望体育政治化的丑剧不要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