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刚刚出版的《北京手记》的序言第二段文字，给大家看看。

 北京有个氛围，每个行业都有圈子，如果你不入这些圈子，不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无论你多么熟悉这座城市的东南西北，你永远都还是圈外人。我肯定是一个北京的圈外人。因此说写北京，就说外人看京了。在文化界，我是一个晚辈，国学浅薄、西学不深，年轻的时候不巧把所有国内的政治运动都赶上了，耽误了好多时间，总是一个遗憾。多年从事设计、艺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其实也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的。如果说自己有点长处，我看就是走的地方多、乱七八糟读书，因此知识很庞杂，是个杂家类型的人，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内都不是专家，不过综合了解的东西多了，反而有一种跨学科的特殊能力。有自知之明，不在任何一个专业里面称专家，比如建筑、规划、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娱乐设计（或者现在流行叫的“文化创意”）、时装设计、汽车设计，插图、广告、室内设计，或者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或者古典音乐、爵士乐等等，刻意研究上、写作上都走边缘路线，使得自己对这些专业的粗浅了解能够得到综合的使用，其实是自己知道短处，才不得已走的一条不同的路。并非优势，因此在写北京的时候，一方面可以说是熟悉北京，因为从那么早就不断地来，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外人写北京，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北京的圈子里真正的呆过。只是认得人是作不得数的，人家进得去，我没有进过去，因此永远是个圈外的人。

北京是个移民城市，因此倒无需要生在北京——现在北京人口中我怀疑北京出生的恐怕不到人口的十分之一了。和纽约、洛杉矶这类也是主要移民组成的城市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移民城市是全世界的人混合而成的，加上没有那么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由官僚概念形成的等级概念，因此，在美国这些大移民城市里面，圈子虽有，但是比较容易参与进去；而北京则是中国各地人组成的城市，由于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并且完全渗透到民众的意识里面了，因此，要进入北京人中间，你必须在这里的某个圈子了呆过，或者继续呆着，才算北京人。不但习俗有特点，氛围也不同，我没有进入北京的任何圈子，包括非常熟悉的艺术、设计、时尚、文化、出版圈子，都仅仅是工作关系，自己从来没有进入过北京的任何一个院派的、正式的、半正式的、地下的群体，因此对北京的圈子，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写这本小书，我并没有希企得到圈内人的认同。在这点上，我很有自知之明——相对于圈内的人，我只是一个过客，看到的只是皮毛，谈的也只是感觉而已。所以这本书只是北京“手记”，而不是北京“研究”。

有些城市你会有归属感，或者是你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那些城市，或者文化氛围你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些城市，好像广州、武汉这类地方，我非常自如，完全可以融进去；就连香港、洛杉矶、纽约这些城市，我也有某种归属感，但是在北京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将我在北京生活过、工作过的时间加起来，也不算短，大概因为连续时间不长的原因吧，依然没有归宿感。我和艺术家、设计师、出版社、时尚圈、高等院校，还有和一些自由撰稿批评家关系不错，也参加过他们在北京圈子里的一些活动，但是感觉上我依然是个很不北京的外围人。

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认识、了解，除了时间、圈子关系之外，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自己本身的素质有关系。好像田壮壮和北京的电影、阿城和这里的文学和批判圈，陈丹青和这里的艺术圈的关系，还有查建英、崔健、李陀、栗宪庭、刘索拉这些人和北京的关系，其实真的和他们本身的素质、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很深刻的关系。前年在上海，有天晚上和沈宏菲、洪晃在花园酒店的咖啡座聊天，谈到这点，他们也都认同。我对北京和对任何一个地方的认识和了解，是和我自己的背景与素质有关系的。这一点我想先说清楚，到后面大家读到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就容易理解我怎么会这样想、这样看了。

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里，父亲、母亲都是做音乐出身。因此我不但从小受西方古典音乐的感染，也生活在一个音乐学院的大院里，周边的人是两类：音乐方面和美术方面的，未必都是专家，但是都是这两个圈里的人。成长的过程如何，对你后天的素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你脑子里的文化结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是你待人接物的规矩，做人的标准。我在这个圈子里不知不觉地接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父母在政治运动中起落，但是他们和学院的氛围始终感染我，我到北京，也因为舅舅、姨妈也都在北京的这样的圈子里，继续受到同样的感染，我的性格特质就这样慢慢铸就了，之后也难以改变了。我这样说，倒不是想摆什么谱，只是14岁就在家里跟着教作曲的父亲听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每天都可以在自己住在其中的艺术学院画室里看学生画画，琴房里听学生练琴，晚上永远有各个系的独奏排练，有外国专家来讲课，我们这些子弟们总可以溜进去和学生们一起听，市面上不容易见到的外国杂志，在图书馆工作的母亲会定期借回来给我看……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氛围，多少有些特殊了。

