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答新华社记者问（8月1日）
据了解，这次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境外记者人数将达到3万多人，规模空前。自8月1日开始，大批境外记者抵京，他们除了报道奥运赛事，也关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舆论称，中国被置于“放大镜”下观察。
1、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在7月23日举行的“平安奥运之北京奥运会安保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称，北京奥运会将划定几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集会游行示威活动需首先提出申请。外媒对此非常关注。另据了解，一些奥运会持权转播商媒体已经提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况转播报道的请求。在奥运期间，一旦出现境内外示威者与外媒联手、扩大传播效应的突发事件，应如何处置、应对外媒挑战？官方、警方、民间的反应的度如何把握？
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舆论一律”，八国峰会哪次没有游行示威啊。完全压制的结果是让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现在不同意见还是在我们控制的范围内，更没有必要害怕，就让他们表现，有传媒报道就报道，我们要习惯于与世界对话，而且还要习惯于在我们的传媒上也有不同声音。例如保钓，人家要到我们宣布的指定地点游行，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们不让人家去，这就造成我们的被动。人家还是爱国的，就让他们说几句，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可能怕日本人有意见，让日本人知道了又怎样？日本本来就知道。如果我们宣布了三个地点，到时候竟然没有一次游行被批准，反而让我方尴尬,外电更有话说了。别让人家总是抓着话把。我们在宣传上处于被动是经常的，处于主动的情形反而较少，我们这方面为什么不反省，常犯常新呢？
如果发生了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方要主动报道，不要装不知道。在分寸把握上，可将这样的新闻置于边缘地位，使用客观的语言，不要炒作就行了。这样，反而让外界感到中国的心态平和。
这次SBS的偷拍事件，7月31日北京晚报还是习惯性思维，通栏标题是“网友声讨韩媒体泄露开幕内容”（其实报道文字中涉及这个问题的只有很少的字，只是几个人在“愤怒”），而8月1日其他各报的标题都是客观语言。这次我方的反应我感到不错，口气不那么咄咄逼人：
对于日前韩国SBS电视台播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彩排片段一事,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王惠女士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非常遗憾”,她同时指出,“我们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事件发生”。王惠认为,SBS播出的影像是以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在今天另一公开场合,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孙伟德对SBS的做法表示失望。 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31日谈到奥运开幕式被曝光时也表示,相信很多人,包括一些外国电视台对奥运会的开幕式都非常感兴趣,但也不要太着急,还是要按规则办事。
我们谈的都是具体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一会儿在这个事情上，一会儿在那个事情上犯傻？我想还得从根本找一找问题的所在。我们宣布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已经30年了，但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没有清理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仍然处处以斗争哲学统领我们工作。这种东西已经到了习惯化了程度，谁也说不出为什么一定得这样做，反正这样做了，不会丢官，即使做得过分了，不会有人批评，倒是做得温和一些，反而可能遭到批评。其实，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就是对这种思维的否定。我们现在除了重复“和谐”两个字，宣传上解释了什么？尽是帮倒忙。
“和谐”至少对于我们一贯的指导思想和制度现实都是一种颠覆。“和谐”的价值本质是：一、承认世界的多元性；二、讲求在多元的现实面前彼此尊重、实现均衡和某种程度上的对称。其题中应有之义为：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和而不同、和谐共处。这样一套价值体系和我们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和实施的东西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过去的许多理论和做法几乎都是建立在单极化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比如，我们常常要求保持“高度一致”，实行“舆论一律”。其实，政治上与党中央（不是地方党委，更不是某个党委的书记）保持一致就很不容易了，思想上要求“高度”一致，鬼才相信。接着，我们在宣传上再进一步加上副词“绝对”，高度＋绝对，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差到哪去了！
如果我们不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可能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和那个问题上总是没完没了地发生问题，让我们在国际关系上出丑。
