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运亨通之六
龚明德
清晨六点半，下楼去骑车，发现自行车的两个轮胎都没有气了。才记起来，已经有近二十多天没有给轮胎加气了。门口的修车店铺的老板还在睡觉，不好叫人家从梦中醒来给你加气，就小跑着去九如村公共汽车站坐19路公交车。还好，这车不绕路了，直达杜甫草堂北大门的旧书市场对面。
下了车，仍在落雨，不太大，但是阴沉沉的，让人不愉快。已经七点半了，旧书市场的大门还是关闭的。
大门口站了不少人，等着开门上楼去卖书或买书。
在提着大包小包的卖书的人中，一个熟了二十多年的旧书地摊设主主动跟我招呼。我就问：有什么宝贝？他说：有一套定价六百多元的历次党代会的文件大全，别人买，我至少要一百五十元，你龚老师嘛，给一百。我蹲下来，打开他的包包，看到了十六开的硬精装的三大本《回眸世纪潮》，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我觉得虽然是“统一口径”后的官方制作，但是毕竟是三百五十万字的大型史料结集，还有工具书的作用，就决定买下来。我还想少出一点儿钱，问：就要一百？他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龚老师，你我认识都二十多年了，这个价只能对你！看来，我无法不要了。但是我今天全是一大叠十元、五元和一元的零钞，就说：我舍不得我的小钱，下次给你一百，行不？这老熟人仗义，他说：连你龚老师都不相信，还有谁敢相信？
十几斤重的三大本书，提上楼后，正准备找个地方借存一下，走的时候再拿，另一个姓唐的地摊设主也抱了一包书来：龚老师，专门给你找的，你给五十元！我看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的《读书月报》，有近三十本。我说给四十元，唐老板说不能少了四十五元。唐老板给我找了不少好书，这一次也得全要，否则不好说话。
在一家地摊的一堆乱糟糟的纸堆中，我找了一本“文革”期间印行的“揭发”《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的专集，摊主要十元，我没有还价就买下来了。
转了好几圈，都没有再发现可以下手的东西，便提着重重的书包下楼去赶19路公交车玉林。正是上班高峰，人多得很。我奋力挤上车，一直站到衣冠庙。再过一站，我就下车。
去一家早餐店吃稀饭包子，花了三块钱。
回到家中，在南花园的露天敞亮处整理刚得到的这一包书。
细细查看，那三大本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确确就是官方的声音，而且是超级的“统一口径”。书名题字是薄熙来的爸爸的墨宝，是我颇为陌生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是一九九九年三月在北京的第二次印刷。这套大书的纸张不好，很脆，像是为了节省成本的行为。如此大的选题，怎么纸张这么不讲究呢？估计是一帮生意人自己弄的，内容全找稳当的党史工作者提供，不出政治问题，还可以赚钱。
几十本《文学月报》倒是给我带来了惊喜，因为其中有三本载有晦庵的书话，而且是从《开场白》开始的，是一九五六年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期。接下来的一九五七年的《文学月刊》有全年十二本的，但是却没有再连续发表晦庵的书话。
至于那本“文革”期间印行的“揭发”《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的专集，也是极其有着参考价值的东西。前几年，一个大学教授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考据文章，说“为人进出的们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不是某某革命烈士的诗作，其实呀，这一本刊物上已经有了“揭发”，还有详尽的述说。“文革”中的大量印品，现在保留的已经不多。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印品当作不可信任的东西，对于研究者，它们是有用的。
本来，今天是要跟宏亮一起去买书的；但是宏亮要上课，——他正在一所政治学校深造，祝福宏亮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