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溜达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英国如何能够把19世纪变成“英国世纪”，成为世纪第一强权，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我们小时候接受的历史教育，都谈到瓦特发明蒸气机，而蒸气机促进产业革命，产业革命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加上英国全球殖民统治，因此强盛一时，到现在，英国已经是日落西山、奄奄一息的没落帝国了。可我怎么想，也觉得这种讲法太流于简单化，而其中最大的影响：关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则往往是轻描淡写。以我的感觉，英国之所以强盛了100多年，其实首先是制度的优越，而不是技术层面的先进。否则一样制造了蒸气机、火车，甚至发明了汽车的法国为什么就没有英国这等气势呢？
我每次去伦敦，总是有种很特殊的心态，就是想好好认识一下这个最早奠定资本主义制度，并且完善了这个制度，使之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的国家。英国最早通过法令保护人权，英国也最早把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化，并限制皇权和贵族权力，提倡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个国家，其实有好多可以学习的东西。
我最近一次去伦敦，是恐怖主义袭击伦敦地铁站前一个礼拜，就在滑铁卢车站等车，也整天在地铁站来来去去，回来后知道消息真是有点后怕。那次行程，总感觉看到的伦敦，的确有点老态龙钟了，18、19世纪的活力不再，有点内囊都倒上来的味道。但是，如果你花点时间研究一下英国完善的体制，这个体制对于人权、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方式，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前英国殖民地基本都沿用这个体制，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并且大部分前殖民地现在都成了发达国家，只有印度除外。英国的这套制度还影响了日本，日本的文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式的。日本的交通系统也是英式的，并非偶然。
1679年英国国会就通过了《人身保护法案》，虽然还不能完全禁绝无理逮捕，但它保证了任何人被捕之后，一定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来保障自己应得的权益。众所周知，在缺乏提审法的国家，人民要与法律直接碰面是很不容易的，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英国的法制建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不至于造成大规模的战争局面，也经历了一番血与火的磨难。英国皇帝查理二世之后，是詹姆士二世，他是位天主教徒，热心宗教，想用权力来压迫其他教派，重翻“君权神授”的老皇历，声称他只向上帝负责，不向人民负责。他立下法律：凡天主教徒不受法定的刑罚，并命令所有牧师在教堂里宣读该法。有七个主教拒绝，他就逮捕和审讯他们。但所有人都同情七主教，当主教们被无罪释放时，军民共同欢呼。詹姆士二世问左右侍从这是什么意思，下面的人都说：“没什么，士兵们因为主教被释放而高兴。”他说：“这还了得，你们居然说没什么。”英皇这时已经知道民心军心所向的是法制。
英国国会派人秘密把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从荷兰接了过来，这两个人在英国国内颇得民心。詹姆士二世本来还想负隅顽抗，但没有士兵听他的，为避免象查理一世一样被杀头的命运，他最终逃亡到了法国。
被老百姓欢迎的玛丽和威廉，很快签订了《人身保护法案》，正式承认了其神圣性。并把国王的权力转移到了国会，接受了每年必须通过国会批准的法案的事实。进一步地，他们确认了内阁必须向国会负责，即国王必须任命得到国会多数的政党组阁，若国会不信任，内阁就必须辞职，或者解散国会。但若新选出的国会仍然不信任内阁，则内阁必须辞职。于是，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民主制通过这次不流血的革命而正式确立了，它是人类宪政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这次1688年的革命，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
英国的学术自由也是整个西方最早最彻底的。在培根的影响之下，英国学术界在1660年组成一个科学团体，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成立皇家学会，其全名为“促进自然知识的皇家学会”，其实，皇家学会在西方的历史上很早就有了，早在1560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便成立了这种研究机构，之后罗马、佛罗伦斯都建立类似学会，都比英国皇家学会早，而英国的皇家学会设立之后，法国在1666年也由路易十四创立科学院，而其它的国家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学会。
我感兴趣的是，英国皇家会与其他国家的类似学院的不同的地方，首先，是这个学会的成员意识到科学家与技师之间合作的好处，所以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以搜集任何可能促进科学之世的各种资料。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手中的研究成果，能够很快地变成工人、农民手中的生产力，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暂时无法达到的先进意识。英国人说：“所有地区都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的、专门的哲学家，而且还来自于技工的工厂、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猎园和花园”（T•斯普拉特，《增进一般知识的伦敦皇家学院的历史》）。而早期，科学从这些矿山和工厂得到的东西比矿山和工厂得自科学的要多，皇家学会的这种针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叶，自然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因此，因此，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时期，技术发明是一个方面，真正重要的是制度化和制度的合理性，因为体制的建构，使得技术直接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不是纯粹的科学而已。
与此同时，英国的海上扩张也节节胜利，取代了以前的各个海上强权国家，成为当时的海上霸主，殖民化自然发展就快了。
在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又确立了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人民的财产权。这样，国内工商业发达，加上世界各地的广大殖民地，财富越积越厚，乃有充裕的资金，来从事生产技术的改良与工业的扩建。
1688年“光荣革命”后形成的新政治体制，是英国能够迅速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原因，好些人分析英国为什么能够后来居上，总是盯着蒸气机、瓦特不放，忘记了制度改革才是最关键的，有技术而没有一个好的制度，技术再好也没用，有好的制度，技术的发展应用就很快，我看英国最成功的地方，是早早就建立了很现代化的宪政体制，并且实现了三权分立架构，充分地保护了个人权力，保护了私有财产权，这样才自然促进了国家的繁荣。
最近看学者袁伟时的学术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很有感触。他在书中提到了中国和西方国家在17世纪前后的比较，触目惊心。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3亿多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的经济总产值还是在全世界经济产值中占有很大的份额的。但是，自从18世纪以来，中国的这种优势迅速消逝。他援引了学者候建新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一文（济南出版社，2001年）中的说法：“英国12－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并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是15－16世纪，当时生产率已经是5520公斤/户，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于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当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
国家富裕了，城市建设自然就蓬勃，伦敦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建筑，有如此大量的新古典风格建筑，是这种制度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2008年9月3日 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