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修林
人或人类作为写作的客体。人或人类的主体觉醒和解放问题是写作价值体现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部分。写作必须要具有人或人类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观念。要解放人的主体性，就需要直面社会和人性、深入时代的疼痛和希望，需要批判麻木、冷漠、虚伪、自私、狭隘、保守、惰性和奴性的国民心态，需要批判泛滥的物欲文化和庸俗的价值认知，需要提倡宽广的爱国意识和开放的民族情怀，需要提倡精神、理性和进取。
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大、最基本、最核心、最本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关于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唯一本质因素。而关于人的所有问题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世界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写作的全部问题，同样是而且仅仅是关于人的问题。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世界是一个房子，人类就是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离开了房子之中的人来研究这个房子，有意义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于整个世界是如此，对于某些局部的地域空间，比如村落、部落、氏族、国家、国家联盟等等，同样如此。可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有些认识（往往是太重要的方面），却是本末倒置，不是让房子服从人的需要，而是让人服从房子的需要。不把人作为灵性的、能动的、创造世界的，反而把人作为累赘、作为负担；把人不当人，把人作为消耗资源的低等生物，甚至把人作为可以随意剥夺甚至专政的对象。
应该认识到，人的觉醒和解放，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永恒的主题；人的觉醒和解放的程度，始终就是社会发展的高度。所以，人的觉醒和解放，永远是写作的永恒主题，永远是写作的价值高度标竿。
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最根本理念，就是常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以人为本。这话人人会说，能真正理解的却不多。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主体，只有人才是真正重要的；所有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价值，离开了人，价值就无从谈起，正价值也好，负价值也罢，同样如此；离开了对于人的悲悯和关怀，离开了对于人的公平和公正，离开了为人的每一个个体改善生存和提供均等发展机遇，离开了人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最低的层次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切都归于负价值――王冠、爵位、顶子、资源、财物、名声、法律、主权……莫不如此――当然包括写作。
在关于人的价值上，没有中间地带，即永远不会有零价值，不是正价值，就只能成为祸害人的负价值。
不过，写作具有特殊性。对于写作而言，离开了以人为本的写作，如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以是零价值，也可以存在语言探索意义产生影响的价值，但永远不会有很大的价值。
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对于人的深切悲悯和关怀、怎样实现对于人的个体的平等和公正、怎样实现人的每一个个体自由的问题。
作为主体的人的觉醒和解放，包括人的精神觉醒解放和身体觉醒解放两个方面。在人的主体觉醒解放这个文化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精英们是何等逆向而行，是何等卑污和弱智（或者蓄意），竟然把身体解放视作人的主体解放了。身体需不需要解放，当然需要解放；要解放身体，就要解放性和物欲――但唯性和物欲是举、一切以性和物欲为中心，宣扬性开放和物欲追求的广大无边，漠视精神、抑制精神，就只能导致主体解放的倒退。“社会解放，身体先行”，甚至是“社会解放，身体乱行”，就是很错误的观念。
主体的觉醒和解放中，精神的觉醒、解放应该优先于身体的觉醒、解放，应该优先于性和物欲。身体的觉醒和解放，应该由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带动，应该滞后于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并且受到精神的约束，只有这样，主体的觉醒解放才能真正全面、正面、均衡和健康；如果仅仅强调身体的觉醒解放，那不仅无法实现精神的觉醒解放，而且，即便是身体觉醒解放，也只能成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少数人的特权，对于更多主体，更多的人，则是负面意义，成为牺牲品，成为被掠夺被侵害的对象，陷入更深的灾难和圈套――性和物欲，不仅不应“先行”，而且绝对不能不要规则的“乱行”。
看看我们的文化，在关于人的主体解放中，除了身体解放如火如荼（性解放才短短的三十年开放就超过人家老美了，我们的诗界有“下半身”，色情文化、色欲消费满天飞舞；物欲横流，以致我们的精神被侵袭、攻击得已经命若游丝），还有什么可稍感自豪的成就？
主体的的觉醒和解放，包括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觉醒解放两方面，这与写作问题，只是面对思想精神和语言两个方面，有着一些类似性。人的觉醒解放问题中，精神和身体的关系、精神的主导性、只强调身体解放的危害，同样类似地适用于写作问题中的思想精神和语言。有所区别的是，与只强调身体的主体觉醒解放造成恶劣社会灾难不同，写作中，只强调语言而忽视思想精神，尽管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但最多造成写作风气的恶化，不会对社会造成大的、直接的危害。