其实在青少年阶段里，我对自己的这种性格特质几乎没什么感觉，也从没有什么优越感，上中学以后，政治气氛越来越浓烈，这些东西批判都还来不及，那里还优越得起来呢？在中学读书，蒙蒙胧胧地感觉到我听过的、看过的、读过的那些东西，我的同学们绝大部分不知道，但是那些东西有用吗？有什么用？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后来出了国，在西方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圈子，才发现自己的文化构成和西方圈子里的人很容易接轨，才知道小时候营造起来的那种特质，其实很国际。

我是1987年出国的，出国的时候在设计界算是有点名气，那主要是做设计理论做出来的。虽然我不曾因为那点子名气飘飘然，但是总还是觉得自己是做了点事的人，就这样去了美国。出国之后，第一个冲击不是来自物质方面，而是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谁也不知道你，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般人，没有特异功能，没有耀眼的光环。当然，也没有谁总是将眼光投向你，你不必不苟言笑地故作高深，不必揣测上意，不必忧馋畏讥，做人突然变得容易了。有人说这是边缘化，其实这才是活着的感觉。因此，在美国倒活得很愉快——不是那种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回国好光宗耀祖的愉快，而是活得有活的样子，做回本色的自己的愉快。

不少在1980年代出国的青年人，在国内都颇有名气了，好像陈丹青、阿城、田壮壮、北岛、李陀、刘索拉等等，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你突然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普通人。我见过有一些人，很受不了，整天告诉外国人他们在国内如何如何了不得，是大师级的。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有好多其他知识分子，倒觉得是好事，因为外国给你一个认识你自己的条件：你是普通人！我到现在也还是这个心态，这一点我倒很认为自己出国出对了。这样回国，即使有时候有些人将你捧到天上，你心静如水，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你还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出国后再回北京，是1993年了吧，这一下北京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不同了，主要两方面：城市大拆大卸，沿长安街匆忙建造那些设计上我认为是设计概念弱智的部委大楼，海关、妇联、银行总部之类，比“文革”拆城墙建地铁的弱智水平大大超越；第二是发现说自己有文化的北京人多了，因为我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进出北京，“文化”是要扫荡的东西，旧文化是要消灭的东西，因此，那十来年，大家都怕说自己是有什么文化的，那可是找麻烦、惹事的说法。“文革”以后，有一段大家都热衷学习外来的文化，所谓“启蒙时代”，翻译过来的哲学、美学、心理学都畅销，那时候的人不说自己有文化，但是很努力学习文化。而我当时见到的领导，经常是八路出身，更大一点的官是红军出身，开口就是“我是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这时候回北京，发现当官的、经商的，都说自己有文化，给你掰学历，跟你侃文化，但是实质上真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却成了逐渐消亡的一代了。那年在北京，我见到好多人对权力、对利益的张狂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一些我在1960年代看着他们在学院里面打教师、斗领导的极端红卫兵，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政商各界的领导了。而被称为“八十年代”的那一代50年代出生的精英们却大多流亡出去，或者在什么地方悄悄的活着，也就是说精英们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是有了一点可以苟且偷生的空间。而那些“文革”中冲锋陷阵、“文革”后突飞猛进的一代，却几乎把握着一切，糟糕的是原来他们不把持的学术、文化、艺术也都由他们管起来了。这群人比当年的土八路管文化、学术、艺术要坏，因为他们多少懂一点，知道什么是节骨眼，知道在哪儿下手使坏。那时，在北京见到了好多身光颈靓、出国镀过金、能讲点点外语、有个名校学位、对自己前途的踌躇满志分分钟流露在脸上的人，部分和我差不多年纪，更多的是比我小几岁或十几岁的一些人。听他们讲话，我只有倒抽冷气的份了。那些年，我因为答应帮忙筹办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分院，因此每年放假都回来，也有不少人劝我趁机回来“发展”，我还是犹豫，因为怕这个北京，怕自己在这批人中间没有生存的能力，也怕看一座辉煌的古城给大卸八块的悲壮。

美丽的白塔倒映在北海上，每当看到它，耳畔就会响起那首从小耳熟能详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几年看了一些书，好像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感触最大的是里面的那些大右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立“主流”立场有多大区别就不必说了，他们的建国主张是对是错，已经由历史作出了评价。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但在自己的学术或业务上，是真正的专门家，而且是有正义感、有道德观、坚持自己理想一代。我的父亲也是右派，还有他的好多朋友也都是，这些人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热情，我父亲刚解放的时候风尘仆仆地从香港赶回来，挎上盒子枪，下乡搞土改去了。那时他正风华正茂，刚从世界青年节上获奖回来，书记让他参加鸣放，让他帮党整风，结果奖状还没拿到手，“中国的柴可夫斯基”（获奖回国时国内报上对他的溢美之词）就成了右派。我基本是在一个右派的圈子了长大的，仅我认识的那些在1957年被批斗的右派，他们的学术功力、道德文章，现在都看不到了，这批人基本全过世了！

