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则新闻：受美元贬值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昨日创两个多月来最大涨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大涨234个基点，报1美元对人民币6.8009元，创汇改以来新高，为2008年以来第57次创新高。人民币对美元自2005年汇改以来已升值21.5%。分析人士指出，人民币在年内余下时间可能保持适度稳步升值的格局。
鉴于人民币有再度走强的迹象，而我们对其后果非常担心，因此将今年7月初写的一篇报告的原样发表于此，供大家参考。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得不偿失
王家春 章 斌
中国人保资产 保险与投资研究所
人民币兑美元报价在首度破7后出现了超过1个月(写此文的时间为7月初)的横盘整理行情，但此后又呈升值加速之势。同时,市场上对于人民币是快升、慢升、不再升或是贬值,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主张快升的声音似乎占据了上风。我们认为，人民币继续快速升值或慢跑式大幅度升值都是相当危险的选择。
人民币兑美元的确存在静态的表象性升值压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收支顺差的急剧上升和外汇储备的持续膨胀，以及中国与欧美国家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分别从经济和政治层面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同时，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观察，人民币似乎明显低估；“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元利率的不断走低和美元的加速贬值，进一步推升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是，我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只是静态的表象性压力；从深层次和中长期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迥然不同。
首先，世界经济已进入稀缺资源对其他所有生产要素和各国货币不断升值的新时代。在这个新趋势中，真正升值的只有稀缺资源，其他的生产要素和各种货币则系统性贬值。在各种货币系统性贬值的浪潮中，人民币的中长期贬值压力高于世界上大部分货币，因为中国是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未来的趋势是，只有那些掌控较多稀缺资源的国家，其货币价值才可能具有相对坚实的稳定基础。当然，掌控丰富的资源，只是某个国家未来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中国经济特殊的体制性因素，使得人民币具有其他主要货币所不具备的体制性贬值压力。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与低报价，实际上是以很多扭曲的体制性因素作为支撑的。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人均工资的增长低于产值的增长、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成本和环境保护成本不充分和能源价格过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这些不合理因素都将逐步消除，由此将给中国制造业带来巨大的成本上升压力。在这种压力释放的过程中，人民币的购买力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因此，基于目前的购买力平价推动人民币升值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第三，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而人民币并非国际化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升值压力与贬值压力实际上是共生的。一旦升值达到某临界点，崩溃性贬值压力就立即形成。这里面的基本机理是：升值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不仅贸易账户的形势会发生逆转，而且会出现外资的“获利预期兑现性出逃”和内资以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为目的出逃；在国际收支形势逆转、外汇储备急剧下降的同时，还会出现经济增长动力下降、失业率上升、资产价格下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一系列问题。1990年代先后爆发的日本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都包含了这样的教训。
有些人认为，人民币继续显著升值，能够抑制中国的通胀，还能够促使中国制造业升级。我们认为，这种思维是不够全面的。目前的通胀是全球性通胀，其主要根源是：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供给与其需求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且美元泛滥引发全球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因此，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治理中国的通胀不可能取得根本性效果。在产业升级方面，光有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升级的基础是生存，如果生存都不能保证，何谈升级!人民币升值的“度”如果把握不好，有可能使中国制造业在生存危机中，失去升级的希望。
不可否认，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给控制通胀和减少贸易摩擦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