忽视精神而“身体先行”、“身体乱行”的写作，如果产生影响，肯定是坏影响，所以，呈现负价值。
人作为主体，它包含人的个体和人的群体。主体的觉醒和解放，首要的就是作为人的个体的觉醒和解放，然后才谈得上作为人的群体的觉醒和解放。没有前者，后者就只能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同没有构成某种物质的分子，就不可能有这种物质一样。在这点上，我们的传统文化认知是有问题的。有缺陷的文化，如同有缝隙的蛋，苍蝇总会来叮的。往往，有缺陷的文化，就会成为专制的法宝。不加思索的、惯性的、甚至恶意的只强调人的群体而漠视人的个体，是封建文化的产物。统治阶级出于欺骗的需要，恶意这么宣扬，从而造成文化意识中存在盲目的、不加思索的、惯性的错误认知。
没有个体的觉醒，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觉醒；没有个体的解放，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的思想解放。
――没有个体的自觉，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自觉；没有个体的主动，就永远没有社会的主动；没有个体的积极性，就永远没有社会的积极性；没有个体的创造力，就永远没有社会的创造力。
――没有个体的正义，就永远不会有社会正义；没有个体的良知，就永远不会有社会良知；没有个体的道德，就永远不会有道德的社会。
――没有个体的自由，就永远不会有自由的社会；没有个体之间的平等，就永远不会存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没有个体的尊严，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的尊严；没有个体对法律的神圣认同，就永远没有法治社会。
――没有普遍性的个体精神，社会就不会有充满活力的精神；没有个体的审美能力，社会就不会有多姿多彩的审美情趣。
要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需要直面社会和人性、深入时代的疼痛和希望。不解剖时代的社会和人性，不深入时代的疼痛，不把时代中社会和人性里面的恶俗暴露出来，不还原时代真实的社会和人性现实，社会和人性就会昏昏噩噩，以致完全僵化，价值就会模糊，个体就会丧失主体意识；不深入时代的希望，不把社会和人性中闪光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张扬，社会和人性就会是非不分，从而时代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我曾对“现实”的范畴作过几种方法的分类，其中有一种，是分为显现实和隐现实。解剖时代的社会和人性，其实就是实现隐现实和显现实之间的转化，将作为“隐现实”的恶俗暴露出来，将作为“隐现实”的闪光品质挖掘出来，使它们成为外在的、被社会大众所认知和介入的现实――显现实。
根据控制论原理，个体向社会输入什么，社会就输出什么；社会的输出，又成为个体的输入，再输送到社会……个体向社会输入的，无论是恶俗还是闪光的品质，都会被放大，再被循环放大――所以，个体的觉醒和解放，如果没法实现，那么社会要发展，谈何容易。
没有健康的国民心态，没有良好的精神追求和进步的价值立场，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就不能实现。
要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就需要批判两千年愚民统治和专制统治所引起的麻木、冷漠、虚伪、自私、狭隘、保守、惰性和奴性的国民心态。
麻木，就不可能有痛感，至少难以感到疼痛。而痛感，是生命存在的表征。没有痛感，就没有生命，最多只有行尸走肉的生命。就算存在没有痛感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没有活力，只是浑然的、脆弱的、暂态的、盲目的、行将就寝的生命。没有痛感，连生命存在的迹象也没有或者非常微弱，所以，主体的存在性便非常模糊，自然难以谈得上主体的觉醒和解放。痛感不深刻的主体，生命不够鲜活，其觉醒和解放便难以彻底。把麻木的神经激活，生命才能逐步恢复活性，主体才能逐步明朗，由此逐步苏醒，从而获得解放。
没有痛感的写作，其效力、价值和命运同样如此。写作的效力和价值，与对痛感的敏锐度、对疼痛的深入度和对疼痛感知的深刻性成正比。应该提倡对疼痛特别敏锐、对疼痛的感觉异常深入和深刻的写作。
冷漠这种毛病的病因，在于主体的血液流动不畅、流动速度慢，其发病根源在于高度的自私以及对社会缺乏善良和热情的高度失望。冷漠，容易导致与社会失去正常的或紧密的联系，容易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容易导致麻木不仁。冷漠，使主体消极、黯淡。用热情、善良和正义的写作，通畅、加速主体的血液流动，从而融化冷漠，使主体呈现出积极的姿态，逐步激发主体的活力，使主体能够有效觉醒。
狭隘，大略就是目光短浅，所及不够开阔。其产生的原因，有功利的因素，有因自卑而导致盲目自大的因素，也有视野和学识的因素。狭隘最大的危害，就是逢外必排的盲目排外（外人、外圈子、外地、外集团、外国、外洲等等）。
奴性，是一个极大的、危害深广的、难以剿灭的毒瘤。它的存在，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土壤的原因。奴性，恐怕只有随着社会现实土壤的逐步改良而逐步弱化。这个毒瘤，写作的刀子，恐怕是难以切动分毫的，但无论如何，反对奴性，总是写作必须明确的态度。
华中师范大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硕士、研究世界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年轻学者陈富瑞阅读了我于1995年所著的一篇文化和文学札记后，据此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性和社会的世俗化》的文章中进行回答，该文对人性和社会中的自私、虚伪、惰性、逃避等方面作了论述，现摘录于下：
