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翁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更以勇猛善战的斗士形象赢得了世人的普遍尊重。而今，以反抗暴政为己任的一代斗士，就这样离开了他生生热爱的俄罗斯。从此，这个世界将难觅索翁这样的斗士了。
“一句真话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这是索翁的毕生信仰。真话虽可贵，然而，要想说出真话，却是大不易之事。斯大林统治时代的黑暗如一张沉重的大网笼罩着俄罗斯人民，各种清洗手段早使大部分人噤若寒蝉了。索尔仁尼琴早年也受到了这种恐怖袭击。1945年2月，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了8年劳改，因为他在同一个老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尽管如此，索尔仁尼琴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认识到，“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从此，他开始了崭新的精神生活之旅。在1957年恢复名誉，担任中学数学教员后，他就开始反思这个时代的黑暗，写出了反映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幸运的是，这部作品赶上了1962年苏俄“大阳春”时代，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开明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这篇小说，从此，索尔仁尼琴一举出名，开始走红苏联文坛。
但随着赫鲁晓夫1964年的下台，索尔仁尼琴遭到了官方的围剿，甚至被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这以后他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在四面楚歌中，索翁并没有屈服，他公开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而且相继写成中篇小说《第一圈》，长篇小说《癌症病房》、《1914 年8月》。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别人这或许是一个殊荣，但对索尔仁尼琴却意味着更大的灾难。1974年，他因叛国罪被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虽然索尔仁尼琴不见容于祖国，被迫流亡国外（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5年定居美国，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但1973年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这部长达140万字的巨著，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一生的追求就在于冲破阻拦而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知其不可而为之，索翁用全部的生命实践了这一诺言。索翁是可敬的，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然而，我们能学习得了吗？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阴霾密布的中国大地上，人妖颠倒，黑白混淆，人祸连连。知识分子整个群体都被打翻在地扫地出门，个别不堪受辱的，就含恨以死抗争；大多数只能违心地说着假话拼命地改造着自己的灵魂。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集体失语的时代。当然，这其中也出了几个挺直的脊梁，这就是时下在网上还时不时被人们提起的“极左路线”下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张志新。年青的遇罗克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后又以《出身论》一文批驳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之荒谬本质。就因为这，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遇罗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1970年3月5日，以各种莫须有的抽象的罪名，什么“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只因为“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在1975年一个初春的日子，就被割断喉管，枪决而死。凭心而论，遇罗克、张志新只是提了一些意见，方式是温和的，“基本上仍然在共产党的文化范围内，思想方法范围内探询”（仲维光语），根本没有触及当时体制之弊，与索尔仁尼琴持续不断地说出真话进行反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结局却是这样的相去天渊。在苏俄的极权体系下，还给世界和俄罗斯留下了一个索尔仁尼琴，我们却是一个也没有留下。
尤其让人汗颜的是，这些“思想解放的先驱”原先只是草野之士，根本不是什么“居庙堂之高”的专家学者。这究竟是中国的不幸，还是中国的幸运呢？我无法回答。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那些社会精英集体失语了，我能够理解，只是不知他们事后是否会想起遇罗克、张志新呢？是否会感到有一些惴惴不安呢？灾难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不少当事人已经化作了尘土，年轻人已经把它们看做了远古时代的蛮荒之事，中国还没有一部得力的反思之作，这绝对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了！
如今，索翁走了，世间从此将再无索翁！我只愿人们记住索翁的这句话——
“一个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