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道书的道学传承
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在以图案性卦画为载体进行历史传承，跨越了无文字历史上漫长的时空，到有文字之后的历史上，人们一方面给图案性卦画注以文字，以方便学习、理解、记忆，形成了历史上《连山》、《归藏》以图案画为主、文字注释为辅的独特的哲学经典。同时，伴随着文字的发展，也开始有了同希腊一样的、以纯文字写成的哲学书籍。由于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道”，对哲学家呼之以“道”家，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上又出现的、以纯文字写成的传“道”之书，为与《易》经有别，也就应该称之为“道书”了。
按着史籍记载，在先秦历史上已有《黄帝经》、《阴符经》、《黄帝铭》、《力牧》、《容成子》、《老子》、《庄子》等不同的道书行世。这类哲学书籍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无疑，此种新哲学著作的出现，在人们学哲学上就比读《易》经要容易理解得多。易读、易解，其对于民族思想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就大。因此，我们讨论了《易》经在哲学道理的历史传承优缺点之后，接下来就该对中国历史上的“道书”做一点探讨性的评论了。
中国的道书由两个时期所产生：一个是五帝时期，这一历史时期产生的道书最多。例如《黄帝经》、《黄帝铭》、《阴符经》、《力牧》、《容成子》、《黄帝泰素》等；另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如《老子》、《庄子》等。由于后人不知道为什么夏、商两代没有哲学著作产生的原因，因而也就将黄帝时期的哲学著作认定为春秋战国之际的人“伪托”①为黄帝、力牧、容成的著作。事实上，此种说法没有举出任何历史依据，只为凭空怀疑之辞。汉以来，在图书分类上，也是很不准确。例如班固就把哲学著作分成了甚么“道家”与“阴阳家”。当然，这些书中的绝大部分，我们恐怕是永远都难以见到了。见不到，不能研究，也就不能凭空去谈论。
（一）关于《黄帝经》
1973年，历史上曾失传两千多年的《黄帝经》又重见天日，感谢出版部门印刷出版了此书，使我们得到了阅读和研究的机会，因而对它也就有了比较深刻的历史认识。所以，我们就能够对《黄帝经》进行较为细致一点的研究与探讨了。
《黄帝经》中，包括了《经法》、《十六经》、《称经》、《道原经》四篇。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这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里所记载的《黄帝四经》四篇。对于其产生的历史时期及作者，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倾向认为是轩辕黄帝所著的；也有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作品的；还有的人认为是西汉时期的“托名之作”，是对诸子百家道学理论著作的一个综合性归纳的……我依据结合黄帝史事的研究，则认定其为轩辕黄帝所著，其具体理由如下：
①《黄帝经》中有春秋战国诸子根本未谈到的哲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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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
自春秋以来直至秦统一中国，“百家争鸣”，学者之说都各执一端，从未有过能贯通百家为一体的学术著作问世，也未见过有此之说的任何记载。只有秦之吕不韦所搞的《吕氏春秋》是综合百家之言而为一书者，但其不仅取自何书都有痕迹可寻，而且其思想明显存有不一致之处，而《黄帝经》则不存在这类问题。举凡后人总结前人之说，多为前人有其说，后者才有其观点的体现，而不会出现大量前人根本未提及、根本不理解的学术观点。例如，《黄帝经》认为治理国家必须以道学理论为指导，用来处理社会各种关系，使之得到阴阳平衡、互依、互动、互补的一个度上，由此而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这就是“以正治国”的道理。因此，将执政治国者，称之为“执道者”；又阐明一切法律和道德，都必须依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理论而行制定。其论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在《十六经》中又言：“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这些论述，将德治与法治阴阳互动、互补、互依、互存、互为己根的辨证关系说透了，更将法律和道德之根都是依据客观自然规律说明白了。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说中，则不见有人对以道立法、以道建立社会公共道德标准的论述，甚至对于法律与社会道德的互引、互动、互补、互存、互依、互根关系都根本不了解：有强调必须依法治国的，有强调以德治国的，争吵不休。战国之际，梁（魏）惠王同尉缭子的一段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而尉缭子则对此问感到茫然，于是就胡乱应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①这就充分地说明，《黄帝经》产生于周代之前，而非周代之后。
②《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先秦各种著作多有援引
《黄帝经》中的一些文字，先秦各种著作多有援引，有的引录则明显不如原论之义确当。如：
