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不能不提火炬计划这一重要的、具有前瞻性的成果。”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在他看来，火炬计划的实施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最有意义的成果之一。 

     近年来，王德禄的身影频频出现在火炬计划相关的论坛上。尽管在过去的２０年中，他并未参与火炬计划的管理工作，但却一直关注火炬计划，为火炬计划的发展献计献策。受火炬计划的影响，王德禄１９９３年从中科院“下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他是火炬计划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对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判断和准备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而火炬计划体现了我国为迎接这个浪潮所采取的一种持续努力的国家行为。”王德禄说。 

     他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期对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积极应对，才诞生了火炬计划，让我国在新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欧美、日本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火炬计划探索出了一条采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道路，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王德禄这样评价火炬计划实施２０年的作用。 

　　火炬始于创业与孵化器 

　　１９８０年，在北京中关村，一批知识分子走出科研院所，“下海”办起公司，他们成为我国首批以市场化行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创业者。 

　　“当年‘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议论，褒贬不一，意见各异。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和高新区在当时都是全新的概念。”王德禄说。 

　　１９８７年６月，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宣布成立。次年，我国开始实施火炬计划，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被正式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并将其主要任务定位于创造有利于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环境，培育高科技企业和科技企业家，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向社会输送孵化毕业的高科技企业。王德禄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炬计划的实施始于孵化器的创立。 

　　１９９３年原国家科委和原国家体改委在郑州召开民营科技企业会议，王德禄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是他与火炬计划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此前，火炬计划还只是他案头的一个研究课题；而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德禄成为研究火炬计划发展的重要学者。 

　　１９９８年，王德禄承担了“国有企业孵化器发展示范服务项目”的研究课题，对国有企业创办孵化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并直接促成了北内集团、北京化工厂、首钢等国有企业创办的北京北内制造业高新技术孵化基地有限公司、北京崇熙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北京首特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等十几家国有企业孵化器。 

　　王德禄说：“孵化器在我国的发展非常迅速，１９９７年前后，仅北京市就成立了３０多家孵化器，但是各孵化器之间缺少有机联系。后来，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我与这些孵化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提出在北京建立创业孵化体系，成立孵化器协会的构想，并承担了关于创业理论、创业政策、孵化器发展的多个研究课题。” 

　　当年，为了推广孵化器理论和概念，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的支持下，王德禄举办了１０多期针对创业者和孵化器管理者的“ＧＥＩ创业管理研修班”。１９９９年，王德禄又将其关于创业和孵化器的相关研究成果结集为国内首套“创业管理丛书”出版，时任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的张景安为该丛书题了词。 

　　２０００年，张景安提议，科技部火炬中心与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作研究孵化器的发展模式。在这次合作中，王德禄提出火炬计划要开创创业孵化、风险投资和高新区三位一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式，而这正与新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契合。 

　　火炬催生民营科技企业 

　　王德禄认为，１９９３年在郑州召开的民营科技企业会议将“民办科技企业”改称“民营科技企业”是火炬计划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民营”强化的是经营机制，而不是某种所有制，这意味着各种所有制经济是平等的、共同发展的“生态经济”。 

　　“为什么说是里程碑？因为火炬计划实施２０年来综合运用孵化器、高新区、技术市场、创新基金等多种政策工具，发挥了巨大的集聚、引领和辐射作用，依靠的恰恰是靠创业起家的一大批民营科技企业，如联想、华为、方正等。”王德禄说。 

　　他回忆道：“在郑州召开的民营科技企业会议上，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反复强调‘让开大路走两厢’，之所以在郑州而不是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要让民营科技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更少地被传统势力所关注。” 

　　随着火炬计划的实施，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也得到了高速扩张，出现了一大批颇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企业。 

　　一般说来，高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越强，其培育出的高技术大公司规模就越大。“在自成长型、转化型和政府主导型三种模式中，自成长模式是我国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实践这一模式的企业也是我国高技术企业群落中的主要力量，并且在可见的未来中仍将是我国高技术企业成长的主要模式。高新区尤其应该重视自组织模式即培养一批从小到大、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高技术大公司”。 

　　这是１９９５年王德禄从事原国家科委的国家软科学项目“高技术大公司战略”研究得出的结论。“课题成果得到了认可。”王德禄回忆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徐冠华亲自担任课题的评审委员会主任。在课题研究期间，王德禄开始了第一次与原国家科委火炬办的正式合作，启动了“高技术企业规模化、国际化”研究。 

　　“在承担这个软科学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为众多高技术大公司作了咨询。我们认为，高技术大公司是我国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力量。”王德禄说。 

　　“二次创业”是火炬的飞跃 

　　２００１年，国家高新区所在市市长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上科技部首次提出了国家高新区“二次创业”的思路。２００５年８月，国家高新区工作会议传达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国家高新区建设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的第二次创业。 

　　对此，王德禄认为，国家高新区作为火炬计划的重要载体和核心政策工具，明确提出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是高新区发展的飞跃，也是火炬计划的飞跃。 

　　事实上，早在１９９３年王德禄承担的第一个软科学课题就是中关村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他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任主任，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胡昭广进行过多次交流，深入研究了民营企业的六化战略，即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产业规模化、管理科学化、融资多元化、经济国际化。 

　　“当年课题论证时，很多专家提出这个课题研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制，还应该另外专门研究中关村科技园区如何进行二次创业。”王德禄说，几年后，国家高新区进入了“二次创业”阶段。 

　　最近几年，王德禄多次与科技部火炬中心接触，探讨高新区“二次创业”问题，并深入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深圳、武汉、成都、西安等多个高新区进行调研，为创建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咨询工作。 

　　２００４年，王德禄承担了“中关村二次创业”的研究课题，在课题中，他提出中关村的目标应是发展为高技术社会，中关村的下一步发展应该是“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产学研合作，另一轮是产业、政府、中介互动，而第二个轮子正是中关村需要着力打造的。 

　　综合多年的研究成果，王德禄认为，正是由于火炬计划的实施，科技创业之风在我国日渐兴旺，创业和孵化在全国尤其是高新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由于火炬计划的实施，在我国诞生了５４个国家高新区；还是由于火炬计划的实施，在我国风险投资从种子资金到上市投资形成了很长的资本链条，为发展新经济打下了基础。 

　　今年美国硅谷之行，让王德禄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了。未来我们的火炬一定会越烧越旺，让世界人民真正体会火炬的内在力量！”王德禄说。

——本文为我接受《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记者赵策采访文章，已发表于9月1日导报火炬20年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