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山 装
年过半百后，一看到“中山装”这三个字，我脑海里就会浮出父亲的形象。小时候，直到1965年我离家去南方读书，父亲一直都穿着中山装——浅灰色中山装。
第一次看到父亲身着中山装, 是1956年初夏，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我家住在古城东关大坝头。古城小东门外，顺着大马路朝东走，过了黄河上残破的大木桥（迎春桥），“同春池”东百十米处，拐进路北一个巷口，顺着弯曲而又上坡的巷子往大坝头走，半坡处西边台基上有个小院落。院内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五间草屋，草屋前面有片空地。从巷子里进到院里来，要登几级石阶。院里就三家租赁户——五间草屋是房东吴老二的房子。西头住着老公母倆，爹娘叫我们唤“姑老爷,姑奶奶”；中间是三口之家，一对年青夫妇带一个叫“小爱”的女孩；我家住在这排草房东头的两间，草房东山墙下就是崎岖不宽的巷子。
五月的一天，黄河两岸阳光明媚，河东大坝头我家院里院外，清扫洒水后显得格外整洁。父亲身着浅灰色“中山装”，脖子下是立翻领，领口往下竖排5个黑纽扣；4个贴袋，各有袋盖及1粒黑扣，上为平贴袋，下为老虎袋，左右对称；左上袋别着一钢笔。钢笔上佩着一几片绿叶衬托红花。那天父亲似乎很欢喜，屋里院内不停地张罗着。
临近中午，一阵锣鼓声，从大马路上巷口传来，越来越响，并逐渐响进巷子来。锣鼓声响近时，父亲叫天柱（保兴茶庄的一个店员）到院子几蹬石阶下点燃起鞭炮。“霹霹叭叭”的鞭炮声中，红纸喜报在前，敲锣打鼓随后的一帮来客.在袅袅青烟中，进了院子。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父亲，喜笑颜开迎上前，与送喜报的人一一握手往草屋里请。敲锣打鼓的来客,是鼓楼区政府与市工商联一同上门来送喜报----父亲在桥西经营的"保兴茶庄"批准为公私合营的喜报。
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派重兵把守“五省通衢”之地的徐州，1946年甚至连陆军总部也安在徐州。加上四面八方的商贾，所以徐州的茶馆业兴盛起来。坝子街、黄河两岸、彭城路一带，散布着不少家茶馆。29岁的父亲离开了“洪泰酱园店”，在济众桥与迎春桥之间的“黄河舞台”北边、大马路南，开了家小茶叶店，取名为"保兴茶庄"。父亲一人忙不过来，就将二舅儿子余世昌唤到城里来，当伙计。二年后生意有所起色，一个伙计忙不过来，就又找了个同世昌差不多大，年纪也不过十七八岁的程天柱进店来学徒。那已是解放前夕了。“保兴茶庄”门面并不大。公私合营后，政府给我家确定的定息仅仅是一块七毛，可见规模之小。
公私合营后,大马路桥西的“保兴茶庄”，就不再由我父亲经营。父亲被政府安排到市商业局的一家公司担任业务科副科长。
父亲之所以被安排国营公司担任公职，是因为我父亲“积极”-----解放军于1948年12月进入徐州后，市面上的资方人员对共产党的政策大都心存疑虑，畏首畏尾。但是我父亲一直是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不仅在徐州茶叶同行中表现突出，在“三反五反”，“打老虎”的运动中，都能主动配合政府的政策。解放后文革前徐州例届人代会，父亲都被推选为鼓楼区人民代表。公私合营后他被政府安排了公职,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1957年和1960年,他还两次被派往南京学习。 那十来年, 父亲的衣着是以中山装为主。
中山装，是辛亥革命后流行起来的服装，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穿用而流行于世，故称中山装。毛泽东主席对“中山装”很欣赏，他一直坚持穿中山装。文革狂飙中的1966年国庆节，12点过后，我随着潮水般的游行队伍，涌过天安门城楼，親眼看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陈毅等领导人在城楼上穿的，也都是浅灰色的中山装。后来我知道：中山装具有汉民族特点，穿着简便、舒适、挺括；穿中山装，表示遵奉先生之法也；民国政府1912年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明文赋于中山装新的含义；立翻领，对襟，前襟五粒扣，四个贴袋，袖口三粒扣。后片不破缝。这些形制都是讲究的，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寓以意义：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袋盖为倒笔架，寓意为以文治国。门襟五粒纽扣区别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于是中山装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我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个紧跟形势的人。被人民政府安排到国营公司任职的他，岂能不跟着时代潮流走，岂能不穿中山装？
我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个紧跟形势的人，1966年，作为资方代表人物，他已从公司机关下方到基层中心店当副经理。那年九月初，古城“破四旧，立四新”，我去北京串联途中在家过了一天，他还是穿着中山装。他告诉我们姐弟四个，你们的名字都改了，姐姐名改为立新，我名改为革新，弟弟名改为更新，妹妹名改为创新。当时姐姐高三毕业，我上中专，弟弟小学毕业，学名早已被学校老师同学所习惯。父亲给我们三个改的名字，很快就被忘掉了。妹妹那年才5岁，所以在上小学去少华街小学报名时，就报为“创新”，之后就一直名“创新”。至今，妹妹的儿子，研究生都毕业了，她的名字还是叫“创新”。可见我们当年跟形势跟得多么紧！
30岁前后那几年，基本上我也换上了中山装。相册中那几年的几张照片——与陈孝元的在校园里的合影，与其他老师在竹林中的合影，我们身上都是涤卡中山装。1985年我在上海南京东路“培罗蒙”，做了两件衣服。一件是浅灰色的西装，一件是藏青色的中山装。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身上穿着的都还是中山装。相册中有一张1991年冬我在矿办公楼院内的照片。身上就是中山装。那两年，天天傍晚忙完手里的工作，楼上楼下的人早就走光了。一天傍晚，我匆匆拿起皮手套夹着报纸下楼，院内有两个人以雪松为景照相。见我下来，就给我拍了一张。十八九年过后的今天，仔细看这张照片，我身上是两件中山装！蓝色中山装里面，是一件黑色呢子中山装！
里面的黑色呢子中山装，是我父亲晚年时所爱穿的一件衣服。1985年1月25日，父亲在冰天雪地时辞世了。姊妹兄弟四个料理完后事，我将父亲的这件中山装，带回了江南天坪山下。世纪末的秋冬之际，天寒地冻，我就讲父亲的中山装穿在身上，以遮风寒。
人靠衣裳马靠鞍，一辈人有一辈人所处的时代。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山装穿在父亲身上，合时合体合精神。年过半百后的我，多天喝稀饭，也还是胖呼呼的。父亲的遗下的中山装，我再也套不上身了。可是，眼里一看到“中山装”三个字，脑海里浮出的还是父亲的形象。
眨眼，父亲去世已经是2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