《黄帝经·称经》曰：“亡国之祸，莫大于乱。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善积昌，恶积丧！毋犯非义，而不信其危：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塞，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祸之根也”。而吕望在《六韬》之中引用，词语得以修饰，然却排比句增多，有显啰嗦，且用之于论述守土，去《黄帝经》原义已远：“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
再比如，《管子》一书所论治国诸事，均本于《黄帝经》之义，论之以道治国中，常原文引用《黄帝经》之语。《黄帝经·十六经·顺道》曰：“大庭氏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静，柔节先定：良温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中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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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尉缭子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而李耳的《道德经》则是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等篇，为掩饰其抄袭痕迹，刻意分散其文，颠倒语序，同时又歪曲原义，而作大量离经叛道之说。现在，我们将两者进行对照，问题就会明白。
《黄帝经·道原经》的原文是：
亘先之初，道同大（太）虚，虚同为一，亘一而止。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同有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
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测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蛲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尽管李耳抄袭《黄帝经》千方百计，采取了割裂原文、颠倒顺序、作不适当的辞语修改，且又故弄玄虚，以掩人耳目。但是，其抄袭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如：
将《道原经》中的“独立不偶”抄为“独立不改”；将“万物莫能之令”抄作“天下莫能臣也”；将“万物得之以生”抄成“万物得一以生”；把“莫知其名”加“吾”以彰显自己：“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把“道弗为少，皆反焉”改成“反者道之动”；对于“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文义，则胡乱诌之曰：“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也算得上一椿怪事：无形抽象的自然规律，在李耳的口里，竟然变成了“有物”和“有象”！
所以，《黄帝经》的思想实为春秋、战国之际诸子之说的思想之源，而非其流。
③《黄帝经》为先秦诸子之说所本
《黄帝经》举治国事例而讲道学理论，此正是道家之根。道学的最基本理论是建立在事物分阴阳，阴阳异性相引、同性相斥的基础之上的。这便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意义。故《称经》言：“凡论，必以阴阳为大义”，此是阴阳家所本；道乃“万物得之以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自然法则，故《黄帝经》论之治国，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要“顺道”、“正德”、“名理”、“成法”、“良温恭俭……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要“兼爱无私”，“节民力以使”。因为，“节民力以使，则财生”，“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
所以，儒家讲仁者爱人；名家以辨名实；至于墨子之说，除了其谈弄神鬼迷信之语外，其“修身”、“亲士”、“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都无一不是来自《黄帝经》。故，我观墨家之说，实为儒家的一个不同学派而已。
《黄帝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道生法”，法家之根在黄帝之说；至于医家，则是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联实际学习、应用最好的。《黄帝内经》就是实例。
古代的史家也都认为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说皆本于黄帝及老子的思想。如：“申子（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慎到是“学黄、老道德之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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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④《黄帝经》为我国产生最早的纯文字道书
