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利润背后的超高成本
“三鹿毒奶粉”事件是个案，结果，却牵动中国整体奶乳行业的曝露。许多时候，我们一些政府部门总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强调各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说是某些产品的质量监管偶尔出现疏漏，来推卸监管不力、监管无能的责任。
现在，中央决定扩大曝光面，是到了彻底整治食品行业的时候了！食品行业的健康与否，是决定了一个民族体质健康的大事，是与全国亿万群众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再不彻底整治，就有辱于人民政府的职能和使命！
就象三鹿集团等奶乳行业，都是中国奶粉行业里的重量级企业，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丑事，不彻底改变行吗？
几天前披露消息看，三鹿集团的毒奶粉事件，并非是收购了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牛奶。更重要的是在验收、生产、产品检测以及危机管理的所有环节都值得追究。可是，该集团负责人在石家庄举行记者会时，宣读了300字“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以示道歉，却刻意强调公安机关逮捕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嫌疑人，对自身责任一字不提，明显是在避重就轻，好象与公司毫无关系。
毒奶粉事件曝光后，消费者和民众不能原谅的：
一、即便有人在原奶中添加有毒化学物质，但是婴儿奶粉是你三鹿集团生产的，你能推卸责任吗？
二、婴儿食用的毒奶粉，不是奶农提供的原奶，而是三鹿集团销售给的奶粉，你能推卸责任吗？
三、显然，只让几名奶农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就是对死去的婴儿，和天下所有可怜的患病孩童，是最大不公平！是对中国现行法律尊严的最大践踏！是对中国社会正义和社会道德尊严的最大践踏！
更令国人丢脸的是，纽西兰恒天然公司（三鹿集团持有43%股份），上月初发现婴儿奶粉有毒后，曾要求河北地方当局回收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向中国最高当局通报了此事，三鹿集团才从本月11日起开始回收。
想一想，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河北省地方当局为何还要隐瞒？究竟哪个层级存在着障碍？
当外国政府都如此重视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时候，为何中国地方当局反而漠不关心？
毫无疑问，逮捕几个“不法分子”奶农，是掩盖不了这些问题的。
为什么现在重大安全事故频繁，每一次灾难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为什么都是相同的事故，重复发生？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如果说，最高政府当局不重视是不对的，但凡事关键要看结果，可是至今没得到明显改善。
究其原因十分复杂，既包括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也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
这一切都是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挑战，是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理想的讽刺。
新华社消息，初步调查所获得的证据表明，“三鹿奶粉事故”目前主要发生在奶源生产、收购、销售环节。为此，中共石家庄市委向河北省委报告，建议经由相关法律程序，免去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的职务，同时免去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的职务。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16日晚召开会议，已经按照有关法律程序，通过了对上述人员的行政免职决定。
鉴于对奶源质量监督不力，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16日也被上级主管机关免去了党内外职务。
此外，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还同意石家庄市委的决定，责成中共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免去田文华担任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的职务。
据悉，中共石家庄市新华区委已任命赵路新担任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一职。在16日晚结束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议上，按照董事会章程及程序，罢免了田文华董事长一职，解聘其总经理职务，选举张振岭担任董事长并聘其为总经理。
来源：《星岛网讯》
网址：http://www.stnn.cc/china/200809/t20080917_864812.html
作为三鹿集团的大股东，新西兰Fonterra奶业集团持有三鹿43%的股份，该集团首席执行官菲利尔（Andrew Ferrier）在接受新加坡电视采访时透露，他无法预测三鹿丑闻给今后该集团在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他说：“三鹿是在中国政府的指导方针下工作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它选择。”
新西兰奶业（Fonterra）集团首席执行官菲利尔拒绝推测，中国是否是有意在奥运前夕向媒体掩盖这一消息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三鹿集团在奥运前已经知道污染奶粉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在第一例患儿死亡曝光后，食品专家们开始介绍三聚氰胺，其成分是一种可以在肥料和清洁剂的成分中找到的化合物。将该化合物放入奶粉就是要让原本稀释的奶品增加其蛋白质含量达到奶品的检测标准。
就在2008年，三鹿集团在其专业领域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这说明该集团新的婴幼儿奶粉配方技术已经获得了国家的肯定。9月10日，中国媒体首先报道了中国甘肃地区的很多婴儿都出现了泌尿系统症状。据德国之声记者了解，除中央一级的媒体在报道、追查三鹿事件以外，本周一，几家省级地方媒体的节目中关于三鹿的消息才以短讯的方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了解三鹿事件的更多途径则来源于网络和新华社。
