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
武汉大学刘旭
回首这过去的25年，我都经历了一些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值得我好好反思的问题，需要写一份自传向党和人民交代一下我的这些年。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25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儿，我该从何说起？最简便的办法还是选取几个时间点，看看我都在做什么。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画了一个圈，这一年我在河北省清苑县大庄小学读二年级。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我在干什么呢？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的作业无非就是写几个生子，然后老师依据看起来是不是顺眼给大家评个等级，顺眼的给打个红花。当邓爷爷在南方发表那些石破天惊的讲话的时候，我正在偷偷地用橡皮刻花，因为我实在喜欢红花，而老师又不肯给，于是我决定自己刻一个，然后就可以要多少有多少。就像邓爷爷在南方取得成功一样，我的自产红花也获得了空前成功。从那以后，我们班上至少有一半的红花是出于我花了一上午刻好的那块橡皮。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当然有了，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生产哪里会恢复的那么好？我哪里来的橡皮？我要感谢党，感谢小平，没有他们，就没有小红花。
1997年，一件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可爱的邓爷爷舍下凡间的一切，走了，没有等到春天，没有看到香港回家。当时我正在读小学六年级，为了让大家回家看小平同志的葬礼，我们全校放假一天，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正在为中考加班的“毕业班同学”。就在那个寒冷的下午，我做了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儿。在我的唆使下，我的同桌从他们家偷偷拿出来了几个地瓜，就当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穷的悲痛之中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躲在村子外边的大坑里，一边烤火，一边啃着刚刚烤熟的烫嘴的地瓜。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当然了，因为这一天的假期是邓爷爷给的。为什么说对不起人民呢？因为我不该唆使别人从家里偷东西，正是因为这几个地瓜，我的那个同桌几年后成了附近有名的监守自盗者。是我害了小朋友，给人民添了麻烦，给社会主义抹了黑，我检讨，深刻的检讨，希望在党的帮助下，我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错误，永不再犯。
2001年，当我在睡梦当中被一阵阵爆竹声吵醒，据说是申奥成功了。“申奥”？据说是要在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不就是一场运动会吗？不至于吧？作为一个重点中学高二的学生，我就这么点见识。也可能是因为麻木吧！不过这能怪我吗？升学压力那么大，光是唯物论与辩证法我就搞不清楚，哪有时间看什么运动会。
还是在这年，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宿舍吃午饭，我们班的“足球流氓”兴冲冲的跑进来手里挥舞着报纸宣布：美国被入侵了，美国世贸大楼被炸了，美国，狗日的美国！大家都抱着一副不屑的模样反问：你又被球踢了吧？只有他美国炸别人大使馆，哪有可能他被炸？这一天是
2003年，带着对大学的憧憬，我跨入了燕山大学的校门。我收拾自己床铺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床上铺的都是已走的师兄们留下来的《南方周末》。开始很是纳闷，为什么在北方，大家都看“南方”周末？可能是因为便宜吧！高中的时候我下铺的兄弟就经常买《燕赵都市报》。他的理由是：便宜！五毛钱一期，好几十版，比买卫生纸便宜！买一份儿，一个礼拜用不清，有时候还送给别人两张。
当我背着高中时买的双肩包坐在教室的时候，给我们讲授法理学的一位女老师表情悲愤地走了进来。非常沉重地，寒泪满面地控诉：孙志刚就这样死了，死的这样不明不白！在这里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做收容遣送制度，才知道了宪法原来是可以不用遵守的，也是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的。
2007年，借助一年的奋斗，我进入了全国最美丽的高校——武汉大学。我这才发现，名牌的同学是不一样，我本科做的事儿人家高中已经做了，人家本科做的事情，我研究生的时候还要先补课……不久，我又发现，大家不都是人吗？所谓的知名教授也是要关心自己的腰包，所谓的优秀学生也会因为失恋睡不着觉，所谓的珞珈山也就是一个小土包，所谓的东湖也就是一个大水泡……
……
2009年6月，我就要离开了，有些许的留恋、些许的不舍、些许的遗憾？
明年，我会带着遗憾离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