2、7月25日，在北京奥运中心区发售鸟巢、水立方等场馆的热门门票时，因好几万人在高温下排大队，购票者心切，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人群你推我挤，警戒线一度被冲破。在此期间，有香港媒体和警方发生冲突，香港记者的摄像机受损，一个香港记者踢伤执勤警察。据了解，香港记者协会等多个新闻组织已表示，对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及愤慨，他们认为警方执法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北京作出“境外记者可以自由采访”的承诺，要求中国公安部和北京奥组委公开解释。同时，在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境外记者质疑在北京无法登陆国外网站，如BBC记者在主新闻中心无法登陆BBC中文网站。还有韩国SBS电视台提前播出奥运开幕式彩排画面，诸如此类奥运期间的媒体事件可能还会出现，甚至增多。请问中国政府、北京奥组委以及相关媒体管理机构该如何应对，做好媒体管理与服务工作？如何把握平安奥运与开放奥运的平衡点？
这个事件本来仅是我方管理不善的问题，香港传媒报道了又怎样？我们的警察需要进行公关教育，学会与记者文明地打交道，不要习惯性的“不许”。现在，问题演化为政治，是我方警察水平太低造成的。既然已经造成了，我方应该马上表态，有所检讨，事件也就过去了。以后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希望有关方面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国务院关于奥运对记者开放的文件，把李长春的对外承诺等东西，发到执勤的工作人员手里，好好学习，才能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天天向上。现在确实在认识上需要赶紧“天天向上”，没有时间了。
关于封网问题，以违反中国法律为由是说不过去的，奥运会是国际赛事，不是中国赛事，就得执行国际通行的《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至少在奥运新闻中心内不得封网，即使这些网我们不喜欢。BBC是很正规的国际大传媒，它的中文网被封，实在说不过去。还有色情网，更没有必要封，我们不能用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人家（这个标准在国内也是不应该的，为了防止儿童接触，把成人可以接触的水平整体上降低到儿童的层次，谁给你的权力？），新闻中心没有儿童，全是成年人，人家要娱乐，我们不要管得太宽了。像法lun 功的网，如果实在不能容忍，我认为封了还可以说说，因为它是中国国内的事务，但是国际知名的大传媒的网站，一定不要封，封了从长远看，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不能图一时的管理方便，断了以后交往的路子。我们以后还得跟人家打交道，我们得学会与国际大传媒建立长期联系，而不是对立。人家掌握着国际舆论的走向，你也需要从人家那里得到东西。学会利用人家的地盘，适当做一些我们的工作，这才是上策。世界上多个朋友而不是多个敌人，这个基本的战略我们得学会，现在我们自己规定的敌人越来越多，多达43类，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在言论和新闻报道上，我们应主要控制恐怖信息，引发直接现场混乱的信息，其他的信息不要过度敏感，接着就是行动上过度紧张，不就是谁说了什么话吗？说了，天不会塌下来。
3、目前新华社编辑部注意到奥运前外媒的报道多集中在北京空气质量、奥运安保、人权、互联网开放等问题。日本记者从北京发出的评论认为：无论为宣传导演的景象多么完美。目前采访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也不会感到满意。“工地停工了，北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安静、粉刷一新。”但另一面是“数十万民工不得不离开北京，争取民权的胡佳等批评人士身陷牢狱或被押解出京，以免他们与外国记者交谈。这样，真相就可以捂在盖子下面。”外媒认为，最近几周举行的记者会一再表明，中国的干部总把尖锐的问题视为侮辱。很遗憾，中国当局经过四川地震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当时，至少在震后几天内，记者可以不受控制地调查真相。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报道充满了对中国的同情和尊敬。请问：面对目前这种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国媒体该如何改进自己的报道？媒体管理部门适当下放权力，让中国媒体发出独立和建设性的声音，这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把握奥运期间宣传报道的“收”与“放”？
这种把不同意见者（有些根本算不上不同意见，而是在共同立场上的批评意见）赶走、抓走的做法，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非法做事多于守法做事，很无奈。我们用强制的方式让奥运环境变好，也是违背当初承办奥运的承诺的（不干扰市民的正常生活）。既然已经做了，就要有人出来把它说圆，即使理由不那么理直气壮，也得说。现在完全回避这个问题，是傻冒做法。空气问题，对于人家提出的误差20％，要有回应，不要遮着瞒着，这是自然科学，且每个人都在感觉，不能说瞎话，回复人家的语言要科学、客观、温和，不要使用大批判语言。
现在当权者对普通市民的心态是不相信，千方百计把市民与记者隔开。哪届奥运会的组织者这样做过？除了1936年德国法西斯政府组织的奥运会外，没有这样做的。我们不是一直在批判法西斯吗？我们不是上演过电影，有一句见面的对话还记得吧：“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与外国记者交谈，就是发点牢骚又怎样？要相信老百姓是基本站在国家立场上为国家分忧的，中国的老百姓够好的了。
总之，管理意识形态的官员，特别是决定政策的人，心态要放开些，言论与实际行为有很大不同，意见的多样本来是正常的，意见控制的追求目标应是：我们希望的意见在舆论流通中占据主导（达到61.8％即可，黄金分割比例，到哪都很灵，这是运筹学的原理），其他意见有一些无碍大局。能达到这种状态就算很好了，不要追求舆论一律。
请我们的宣传领导人温习一下毛泽东的话：“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毛选5卷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