人性的自私，导致以私利作为衡量客观世界、衡量社会物质分配、衡量社会等级结构甚至衡量人际关系的准则。在人性方面，个人利益成为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核心，同理，人性体现在社会方面，集团利益则构成集团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核心。人性的自私，其实，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和正当的，在不侵害其他人或其它集团利益的前提下，维护甚至谋取自身利益，这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可贵的、常态的和永远的动力。恶俗的人性的自私，是指不择手段、不考虑公平和合理的以牺牲他人或其它集团的利益而成全自身利益的人性属性和社会属性。这样的自私的恶俗，是正义的大敌，是民主的大敌，是和平的大敌。我们知道，专制社会中，这样的观念，就恰恰是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所谓皇权、专制权力的垄断下，在它的政权的直接等级结构和由它派生的家族等级结构中，无一例外地以服从为最终目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纳入它的体系，无条件、无选择地成为符合它的规范的一个任由操持的棋子——所以，一味地强调共性——统一的完全被操纵，而极力扼杀个性。这样的制度，以这种“无差别”来构建森严的等级差别，并作为等级差别的存在基础，个体只有委屈求存地被纳入共性，才能得以生存、保全和发展。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崇尚个性，才能削弱等级差别。所谓皇权，所谓专制形态，就是最大的、最直接的和最暴烈的人性自私形态。众所周知，中国的封建专制极其悠久，专制文化极其灿烂，正因为如此，它造成的影响往往根深蒂固，恶劣无边，中国反封建专制的阻力几乎比任何地方都大，中国更加需要持久、猛烈的冲击才能使之瓦解。中华民族必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这也是“五四运动”难以成功、“五四精神”难以得到弘扬的原因。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的任务就是反封建专制；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比较长期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对之进行全社会的彻底清算，而中国脱离封建社会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在中国，尽管家族等级制度已经被瓦解，但在其它方面，比如“官本位”等方面的封建残余力量，它对国民的心理、文化态度和价值认知的消极影响，一直就顽固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我们看到，在一些领域，还严重地存在着极力维持既定的事物、既定的利益格局、既定的文化认知，反对创新、反对更优越的人性化价值、反对变革的情况，这也是受封建意识的恶俗限制的影响。
在大众化的日常生活、日常物质交换、日常群体间与群体内的合作和分歧、日常平行交际的利益取向中，人性的自私仍然导致着严重的不规范、不规则、不公平、不道义甚至违反法律的利益价值趋向，这样的“潜规则” 、“潜文化”和“潜价值”的恶俗化，几乎涉及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几乎被这样不规则的利益漩涡席卷着，被人性的善和恶撕扯，但往往，由于后者的强大和顽固，善不过是泛起一些细微的、美丽生动的浪花，尽管它不断涌现，但同时又不断地被世俗的恶的浊流隐没。
人性的虚伪，实际上，同样也是一种人性自私的表现，不过它往往给自私套上一件善良的外衣；它往往表现为，为了私利谋而后动，有计划、有步骤，刻意采用迷惑人的形式和手段，使人难以弄清其私利的实质――中国的所谓“孙子兵法”，被历代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巧取豪夺、专制压制，这样的阴谋智慧，就是一种人性虚伪之恶的体现之一――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大肆渲染和推崇。为了私利而从众，不顾正义，人云亦云，同样是人性虚伪的重要表现。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大而无当的空话、套话、假话、官话等，仍然是人性虚伪的作用结果。
人性的惰性，可以造成厌恶学习和接受新知，厌恶追究客观事物的本源，厌恶追究价值的真伪，厌恶追究美德的真正含义，厌恶追究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甚至厌恶同情和怜悯。应当看到，人性的自私对这样的追究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反对，而并非由于惰性而引发的厌恶，这是有重大区别的。
人性的退让，往往，是为了保存势力、保全生命和避免冲突、避免卷入被世俗排挤和迫害的漩涡之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世俗；当这样的世俗出自于以退为进时，它就有了积极的意义，不再成为恶劣的世俗了。
人性的逃避，是人性脆弱、懦弱和对向上的消极态度的反映，在中国，它有着悠久而影响广泛的文化传统，我们从道家的出世思想中就能找到其根源。另外，法家的暴政思想，加速催化人性逃避——“莫谈国事”的难以言传的、复杂的和深沉的意味，就彰显无遗。还有，儒家思想被改造和利用，就成为了假仁义的“伦理”准则，在以这样的“伦理”作为社会或亚社会（家族关系、亲缘关系构筑的小社会，我称之为“亚社会”）的价值标向、行为指南时，无条件服从政治等级制度、无条件依附族权和小团体利益的准则就成为了人性逃避的指引。尽管，道家的“不扰民” 、“轻税赋”等思想是进步的，儒家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内容，但历史以来，它们就几乎没有被接受宣传和实践过，而其“出世思想”和“伦理准则”，一直被历代大肆渲染，依附在法家的暴政思想的泥潭中，用以实现残酷统治，所以，自汉唐以后，政治愈加板结、统治愈加残酷、文化一直处于僵化反动状态、科技停滞不前，以至面对外族入侵，几度亡国或险些亡国。遗憾的是，由于被消极的传统文化和专制意识侵蚀太深的缘故，亡国或险些亡国的教训，总是断裂地、局部地和浮浅地得到总结、批判，而难以做到持续、彻底和深入。
要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还需要批判泛滥的物欲文化和庸俗的价值认知。实现了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就容易形成宽广的爱国意识和开放的民族情怀，并对于社会精神、社会理性和社会进取意识的形成，能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