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本报评论员 刘长杰
坏消息正在笼罩华尔街，风又把一部分危机的尘埃从美国带到了中国。
前天，美联储宣布，该委员会已批准了高盛(GoldmanSachspuorgInc.)和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这意味着，继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BearStearnsCos.)、雷曼(LehmanBrothers)和美林（MerrillLynch）相继陷落后，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幸存的最后两大投资银行也偃旗息鼓。
从投资银行改制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上述两公司将告别以往“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行运作模式，转而像众多商业银行一样主要立足于储蓄业务。高盛、大摩深受资本之困后的被迫改制，让人们惊叹“华尔街独立投行的神话就此终结”。
从1850年雷曼兄弟公司创立到1935年摩根士丹利成立，70多年来，美国五大投行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纵横捭阖。这些集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投资管理等业务为一体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因其为全球成千上万个重要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有的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而被业界誉为“华尔街的骄傲”。
然而半年以来，次贷危机覆巢累卵，先是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后是美林被美国银行接管，再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五大投行香消玉殒，然后是纷纷落入商业银行之手，让人在重温“兔子输给乌龟”的商业传奇之后，也宣告了华尔街一个“灵动投资”时代的落幕。
一直以来，五大投行就是华尔街的灵魂和骄傲，他们一方面从事着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享受着这些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他们却比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来自美联储的更少的监管。
正是这“更少的监管”，在给了投行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让他们累积了巨额风险，在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五大投行再想回头，身已百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肇始于美国的这场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金融业的监管问题。金融衍生产品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推出违反了可偿还性原则，而借款人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不具备按揭贷款资格，仅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价上升。当这两个因素不再具备，融资的链条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发生问题。
我们认为，身为咨询业的翘楚、金融顾问业的精英，五大投行理应更谨慎地控制风险，并利用自己超越半个世纪的经济智慧，对经济的周期性有着良好的判断，继而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应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过分期待，并试图在衍生品基础上经过多次衍生，以求能够顺利解套。
即便是投行五大，也应该将部分风险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期待通过证券化等手段将所有的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事实上，这些平日里专为别人指点迷津的投行老大们，他们形成的巨额金融风险，又有谁能拿得起呢？
美国电影《蜘蛛侠》里有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当五大投行因为国家疏于监管而放任风险累积自毁前程的时候，我们也联想到了国内三大牛奶企业因为国家免检而放松对奶制品食用安全的控制最终荼毒生灵。
我们正告那些“能力大”的企业，请牢记以下三个词：
责任，荣誉，国家。
***注：20080924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原稿，发表时有删节。
本报评论员 刘长杰
坏消息正在笼罩华尔街，风又把一部分危机的尘埃从美国带到了中国。
前天，美联储宣布，该委员会已批准了高盛(GoldmanSachspuorgInc.)和摩根士丹利（MorganStanley）提出的转为银行控股公司的请求。这意味着，继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BearStearnsCos.)、雷曼(LehmanBrothers)和美林（MerrillLynch）相继陷落后，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至今幸存的最后两大投资银行也偃旗息鼓。
从投资银行改制为银行控股公司后，上述两公司将告别以往“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行运作模式，转而像众多商业银行一样主要立足于储蓄业务。高盛、大摩深受资本之困后的被迫改制，让人们惊叹“华尔街独立投行的神话就此终结”。
从1850年雷曼兄弟公司创立到1935年摩根士丹利成立，70多年来，美国五大投行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纵横捭阖。这些集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投资管理等业务为一体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因其为全球成千上万个重要客户，包括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有的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而被业界誉为“华尔街的骄傲”。
然而半年以来，次贷危机覆巢累卵，先是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银行收购，后是美林被美国银行接管，再就是雷曼兄弟破产。五大投行香消玉殒，然后是纷纷落入商业银行之手，让人在重温“兔子输给乌龟”的商业传奇之后，也宣告了华尔街一个“灵动投资”时代的落幕。
一直以来，五大投行就是华尔街的灵魂和骄傲，他们一方面从事着证券买卖、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享受着这些业务带来的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他们却比传统商业银行受到来自美联储的更少的监管。
正是这“更少的监管”，在给了投行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让他们累积了巨额风险，在流动性（即资产的变现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五大投行再想回头，身已百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肇始于美国的这场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金融业的监管问题。金融衍生产品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推出违反了可偿还性原则，而借款人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不具备按揭贷款资格，仅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价上升。当这两个因素不再具备，融资的链条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发生问题。
我们认为，身为咨询业的翘楚、金融顾问业的精英，五大投行理应更谨慎地控制风险，并利用自己超越半个世纪的经济智慧，对经济的周期性有着良好的判断，继而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应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过分期待，并试图在衍生品基础上经过多次衍生，以求能够顺利解套。
即便是投行五大，也应该将部分风险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期待通过证券化等手段将所有的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事实上，这些平日里专为别人指点迷津的投行老大们，他们形成的巨额金融风险，又有谁能拿得起呢？
美国电影《蜘蛛侠》里有句名言：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当五大投行因为国家疏于监管而放任风险累积自毁前程的时候，我们也联想到了国内三大牛奶企业因为国家免检而放松对奶制品食用安全的控制最终荼毒生灵。
我们正告那些“能力大”的企业，请牢记以下三个词：
责任，荣誉，国家。
***注：20080924时代商报头版三经论坛原稿，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