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金秋十月，我去浙江慈溪参加《十月》杂志组织的一个作家论坛。同行的有很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新形势下的散文创作。对于此类话题，我一直心有余悸，毕竟，这一类的话题空泛而虚无，没有实质性意义。对于散文来说，它不像小说或者诗歌一样，可以用加法定义，它只能用减法，那就是，所有的文字体例，减去小说、诗歌、戏剧等，就等于散文——散文就是所有文章形式中相连的那一部分，既是广阔领域，也是中间的缝隙。散文是难以把握的，在更多时候，它的写作就像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段誉使用的“六脉神剑”，有时候可以发出功来，有时候则只是一个招式，是莫名其妙的“四不像”。
散文怎么写？不好说。在我看来，所有的定式都是错的；所有的口号也是哗众取宠。我的基本看法是，对于散文写作来说，写散文就是写自己，散文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一个人的真实影像，从散文中，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思想、人品、志向等。散文写作暴露的不仅是文章本身，而是个人的很多东西。一个散文作者，最重要的是冶炼自己，丰富自己，直至找到自己。只有内心拓展了，内心博大了，风轻云淡，神清气爽，文章才会好起来。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散文写作者来说，同样也有一个比喻，那就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比较而言，我是喜欢“狐狸”风格的文章的，因为“狐狸”文章通达而讲理，有一种阅读快感；不像那些“刺猬”文章，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毫不讲理。还有一些文章，粗暴而武断，可以说，不仅仅是“刺猬”，简直就是“野猪”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新散文”，在极具才华的同时，也是具有某种“野猪”特性的。
前几天读《收获》杂志中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历史的母本》，颇有启发。余先生说，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在余先生看来，《史记》才是最伟大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我同意余先生的观点。好文章总是有着纵深感的，它风轻云淡，也生动有趣。它就如同一个悟彻天地的人一样，看尽落花流水，看尽风云变幻，然后，悲愤和悲悯交杂，一切了然于心，并且，也隐藏着一种内在和谐，与历史相通，与人性相通，与音乐相通，与流水相通，与天地相通，也与“神”相通。人对于文字，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天生的判断力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篇文章，让人读起来很舒服，让人气脉顺畅的话，那么，它肯定算是一篇好文章了。
最后说一说《行走新安江》。可以说，这本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本来，我接连写完《思想徽州》以及《千年徽州梦》之后，我想远离一段时间徽州，积蓄新的能量和底气。2007年初，安徽电视台的制片人程力找到我，问我对于行走新安江有没有兴趣，他们想拍一个系列文化专题片。这样的设想让我怦然心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是在时间的概念中探寻徽州，诠释徽州，而在地理上，在地理与文化的结合上，我却是比较陌生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提议。于是，2007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开始沿着新安江的行走。行走是愉快的，因为收获颇丰。那时的腊梅还没有谢，山野里尽管有野樱桃花绽放，但新一轮春色还没透出来。在行走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记笔记。《行走新安江》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我在行走过程中的见闻和随想。值得一提的是，行走活动得到了“九溪江南”楼盘朱家来总经理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的行走新安江同步得以刊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压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形下，我心无旁骛，那段时间几乎谢绝了一切业余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与写作中去。
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着缘起的，机缘是什么？是冥冥之中的指认和恩赐。感谢安徽文艺社的温源女士以及徐家庆先生，是他们首先看中了这篇东西；也感谢新浪文化的姜鸥老师，使得这一系列的每一篇文章都得以在新浪博客首页刊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新安江，也了解了徽州。并且，也使我的博客一下子达到数十万的点击量。我一厢情愿地想，也许，正是徽州对我的认定，才让我得以表达；并且，我的《思想徽州》（东方出版社）、《千年徽州梦》（东方出版中心）以及这一本《行走新安江》也成为了我的“徽州三部曲”。但即使是这样，我同样也是“盲人摸象”，我摸到的只是博大精深的徽州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徽州，那是真正的“大象无形”，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读到和明白的。