黄昏，从北京酒店里出来走走，天冷黑得早，胡同里路断人稀，路灯摇曳，想想那一代道德文章之人，居然就没了，真觉得可怕。因为原来好像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好歹也能够留下一点点精彩的人啊！现在都没有了，剩下的，在那文化位置上占着的，好多都是徒有虚表。不说王国维、杨度、梁启超那一代人，也不说胡适、鲁迅这一代人，就是我认识的李可染、郑可、庞熏琴这一代人也没了，他们下面的这一代，好像靳尚宜、钟涵、杜健这些人，也都到了风烛之年，下面就是我们这一代，无论西学国学和上面那三代人没有办法比，讲道德文章更加没有根基。我们下面的这几代，恐怕更不如了，要命的是还都自我感觉特别好。不说国学西学，就说个礼貌态度吧，没啦！谁给你讲礼貌啊？几十年前，市民有市民的基本礼貌，点头哈腰、“您要搭把手吗？”，上头的礼貌就更大了。现在刚刚反过来，市民中或许还有点老礼节讲究，虽然很罕见了，上头的，无论是官是商是学，一律没有，一个精英地方，没有了精英的规范，你怎么想？精英圈子里面的行为、道德水平低于平民阶层，顶级精英中甚至有社会流氓的文化。国外的精英文化，虽说有它虚伪的一面，但是起码还有个规矩可以寻；而在国内，在北京，这种圈子越来越小，并且好像在消失一样，这种感觉是很不好的。起码在我自己来说，觉得还不如到平民圈子里，可能舒坦一些。在北京，车开得越高级，驾车水平越像开牛车的，那叫一个“横”（横蛮的意思）；到大学去谈事，虽然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感觉却好像是在什么公司谈生意一样，虽然叫做“谈项目”，说道德文章，现在有点好像在说“文章含金量”的意思；和艺术家谈艺术，两下子就谈到谁谁最近拍卖到什么价位了，谁谁是谁谁的代理商之类的议题上来了。饭桌上，更加赤裸裸地伸手炫耀那只价格不菲的表，或扯出外套底下的毛衣袖子告诉你，那是什么名牌，多少钱买的。虽然说“入乡随俗”，我也免不了俗，但是，所见的这个新的现代的北京，肯定不是我原来记忆中的那个，则是可以肯定的了。

知难而退是我的一种很本能的保护自己的方式，写什么地方都容易，写北京不容易。因此虽然对北京有好多好多感觉，但是总不敢写。大凡一个地方文化沉淀太深，也就是俗称的“水深”，一般人都不敢往里走的。北京这个地方，什么圈子都深不见底，写北京真是不容易。何况我对北京总是有种很悲情的感受，触物伤情的悲伤感很重，有时候想想：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种感觉，1968年看见工程兵在用挖土机推倒北京城墙也没有这个感觉，现在北京建设得如此轰轰烈烈，全世界都说不得了的地方，我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答案往往是：自己真是开始老了，或者心态开始老了。

对北京的悲情，有些时候很强烈。因为原来上北京老住东城，并且老住中央美院去，后来住和平宾馆，也就在金鱼胡同里面，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一个人出来逛荡，从金鱼胡同走到东华门，顺着一个人都没有的筒子河，就可以走到故宫的午门，一个人在午门那里发会子呆，成了习惯。几十年了，老是走这条路，看那凋零破碎的城墙上长得老大的蒿子，看那褪色的城楼，喜欢在那里想北京。有两个思想老是挥之不去的：一个是对旧北京的一种感伤，北京明清城市基本就瓦解了，这是历史规律，有现代文化的人说是新陈代谢的必然，是社会进步的代价，这个我倒有点无可奈何，谈不上悲哀，是你看见一个本来感觉活得好好的东西突然慢慢死去的那种感觉，一个人老了，突然就在不长的时间里面老去了，是规律，虽然依恋，但是的确是无可奈何；第二个感觉比较困扰我，就是北京的精彩人也逐渐在西去了，一个城的精彩，其实除了一堆建筑之外，是里面精彩的人，现在好多人去迪拜看七星级的酒店，夸张得不得了，我去看了，是个豪华的躯壳，因为那里除了因为石油突然暴富的一堆阿拉伯富人之外，什么精彩人都没有，北京现在轰轰烈烈的大兴土木，建造新北京，建造二十一世纪的北京，但是里面的那些有文化、有道德、有教养、有忧国忧民抱负的人却逝去得越来越快，这座城剩下一个很大的躯壳。因为建设得快，建造的建筑无论体量还是尺度都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北京要大许多许多，我估计会比以后时代的也大许多许多，因此，我见到的这个躯壳都超级堂皇、超级张扬，但是里面的精彩的人、精彩的东西都慢慢空了，变质了。我好几次就那么在寒风凛冽中呆呆的站立在冷冰冰午门前，想这些年见到的北京的蜕变，不知道是欢天喜地的高兴、还是肝肠寸断的哀伤，可能是没有感觉，就是那样。