我们从《黄帝经》的行文上看，各篇之间为一种与《易》道哲学相同的思想所贯穿，先后有序，通篇言简而有韵，浑然一体，丝毫找不出总结他人之说的痕迹。其理论没有春秋以来诸子之说的失偏之处。若说总结他人之说，则管、老、孔、孟、庄都无能力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对黄帝时期历史人物之称时，既无后人以称前史之中的笔法，而且其称呼又多有独特之处。如称蚩尤作“之尤”，此与苗族歌谣中相同；呼力牧为“力黑（墨）”。力牧，春秋时有少数古籍记为“力墨”，战国以来的典籍多以“力牧”记之。此足证《帝王世纪》中说“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而得臣风后，“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而得臣力牧，是望文生义的胡编！同样，《黄帝经》中说到青阳，也是直呼其名：“力黑（墨）曰：‘战数盈六十，而高（此是误将青阳书为‘高阳’）阳未失。”此与黄帝战蚩尤之后派青阳到地少昊施治可以互证的。凡此，又证明《黄帝经》乃黄帝时书。
⑤《黄帝经》应是黄帝之著
我在黄帝史事的研究中，尽管西汉之前的不少史籍都说黄帝、炎帝是同父异母兄弟，黄帝为兄，炎帝为弟①，但我开始并不相信，因而在《轩辕黄帝史迹之谜》一书中，对此亦作了曲说。此后，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无论是从少典所在之族的氏族婚姻圈，黄帝、炎帝得姓之因与出生地，涿鹿之战、阪泉之战遗址、战争经过、战争不同性质分析，《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历史记载的印证，以及对《山海经》的研究等等，都证明黄帝与炎帝确为同胞兄弟。特别是在《黄帝经·称经》中，有一段话，正是黄帝对于兄弟失和而陷入深深悲苦之中的一种自然流露。——————————
① 《新书·制不定》。
其文如此：“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獗而活，先人之烈。卑而正如增，高而倚者崩。山有木，其实屯屯。虎狼为猛可揗，昆弟相居，不能相顺。同则不肯，离则不能！伤国之神，神则不来，胡不来相教顺弟兄？兹昆弟之亲，尚何易哉？”联系到黄帝肇造国家制度之后，不传帝位于其子，而是在整个五帝时期实行了一套选贤任能、帝位禅让、建立权力制衡的“四岳”机构，鼓励人民民主议政等措施，与黄帝、炎帝失和而有阪泉之战不无关系。由此，又足证《黄帝经》实为黄帝之著。因为，除了黄帝自己，是谁也难知黄帝与炎帝失和之际黄帝的内心感受的。
《黄帝经》为黄帝所著，应该没有问题。
⑥《黄帝经》为五帝时期的治国必遵的指导思想
孔子与司马迁，依古史之传，盛赞轩辕黄帝“聪明睿智”，我以涿鹿之战的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城、蚩尤泉、阪泉等遗址、遗迹，《山海经》等书言战争中有大雾、暴雨、暴晒气象出现，以及黄帝有“景云之瑞”①、发明指南车②，“蚩尤城，城无东面”③，以及黄帝令应龙于灵山水关蓄水等④，结合古战场地形、地貌、古今地方性小气候变化规律，作综合性历史研究，明白了黄帝是以广博的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物理学、心理学、军事学知识运用于战争，作到以弱胜强的。而这一切，又都是以哲学理论为指导。所以，黄帝的“聪明睿智”，实因其“善于伏牺之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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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今注》等。
② 《古今注》、《广博物志》、《古玉图考》等。
③ 《水经注》引《晋太康地理记》。
④ 《山海经·大荒北经》。
⑤ 《绎史》引《春秋内事》等。
《新书·修政语》载，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故服人而不为仇，分人而不譐（蹲）者，其惟道矣。故播之于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帝颛顼曰：“至道不可过也，至义不可易也。是故，以后者，复迹也。故上缘黄帝之道
而行之，学黄帝之道而赏之，加而弗损”；帝喾曰：“‘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缘……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
黄帝誓言，将传播道学理论于天下为“不忘”之己任，不能没有道书传世。帝颛顼、帝喾俱言“上缘黄帝之道”，当然不是空洞无物之指——这就应该指得是传世的《黄帝经》。
所以，《黄帝经》不仅应是黄帝所著，且为五帝时期执政治国者所遵从的治国思想理论。
（二）道书传道的优缺点
在中国的历史上，当《易》经被改头换面用作卜筮，《易》道哲学传承途径被封杀后，在中国古典哲学传承上，就只剩下道书、议论具体事物举例这两种哲学的传承形式。同《易》经传承道学理论一样，道书传道形式，也是既有其明显的优点，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的。
道书传道，有以下三方面的优点：
① 论理突出重点
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由于不受图案性卦画、卦名、爻位等方面的严格限制，这就可以根据哲学道理阐述的实际需要，分章节、开宗明义地直接论述道理。再加上省去了《易》经象术解释的那一部分文字，如此，就论理充分、集中、通俗、易懂，用语更加形象、生动、灵活，这就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学习和理解。由此，中国古典哲学在社会上的传播面更大，影响程度更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由于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医药、卫生、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使中华文化变得博大精深起来的最根本历史原因。
② 理论更加联系实际