目前，一些地方医院中本来允许的公开采访，现在也变成了病房门前立着的禁止记者入内的牌匾。三鹿事件媒体曝光后的反应是：先是否认了奶粉有问题，9月12日迫于各方压力又承认该厂的奶粉确实含有三聚氰胺，责任则指向中国奶农。
据中国日报本周一报道：“中国公安部现已派出专家组前往中国各地进行调查，已在河北省对19人进行拘捕。其中的一名因涉嫌非法出售添加剂、18名牧场工作人员因涉嫌销售、经营有毒奶粉被捕。”对此，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的回答是：“奶农自己往奶里添加化合物的消息令人难以置信。”
去年出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宠物饲料中由于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当地宠物致死，至今美国还拒绝进口中国产宠物食品原料。2007年中国国家质检局局长李长江就表示：“中国政府监督部门应该透过大企业，监管小企业，以便能够提升中国食品合格率。”一年多过去了，中国食品安全又一次被关注。三鹿集团作为从1993年开始全国销量第一的优秀企业，被污染的700吨奶粉责任到底谁来负？
据中国日报报道，目前已确诊的儿童人数是1253人，其中2人死亡，问题最严重地区为甘肃。新西兰奶业Fonterra集团对三鹿事件做出的回应是：“我们的产品销往140个国家，对于一个世界出口量极大的奶业公司来说，三鹿事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新西兰政府会出面协助中国政府直到事情查清为止。让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不再发生。”
来源：《星岛环球网》
网址：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9/t20080916_864338.html
2004年的阜阳“大头娃娃”劣质奶粉事件余悸未消，2008年，同是奶粉行业的石家庄三鹿集团又爆出一桩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自9月8日甘肃媒体爆出14例婴幼儿因食用“三鹿”奶粉而出现肾结石后，各地陆续发现多个相似病例，覆盖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省，患儿数量直线上升。截至9月15日早上8时，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经死亡。
9月11日，石家庄三鹿集团发布声明，称此事乃是不法奶农所为，他们在鲜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以获取更多利润。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作为添加剂可使掺水牛奶的蛋白质含量达到收购标准，但是摄入人体后会产生肾结石。三鹿集团表示，立即对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全部召回，据悉市场上大约有700吨婴幼儿奶粉，有关专家测算，700吨奶粉大约可被包装成140万份产品，全国各地的潜在受害者可能将超过3万人。
回溯结石婴儿事件，随着各省病例的逐渐暴发，三鹿集团在9月11日晚发出召回令前，一直表示送检的产品都是合格的，没有证据表明食用奶粉与患肾结石有必然联系。然而更新的资料披露，早在今年3月中旬，三鹿集团就接到消费者反映，有婴儿食用三鹿U+婴幼儿奶粉后，竟然出现尿液变红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等肾结石症状。而据财经网消息，该公司的销售代表在6月份就明确获悉奶粉被污染，却并未采取公开挽救措施，仍然如常出售。另据三鹿集团的说法，经过多层次、多批次检验，8月1日就已知道原奶中被加入三聚氰胺。然而，所有这些信息并没有在当时公布。至于为何隐瞒，三鹿集团拒绝答复。
与4年前炮制出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地下作坊不同，三鹿集团乃是一家有60多年历史的国家知名企业，是国产奶粉的“龙头”，三鹿奶粉拥有“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等殊荣，三鹿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奶粉产销量已连续11年全国第一。然而，在这些荣誉光环照耀下的三鹿却自陷不义，其背后不知道导致多少婴儿备受病痛折磨，令多少家庭心碎。
目前关于问题奶粉产生的原因还没有最终结论，然而即使最终认同三鹿集团的说法，也丝毫不能减轻三鹿集团在此事件中的责任。出问题的是三鹿奶粉，因此三鹿集团在产品质量把关中，不论是在原材料的“入口”还是成品的“出口”方面，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按照一般规律，8斤原奶可以生产1斤奶粉，根据三鹿集团已经公布的问题奶粉700顿的数量，受污染的原奶数量应该在10万吨以上。如此庞大的数量，需要多少“不法奶农”、在多长的时间内向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又是采用了怎样高明的手段，才能不被人发现？
食品安全无小事，更何况作为婴幼儿成长发育必备的奶粉制品。从2004年的“大头娃娃”到现在的“结石婴儿”，罪魁祸首还是奶粉，国内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屡重现？
从初步披露的事件经过来看，除了三鹿集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也难辞其咎。据报道，早在7月份，有些在长沙医治的患儿家属向国家质检总局投诉后，得到报告，结果都是合格。许多儿童已经出现病症，而国家质检总局还给出质量合格的报告，这是为什么？即使是囿于检测技术，测不出存在三聚氰胺，面对可能存在的重大食品卫生事件，国家质检总局是否应该启动应急机制？而国家卫生部的表现更让人难以接受。三鹿集团早在8月1日就报告了奶粉的质量问题，并请召回，卫生部为什么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召回相关产品，而是任由事态继续扩大？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4年前安徽阜阳市“大头娃娃”事件后，三鹿牌曾经被政府公布列入质量欠佳的“黑名单”。此后，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经过多方斡旋，在“黑名单”公布后第4日，由中国国家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四部委联合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允许三鹿奶粉正常销售。此后国家质检总局的婴儿奶粉质量抽查中，三鹿集团又被列为优质奶粉企业的首位，成功为三鹿奶粉阜阳危机画上句号。没有料到，事隔4年，三鹿集团又卷入另一场“毒奶粉”风波。
