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旁听了《财经》主办的“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论坛，收获不小，感触不少：
1、敢说话：不仅经济学家敢说，企业家敢说，某些政府官员也敢说。
2、相比较国内的嘉宾，两位外国嘉宾更为职业，精心准备了PPT用以演示观点，而我们的政府官员主要还是读稿子，并且有些人官腔很重，没有讲出什么道道。
3、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小，例证之一是上午原本要发言的重量级嘉宾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和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未能到会，理由是“随时等待政府部门的垂询”，例证之二是下午原本要发言的重量级嘉宾保监会主席助理、人寿集团副总裁和平安股份公司总经理未能到会，理由是“保监会临时召开会议”。
下面摘录了其中观点较为鲜明的几位重量级嘉宾的发言，其中有政府官员，也有经济学家，还有企业家，与君分享。
吴晓灵（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1、次贷危机反映了监管问题，即面对公众的金融创新产品偏离了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品。2、中国金融业谨慎有余开拓不足的局面制约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需要新一轮的金融改革。3、中国存在房地产的泡沫，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挤掉泡沫，那么日本失去的十年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樊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中国金融业的基本问题是：发展不足，竞争不足，监管过度，成本太高。2、一谈到发展金融，就是发展股市上的各种衍生工具，却忘了规范和发展最基本的私人之间的产权和信用关系。我们应当回到基本，我们忘记了最基本的产权，忘了私人产权。中国的私人产权和私人信用发挥不够，因为国有的太多了；信用败坏，不就是这么多年搞国有银行搞出来的。3、我们要发扬法制的精神，也就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那么都可以做，而不是政府同意你做你才可以做。4、要素价格的改革若还不走向市场化，中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拖累。
许小年（中欧商学院教授）：1、美国是创新过度，监管不够；中国则是创新不足，监管过度。2、这次金融危机，独独没人总结分析美联储的运作是否有问题，很奇怪，个人认为美联储才是危机的总源头，其始作俑者是格林斯潘，“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为有你这个百年一遇的美联储主席”。3、美国金融危机的当务之急是监管监管者，不要随意发行货币。4、外部需求熄火，国内投资正在减速，因此转型任务更为紧迫，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为35％，而美国则在70％以上。我们的增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不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而增长。目前制造业占GDP的比例为50％，就业占27％，而服务业占GDP40％，就业则占30％以上。目前沿海很多制造业关门了，但是他们无法转移到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电信、文化娱乐等在内的主要服务行业，无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中，壁垒高耸，无法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以解决转型中产生的就业问题。5、政府还是管得太多了。原来是审批制，后来改成了核准制。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没有区别，因为老不核准！后来又改成了报备，政府说“不符合报备条件不予报备”。6、政府不要将危机中的职能和常态中的职能相混淆，凯恩斯主义诞生于大萧条时代，仅适用于大萧条时代。7、弱势群体可以依赖政府，但中产阶级不应依赖政府。8、最近的统计数字好像都在朝着政府希望的方向在走，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9、从理论上讲，基本不需要国有企业，即使是自然垄断的行业需要，也是为了补贴其产生的亏损，但在中国恰恰相反，自然垄断的都是利润最多的。从实际上讲，国有经济也应大大缩小。
王君（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金融发展局首席金融专家）：1、金融危机的背后，一是忽视了公司治理，二是激励的安排有问题，光注重短期激励而没人关注3－5年后的风险。三是金融衍生产品太复杂了，连公司的董事会都不一定明白。2、关注中小企业融资，一是要区别对待，最重要的是微型企业和小企业；二是要“去政治化”。
陈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住房需求分为四类，一是基本住房需求，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二是改善性住房需求，如两限房和普通商品房；三是享受性住房需求；四是奢侈性住房需求。前两类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政策，第三类没有享受，第四类还会受到政策限制或者惩罚性抑制。2、钱多的人在屋里骑自行车，钱少的人在屋外骑自行车。
任志强（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1、“没钱了”的言论贯穿他的发言之中，任大炮果然名不虚传。2、多数地产商认为地产“冬天”来了，但他认为现在最多是“深秋”，是秋风扫落叶的时候，地产业的真正的根还没冻死，如果堵死地产商所有的融资渠道，真正的“冬天”才会来3、建议启动“不动产信托”（RETS）。
范小冲（阳光壹佰置业集团常务副总裁）：1、残奥结束了，但房地产的“跳水比赛”还在继续。2、目前的降价分为三种，一是跟风性降价，二是恐慌性降价，三是主动性降价，它又分成两类，一是为了实现胜利大逃亡，二是为了回笼资金进行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