纯文字的道书传道，由于脱离了八卦卦画形式、象术的束缚，使其论理变得更加自由灵活起来，但是，道理毕竟还是抽象的，它并不能够由于载体之变而改变其理论的抽象性特点，人们在实际阐述哲学理论之中，还是必然要受八卦取象、示物、喻理那种“形象”地论理的深刻影响的。所以，哲学家们在自己的哲学论著中，还是要举以社会实际生活之例为证以论道理的。这又就实际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具有很强的通俗、形象、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它不象西方哲学那样，为了说清道理，而创造出了只有哲学理论中才使用的一大批名词、术语，使哲学理论变得晦涩难懂、高深莫测、普通百姓很难读懂，很难掌握的情况。
联系社会各方面实际讲道理，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之保持，事实上则又是形成百家之说、“百家争鸣”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强调人们思想道德修养、重视社会道德教育者，就理论联系社会实际地重点论述这方面的道理，这就是先秦历史上的“儒家”之说。“儒家”者，变成现在的语言表述，就是社会教育家；重视社会法制建设，强调法律制定、实施、或宽、或严、因时间、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者，就应用哲学理论，联系具体社会实际与变化，论述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之说。“法家”就是法学家；而凡运用哲学理论为指导，以言正名求实者，为“名家”；以哲理为指导而研究外交，按时势决定联合、孤立、打击对象，决定一国发展壮大竞争之策的，就是“纵横家”……这种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广泛地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这是促进中国古代科技进步，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 使理论概念更加明确
纯文字的道书脱离了卦画束缚之后，变《易》经道理的蕴涵而为直接地论述性表达，这就使哲学道理变得更加明确起来。虽然，《易》经中的卦画是按“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理论而行编制的，后世的文字注释部分也表达的很明确，但具体到每一个卦画则不可能时时提出，如此，人们在实际学习《易》经之时，就会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到了现在，虽然也有些哲学家们坚持《易》经为古之哲学书，而非“卜筮书”的，但是，在其论文之中，我则没有看到有学者谈《易》经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立体变动哲学理论思想体系的，而这一点恰恰又是特别重要的。而中国古代的、以纯文字、分章节的道书之中，则将此理论明确地阐述了出来，并加以强调。如：“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①；“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②；“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③。虽然，作为数千年前的这种论述，在我们———————————
① 《黄帝经·经法·六分》。
② 《管子·霸言》。
③ 《黄帝经·十六经·前道》。
今天看来，是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些，但是道书的出现，毕竟将《易》经所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特点，用很明确的语言提了出来，且联系到了具体的思考与运用之中。直到今天，虽然很多的人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了。但就连普通老百姓办起事来，考虑问题，还是依据古语告诫，要讲究一个从“天时、地利、人和”上的综合性条件思考。事实上，这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在起着作用。只不过，人们对于这“天时、地利、人和”往往只从三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忘记了“与时偕行”的时变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与时俱进”哲学理论。然古语的这一论述，则是实际包涵着时变观念的，“天、时”就是指“天道”与“时变”两个方面客观条件。
再比如，关于正名求实的哲学观点，《易》经虽然利用卦画的六个爻位进行了蕴涵与表达，这就是卦辞之中的“当位”与“位不当”之论。但实际哲理应用之中，往往就会被人们忘却。而到道书出现之后，竟由此而发展出了一个学派，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名辨派”，也称“名家”，这对于逻辑学的发展，是做出了它的历史性贡献的。
我们这里所谈的道书优点与缺点，都是将道书与《易》经卦画传承方式相互比较而言的。此两者之间，正好是优缺点互换：《易》经的缺点，正是道书的优点；而《易》经的优点，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道书的缺点。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道书哲学传承上的缺点：
① 容易造成哲学思想体系传承上的不全面
脱离了卦画束缚的纯文字道书，论理灵活，是其优点，但同时也是此种哲学传承方式上的很大缺点。在这方面，由于道书的作者重视某个具体的理论，其论述则加强；而作者不重视的理论，则会在有意无意之中被“忽略”。比如，阴阳同性相斥、异生相引，乃中国古典哲学之中最重要的纲领性理论，这在《易》道传承方式中，蕴涵、体现、论述是比较充分的：以阴阳相交之卦命名曰《泰》，阴阳不交之卦称之以《否》；以阴阳相感、相引、相交表现最为突出之卦，《归藏》曰《钦》，以表现男女“思切”、“钦慕”之义；《周易》曰《咸》以体现阴阳相感之意。在解说之中有“天地（同阴阳）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等语。至于同性相斥规律的表述，则有《睽》卦、《革》卦的明确表达。但在纯文字的道书论述之中，就有渐趋减弱的现象存在。如《黄帝经》中只重点表述了阴阳相引相交规律：“有晦有明，有阴有阳……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而对于阴阳同性相斥规律，虽然在论述哲理之中有着自然体现，却未作专门论证。而到了《道德经》中，全书五千言，除了谈到阴阳互依规律外，就是抱住一个极反规律不厌其烦地说，并且将其强调得过了头而成为一种谬论！至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阴阳相交”、“阴阳互渗”、“阴阳平衡”、“同性相斥”规律等，则只字未提。