在三鹿自曝“污染”后，质检部门派出调查组赴企业调查，工商部门强调加强检查，卫生部组织了联合调查组，等等。各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的背后，则是“九龙治水”的多头监管困局，不同监管部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十顶大盖帽管不好一桌饭”。而与多头管理相伴的“权责脱节”，也是食品安全上的一大漏洞。这起事件刚曝光时，三鹿方面理直气壮地说，“三鹿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三鹿集团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不少网民质问，假如“质量合格”真实可靠，那么，确认“合格”的“权威质检部门”，如何向公众讲述一个合乎逻辑的“污染”真相？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责脱节、重权轻责、缺乏监督”问题，就难以杜绝“先说合格、后说污染”之类的闹剧。
9月13日，卫生部终于传出消息——三鹿集团已经停产整顿。但停产应该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什么人决定隐匿不报，各级职能部门是否也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须要给公众一个交代。（作者 张迎春）
来源：《星岛环球网》
网址：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9/t20080917_864932.html
附四：
联合早报 奶粉利润背后的超高成本
“三鹿奶粉事件”虽然是一个个案，但却再次使中国的形象受到损害。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社会之复杂，特别是各地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某些产品的质量监管偶尔出现疏漏，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是无法避免的。但是，三鹿集团并非是小作坊，而是中国奶粉行业里的重量级企业，如今发生这么大的丑闻，是无论如何都讲不过去的。
从这几天披露的消息来看，三鹿集团的丑闻并非只是收购了含有有毒化学物质的牛奶。在验收、生产、产品检测以及危机管理的所有环节，似乎都有值得追究的地方。可是，该集团负责人昨天在石家庄举行记者会时，宣读了只有300来字的“致社会各界的公开信”，虽然表示了道歉，但却刻意强调公安机关已经逮捕了在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嫌疑人，至于自身的责任却一字未提，给人的感觉是避重就轻，似乎这一“重大安全事故”与该公司毫无关系。
这正是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之后，中国消费者和其他民众对该公司不能原谅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有外人在原奶中添加了有毒化学物质，但婴儿奶粉却是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食用的不是奶农提供的原奶，而是三鹿集团销售给他们的奶粉。因此很显然，若只是让几名奶农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那对死去的婴儿以及可怜的患病孩童是不公平的，对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更是不负责任的。
令中国河北省有关当局感到丢脸的是，在三鹿集团持有股份的纽西兰恒天然公司，于上月初发现婴儿奶粉有毒之后，曾要求河北地方当局回收这些奶粉，但一直没有被采纳。直到纽西兰总理克拉克亲自介入，向中国最高当局通报了此事，三鹿集团才从本月11日起开始回收。如此人命关天的事情，河北省地方当局为何还要隐瞒？究竟哪个层级存在着障碍？当外国政府都如此重视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时候，为何中国地方当局反而漠不关心？毫无疑问，只逮捕几名“不法分子”，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
中国最近几年的重大安全事故十分频繁，一次灾难动辄就是几十人、几百人死亡，而且都是相同的事故在重复发生，例如矿井倒塌、煤矿爆炸以及销售假药、食品被污染等。对这些灾难，中国最高当局不可谓不重视，甚至经常为这类事情疲于奔命，但看结果，至今还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究其原因，可谓非常复杂，包括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包括政府、司法和资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庞大利益共同体，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袒护。这是对胡温体制“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大挑战，也是对“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执政理想的讽刺。
因此，如果三鹿奶粉事件的调查和处理还是和过去一样草草了事，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却免受惩罚，那对政府的信誉和威信所构成的损害，将超过毒奶粉事件本身。
在毒奶粉事件曝光的同时，山西省发生了尾矿溃坝惨剧，造成几百人死亡。长期以来，山西矿难极其频繁，可谓积重难返。此次事件发生之后，上任才一年的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在很多官员都在千方百计地居功诿过时，孟学农以此举或许体现了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但显然不能解决山西省根深蒂固的种种问题。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这并非是说灾难频仍是合理的。相反，中国应该有意识地适时调整政策的优先次序，汲取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的各种教训，避免重复这些国家所走过的弯路，以便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减少乃至避免它所可能带来的成本和代价。
来源：《星岛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