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民俗学家张仲先生

谭汝为

9月20日上午，我从桂林飞回天津，在飞机上看《今晚报·副刊》，头条是冯骥才追思张仲的文章。——这才得知张仲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当时感到愕然和悲痛，天津民俗学界痛失领军主帅，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张仲先生是津沽学界名家，我曾拜读过他的《古董张》《龙嘴大铜壶》等津沽风味小说，对先生仰慕已久。但与张先生的交往，是近七八年的事。天津市地名办曾组织起一个由本地六七位学者组成的专家顾问班子，对天津市重要的系列地名进行命名论证。成员有民俗学家张仲、社会文化学家李世瑜、历史学家罗澍伟、地理学家徐华鑫、诗人冯景元。我以语言学工作者的身份忝列其中。

前些年，天津市地名办工作很忙碌，专家组活动频繁，几乎隔不到一两月就相聚研讨审议一批新地名。如华苑产业园区（环外）道路命名、梅江居住区道路命名、东疆保税区道路命名、市政广场命名、堆山公园命名等等。在专家组里，世瑜翁年逾八十，仲老七十多岁，华鑫先生近古稀，澍伟先生、景元先生六十多岁，我当时五十多岁，未进花甲，属后生晚辈，叨陪末席。

每次参与这种地名命名论证，都可倾听各位前辈学者的宏论，如坐春风。在具体论证中，学者间常有碰撞和论辩，但都在轻松和诙谐之中达到统一。张仲先生幽默言语和精彩比喻，常引起阵阵笑声。每次论证之后，在宴会相聚的酣饮畅谈中，津门学者群体的那种独有的睿智与幽默，都淋漓尽致地倾泻出来。张仲先生讲的老天津卫的笑话段子，一个接一个，使你喷饭捧腹；世瑜先生对天津杨柳青、咸水沽、西沽方言模仿，惟妙惟肖，令人击节赞赏……

后来，与张仲先生交往渐多。当他得知我正在撰写《天津地名文化》，在一次研讨会后，特意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他撰写的《天津卫掌故》，另一本是王华棠主编的《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他说：“这本（指《天津——一个城市的崛起》）书是王华棠送给我的，天津市的建筑、园林、桥路、水电资料都在里面了。”在我连声致谢时，他说：“我岁数大了，留着它（指这本书）也没嘛用，送给你肯定有用！”我在撰写天津地名书稿时，将张仲先生惠赠的两本书置于案头，随时翻检，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和数据，实在获益多多。

前几年，记得是春节期间，天津电视台邀请张仲先生分别做关于“春节唐装”和“姑爷节”的两个专题谈话节目，请张先生敲定另一位嘉宾。张先生推荐我去。我说：“张先生，您是主角，我很高兴给您量活。”张先生笑着说：“别客气，你也不是死眉塌眼的，没问题！”于是，有幸与张公在荧屏两度合作。后来，《今晚报》收到读者来信，质疑“嘛”字的用法，“国事与国是”等问题，在编辑向张仲公请教时，张先生推荐我写稿答疑解惑。

——从我亲历的上述几件事，可见先生对后进学者的热情奖腋。张仲先生淡泊名利，谦逊耿直，热心公益，勇于奉献，对后辈悉心提携，因而赢得津门学界的尊敬和爱戴。

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张仲的离开，让我们损失了一位天津地域文化研究的主将。在追思他的同时，我也希望年轻学者能继承他的学术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遗憾与损失才会少一些。”在天津民俗文化研究上，我将以张仲先生为榜样，孜孜不倦，奋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