“时变”观，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在《易》道哲学传承载体之中，除了每一卦将事物发展变化从初爻至最上爻进行分阶段的论述外，还特别提出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的理论。而在《黄帝经》中，除在《经法·论》等章节的论述中有自然体现外，并未作专门性的讨论，而其它道书也很少有论及者。到了汉代以来，不论是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都很少谈到“时变”理论，倒是人们伴随着对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天不变，道亦不变”曲解性宣传，一个民族便失去了“与时偕行”的精神，凡事都循祖宗之法，墨守成规，不思变革，就成为一种很糟糕的社会思想风气。
在《易》经的哲学传承体系之中，事物变化的内因、外因、行为主体与主观思想意识、主客观的互动，都有明确的蕴涵与表现，但在纯文字写成的道书之中，这些都就不见了踪影……正是道书哲学传承方式这种客观上“灵活”过头的随意性缺点，事实上就造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在历史的传承过程中，变得理论残缺，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了。
② 容易造成谬论流行
不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也不论是古典哲学，还是现代哲学，不同的哲学都有其不同的哲学原理作为其最核心性的基础理论，由此而建立起它自身的哲学理论思想体系。所以，不论是学哲学，还是作哲学教授、传播，凡是不弄懂、弄通其核心性哲学原理，而只在其一般性名词、术语上下功夫者，就客观上会偏离此种特定的哲学原理而行偏说、偏解，使其误传、误信，而走向嬗变。中国古典哲学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发生的历史性嬗变，由科学哲学转变为封建神学理论，就是通过这种纯文字写成的道书接力传承之中，一步一步实现的。
比如，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易》经卦画式的古老传承载体之中，它一方面利用卦画、象术原理对哲学原理进行表达，说明其此种作为的主旨就是：君子要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由此而尚贤、体仁、合理、知义，以辨天下之疑，以解天下之难，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推而行之，以做成事业，达到大有作为，推动社会文明化的历史进程。《黄帝经》中也是这么说。但是，到了《道德经》中，老子就将论述自然规律的客观体现“道本无为而无不为”偷换到人的主观能动体之中，竭力宣传学道要作到“无为”，说甚么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不知而不觉，完全变成一根木头！而《春秋繁露》中，则又将中国古典哲学中表示客观自然规律的代词“天”，说成是有思想、有意志、有喜、怒、哀、乐，无所不察，无所不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人间的帝王就是这尊大神的儿子，要人们一切言行都听从帝王，听从帝王就是听从天神。宣扬一种要老百姓都听天由命的神学迷信思想观念。
当然，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性嬗变，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但是，纯文字道书传承哲理这种极其灵活的方式，无疑是给这种有意识地篡改哲理提供了方便条件。
研究与分析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在以纯文字道书传承中的利弊得失，就可以使我们明白，为甚么中国在伏牺氏时代产生了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唯物辨证哲学思想理论之后，一定要创造成出一套哲学理论名词、术语为代表的专用符号为材料，以哲学基本理论为原则，而编制出一套图案画为载体，以其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历史传承的工具之因了。因为，没有一种严密的规则为约束机制，单靠语言传播一种科学思想理论，传之日久，就会使原本科学的思想理论面目全非。文字，不过是普通语言的一种载体，并非哲学理论的专用载体，依其可以传承哲理，但这种传承就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严重地影响到哲学理论体系的准确性、完整性、科学性。
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古典哲学虽然其产生距今已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我们的先祖创造出了一套图案性卦画为载体的哲学传承方式，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完整而准确地恢复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体系的原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