在春天里诞生的这些文章，也让我在这一年的秋天有了收获。作为一个徽州人，能为我的故乡做一点这样的事，内心总是充满着快乐和欣慰。感谢我上述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的人，也感谢徽州。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所有恩赐都来自徽州——是徽州，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种活法；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给了我温暖的记忆，也使我的想象插上了超越的翅膀。
散文怎么写？不好说。在我看来，所有的定式都是错的；所有的口号也是哗众取宠。我的基本看法是，对于散文写作来说，写散文就是写自己，散文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的是一个人的真实影像，从散文中，能看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思想、人品、志向等。散文写作暴露的不仅是文章本身，而是个人的很多东西。一个散文作者，最重要的是冶炼自己，丰富自己，直至找到自己。只有内心拓展了，内心博大了，风轻云淡，神清气爽，文章才会好起来。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散文写作者来说，同样也有一个比喻，那就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比较而言，我是喜欢“狐狸”风格的文章的，因为“狐狸”文章通达而讲理，有一种阅读快感；不像那些“刺猬”文章，锋芒毕露，大刀阔斧，毫不讲理。还有一些文章，粗暴而武断，可以说，不仅仅是“刺猬”，简直就是“野猪”了。在我看来，那些所谓的“新散文”，在极具才华的同时，也是具有某种“野猪”特性的。
前几天读《收获》杂志中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历史的母本》，颇有启发。余先生说，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在余先生看来，《史记》才是最伟大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我同意余先生的观点。好文章总是有着纵深感的，它风轻云淡，也生动有趣。它就如同一个悟彻天地的人一样，看尽落花流水，看尽风云变幻，然后，悲愤和悲悯交杂，一切了然于心，并且，也隐藏着一种内在和谐，与历史相通，与人性相通，与音乐相通，与流水相通，与天地相通，也与“神”相通。人对于文字，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天生的判断力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如果一篇文章，让人读起来很舒服，让人气脉顺畅的话，那么，它肯定算是一篇好文章了。
最后说一说《行走新安江》。可以说，这本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本来，我接连写完《思想徽州》以及《千年徽州梦》之后，我想远离一段时间徽州，积蓄新的能量和底气。2007年初，安徽电视台的制片人程力找到我，问我对于行走新安江有没有兴趣，他们想拍一个系列文化专题片。这样的设想让我怦然心动。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是在时间的概念中探寻徽州，诠释徽州，而在地理上，在地理与文化的结合上，我却是比较陌生的，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角度，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提议。于是，2007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开始沿着新安江的行走。行走是愉快的，因为收获颇丰。那时的腊梅还没有谢，山野里尽管有野樱桃花绽放，但新一轮春色还没透出来。在行走过程中，我一直坚持记笔记。《行走新安江》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就是我在行走过程中的见闻和随想。值得一提的是，行走活动得到了“九溪江南”楼盘朱家来总经理的大力支持，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的行走新安江同步得以刊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压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形下，我心无旁骛，那段时间几乎谢绝了一切业余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与写作中去。
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着缘起的，机缘是什么？是冥冥之中的指认和恩赐。感谢安徽文艺社的温源女士以及徐家庆先生，是他们首先看中了这篇东西；也感谢新浪文化的姜鸥老师，使得这一系列的每一篇文章都得以在新浪博客首页刊出，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新安江，也了解了徽州。并且，也使我的博客一下子达到数十万的点击量。我一厢情愿地想，也许，正是徽州对我的认定，才让我得以表达；并且，我的《思想徽州》（东方出版社）、《千年徽州梦》（东方出版中心）以及这一本《行走新安江》也成为了我的“徽州三部曲”。但即使是这样，我同样也是“盲人摸象”，我摸到的只是博大精深的徽州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徽州，那是真正的“大象无形”，有很多东西，是我无法读到和明白的。
在春天里诞生的这些文章，也让我在这一年的秋天有了收获。作为一个徽州人，能为我的故乡做一点这样的事，内心总是充满着快乐和欣慰。感谢我上述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的人，也感谢徽州。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所有恩赐都来自徽州——是徽州，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种活法；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给了我温暖的记忆，也使我的想象插上了超越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