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修林
我们离现代化还多少有些遥远，甚至还存在难以逾越的本质距离，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后现代，所以我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罢，尽管早就被文化传播者搬弄了过来，被文学实践者和文学批评者按照套路演练、按照套路评述，但于我们而言，实在有些奢侈。很难想象，一个还很贫穷、生存还很艰难的人去追求富翁的自由休闲生活方式和一掷千金的消费习惯，将会是什么结局。严格说来，文学艺术演练了西方现代、后现代时期的各种“主义”，但于我们的现实而言，并不怎么搭界，除了轰轰烈烈的语言实验，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大片大片的荒芜；由于与社会现实相隔太过遥远，而我们的写作者没有勇气面对并适当填补这种差距，不过是绕开我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去拥抱远方的梦境，没有真实的大地可以依托，脱离实际地在虚空中飘忽，终将“一场游戏一场梦”；即便不说这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演练已经完全失效，不过做了耗时长久的无用功，但至少，这些努力同社会现实并没有产生多一些的切实有效的关联，并没有使社会的精神现实产生明显的、实质的改善；有这样的“演练”，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按道理是可以鼓掌的，但问题在于，“演练”得不得要领，并且大面积地盲目扩散，声势太过浩大，把深入思考、直面现实、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写作声音给淹没了，恶化、破坏了本来就脆弱、艰难的写作生态系统，使整个社会的写作更加脱离社会大众，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和正当写作的生存和发展。写作，应该是属于民族的，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当然也应该属于人类的，而不该是在强权和富豪面前缴械妥协、低声下气、俯首称臣，成为献媚的武器；最近几年来，出现了“打工文学”，也有一些人在呼唤底层写作，这些，都非常可贵，但是，还似乎没有比较自觉的、根植于骨髓的、根源性的底层文学出现。底层写作，如果仅仅停留于反映底层的表面生存状况、表层的哀伤和表面情绪，不上升到社会精神的层面，同样不能算是有效的写作。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大抵有以下几种情形。“演练”西方的文学的，姿态太“高”―― 高得离谱：信仰的是洋语言，追随的是道家，操着洋腔，逃避现实、逃离百姓，消极出世去了。“日常叙事”尤其是“下半身”之类的，与社会真正的精神层面没什么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玩乐文学”。底层写作，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在姿态上从上到下，不深入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不过表达一些远距离的同情和怜悯；另一种，是打工文学这类的，真实感受没问题，不过姿态太“低”，缺乏自觉性和反省精神，不过盲目悲观――只有眼泪，却不知泪自何处。还有一种文学，也就是目前最有效的文学，这种写作有自觉性，有独立品格，能深入民族和人类意识的核心精神层面，但是也有缺陷，那就是思维太过“综合”，主题往往过于核心化、抽象化，所以呈现的效果比较模糊，缺乏对应于生活状态的、比较具体的可感性。所以，需要有一种比较符合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的，既能尽可能反应真实的、具体的生存处境，又能上升到社会精神层面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式。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写作，我以为，它与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倾向方面还是创作方法方面，都应该有着本质的、深刻的差异。传统的“现实主义”，以现在的角度看，除了表现方法的落后外，就精神内核来讲，本来也有不少合理的部分，但由于它发育和生长于专制制度中，并且长期以来被一些专制政权(比如苏联)改造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声名狼藉。
我们的社会需要的写作，在内容表达和精神的呈现方面，它应该与现代主义有一定的区别，并在相当程度上摒弃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有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社会特征（比如经济领域的市场部分――另一部分被有些人称为“体制经济”或“官僚经济”），但总体而言，特别是在社会方面，在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很不现代的――当然更无从“后现代”了。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的写作，既是历史写作，又是在场写作，更是未来写作；而且它并非历史的或在场的或未经的单一性写作，而是将它们有机融和在一起的能够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新型综合写作。这样的写作既强调自然性，更重视人性或者说人的社会性；既重视社会性，更着力于作为人的个体的主体解放。这样的写作，应当成为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人文深切关怀的写作，应当成为道德沉沦时代坚守道德高地的写作，应当成为人类和社会真正良心的写作，应当成为坚守人类本真价值的理性光辉的写作。它站在真实、具体和感性的大地上，讴歌正义，书写人类的不幸、灾难、奋斗和期望，既有正视阴暗的哀鸣，又有呼唤光明的高蹈，既强调批判现实主义，更强调真实的历史洞察力、深刻的当在见证力和强烈的未来感觉力。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始终开放的、动态的、不断丰富和更新的、与时代同脉动的、不断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社会现实发展变化的概念，我期望，串起它的主线，就是我们的文艺复兴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停滞、曲折还是飞跃，它都应当始终如一融入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民族充满无限想象力和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时代，它理所当然为文化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摇旗呐喊，理所当然在一些学者所期望的中华三千年大格局中付出思考和努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这样的写作是一种有无限可能的写作。
那么，这样的写作，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我认为有以下的七个方面。其中，第一和第三两个方面，我已经做过论述，其它的，在《现实写作的哲学基础》中有所提及，也将随后展开讨论，在这里，我只简单地提出论点。
第一是在继承诸子百家文化传统和新文化传统中改善文化。以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为主。
第二是着力写作者自身的主体解放。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时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主体不断觉醒和解放的结果，自然而然，贯穿起各种思想、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发展主线，对于创作者个人而言，其实就是创作者自身的主体不断觉醒和解放的过程，对于整个领域，比如思想领域、文学领域或艺术领域而言，就是不断变化的该领域创作群体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历史而言，这个过程并非都是线性上升或者趋于稳定的，同样具有下降的可能。一般而言，这主要受制于创作群体所受教育程度、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以及创作环境的优劣。也有其它偶然性因素，比如所谓英雄造时势，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出现了禀赋奇高的特别人才，从而对其达成超常规推动。
第三是切入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
第四是直面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态势，实质就由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综合反应。所谓文学就是人学，写作的所有内容，总而言之，就是关于人的内容。人的个体主体、各种群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各种复杂运行和运动，其实就是写作的全部主题。
怎样真实、有效、深刻地反应人的各种复杂运行和运动？只有深入人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深入其中的运行或运动的形态、方式、利益矛盾、思维对抗、价值差异等等，从而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
第五是企图达成人类与自然共同成长。
最大的客体，是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是最大的、最综合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矛盾。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应该坚决摒弃这样的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
第六是呈现历史意识和未来观念。
第七是在历史和未来中凸显现实写作使命。
既要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也要有正确、积极的历史观念，还要有展望未来的前瞻意识。提倡坦然接受和正确总结历史，把现实看作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于人类发展整个时空中考察社会的现实任务和未来使命，提倡积极应对当在、提倡始终保持对未来认真负责的态度
2008-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