这种情绪很强烈，看来自己对北京的牢骚好像很多，但是我还是答应出版社写这本《北京手记》，并且明知会写得很吃力，还是一点点的写出来了。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写作呢？我想主要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了解的、想的东西更多的传达给读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我的感受带着很浓厚的历史烙印，写出来给年轻人看，哪怕只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现代北京和他们看到的有些什么区别也好啊。

最近我对北京的一些公共建筑谈了些批评的意见，刺激了一些喜欢这类建筑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我是“愤青”。事实上，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谈建筑。如果只是因为不喜欢某些建筑，就必然“愤青”，这种说法恐怕太过武断粗糙了吧，我见过一些十几岁的孩子、开出租汽车的中年大嫂也说讨厌那些建筑，他们算“愤青”吗？其实我基本没有“愤青”的情结。

我的确做过“知识青年”，在农村耕过四年田，也在工厂做过六年设计员，但是我的知情感很浅薄，大概因为我下乡当知识青年的时候，是分散地放在农村里，缺乏“生产建设兵团”里面那些知识青年的群体感，加上性格使然，其中也包括父亲的影响——近乎宗教性的忍耐和克制，不迁怒于他人；有人攻击我，我会躲开；对于学术上的攻击，我从来不反驳，不辩论，因为我知道在中国，辩论从来是没有结果的；我这个人，七情六欲都有，就是不愤怒。因此我身上的“愤青”的确情绪很淡薄。淡薄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大概和自己出国前后的经历有关，西方有类似爱德华.萨伊德、苏珊.桑塔格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代表一种不同的声音，他们愤世嫉俗，多是文学、批评界圈中人。我在西方设计界、设计教育界工作几十年，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做设计工作、设计评论的务实派的人，虽然也会去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听德里达的讲学，会去听萨伊德的讲演，但是老实说，自己多年来没有受到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直接影响，充其量就是看他们的书和文章而已。何况从自己的经历来说，特别是经历过了最狂暴、激烈、荒诞的“文化大革命”，从疾风骤雨的动荡中知道自己的限度和喜恶，因此始终保持了这种对事不对人，不轻易上纲上线的立场，不愤怒。讲述自己的看法，但是不会为不同的观点而和人家去争辩，因为自己的观点已经通过文章、讲话清楚地表达了，就没有必要劝说人家接受你的观点了。比如我在阐述建筑历史的时候，喜欢把建筑师的私人经历、私人生活和他们的设计联系起来，因为我认为，一个人既然生活在社会里，他的设计，就会受到个人生活经历、生活条件、周围朋友和家人的影响。有人不认同，批评我将私人生活放到学术里来谈，是错误的。我看了，并不会去反驳，你有你的看法，人家也可以有他们的道理啊！

说回这本书，讲老实话，我心里想写的关于北京的东西，好多都是不时尚的、不流行的，就是写自己的感受。很多人希望我谈谈库哈斯的CCTV大楼，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或者赫佐格的奥林匹克“鸟巢”，对那些试验性的建筑，我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真正想说的，倒是北京人文的变迁和我的感伤，虽然这样写很不时宜了。如果这样照直写，书也就出版不了的。何况我一个做设计的人，写设计就好，写那些感受做什么呢？不过人毕竟是血肉之躯、灵性之物，仅仅资讯，不是我的习惯了。

说到写城市，最难写的是大家最熟悉的那些了。你要是写贝尔法斯特、魁北克什么的，没有多少人会说你错，你要写巴黎、伦敦、纽约、洛杉矶、北京、上海什么的，总有一大堆专家出来和你理论，但是大城市又不能够不写，因为实在有好多自己的感触，有好多自己的认识，不写就觉得很沉重，作为一个写文字的人，你总不能够老挑人家不熟悉、不知道的去写，所以第一本还是写的巴黎，这里是第二本，就写北京，后面还有纽约、上海、洛杉矶等等，还是选择大家熟悉的城市写，看看是不是可以写出点不同来，给大家一点不同思考的话题吧。

2009年1月19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