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圣地——成都市玉林北街三十四号（全文）
——序龚明德著《有些事，要弄清楚》
张阿泉（呼和浩特）
书斋，浮情乱世中的安静角落
书斋对于学人作家，尤显紧要。因在浮情乱世中，只有这一安静角落，是其灵魂的家、思想的虚室、情致的“瓦尔登湖”，是其固守的城堡、耕种的土地、负曝的后园，是其疏离伤害、对抗粗暴、探究真理、独享自由的私密地方。
书斋之种种称谓名号，如“秋水轩”、“小仓山房”、“随园”，如“三松堂”、“芸斋”、“听雨楼”……均题成字幅匾额，悬诸壁间，既是书斋招牌，更彰显主人品性节操。
这些斋名一般嵌托山水风物字词，意蕴出尘，多属诸葛亮之“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类。如果斋名兼是名家法书，就更具风雅与谈资。
书斋里纷然杂陈的书，是斋主日常心智的健康滋养，读之可振作精神，使行为不再虚弱和迟疑；斋主对它们怀着永恒的爱恋和敬重，会把阅读填充到生命里的每一天……
“六场绝缘斋”使成都市玉林北街三十四号变得神奇端庄起来
隐居在成都市玉林北街三十四号的龚明德兄，其生命里最大的嗜好就是“爱书”。他爱书的程度与级别，绝不在我们所熟知的郑振铎、唐弢、叶灵凤、姜德明、杜渐、乔治•吉辛、乌尔夫•D•冯•卢修斯、爱德华•钮顿、理查德•德•伯利一类中外超级书爱家之下。
玉林北街三十四号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职工宿舍，龚明德兄就住在这幢带庭院、有绿荫的住宅楼一个单元的顶层，其书房“六场绝缘斋”即“安营扎寨”于斯，斋中邺架壁橱满盈，聚藏着成千上万册从僻肆冷摊精挑细选来的书（特别是珍贵的民国版本老报刊和旧平装书）。本是普通的一条小街、普通的一幢住宅楼、普通的一户居室，只因暗含了“六场绝缘斋”，一切就都变得神奇端庄起来——这里已成为众多优美读书人熟知和向往的书香圣地、古蜀成都万千繁华里一处知名度辐射全国乃至海外的文化地标。
衣着简朴甚至是有些破旧的龚明德兄，常常拎着一捆或一袋从市场上斩获的老旧书报刊，一脸满足的表情，兴冲冲地回到玉林北街三十四号，而每次路过大门口收发室时，他总是习惯性地进去查收邮件——这是他劳作之外绝大的一个乐趣。因为几乎每天都有若干信函、赠书、样报、杂志、稿酬单，标着同一个邮寄地址，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汇拢到这间小小的、陈设简陋的门房的桌子上等着龚明德兄来领取……
一个外乡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
成都以其无比丰赡的旧书资源养育了大读书家龚明德，而大读书家龚明德也以自己过人的虔诚和辛劳回报了他定居的成都——这就是一个外乡人和一座城市的关系。
何其芳写过一首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慕容雪村写过一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如果龚明德兄要写一本书叙说过往二十五年的“书经历”，那书名似可叫作《成都，你的书香把我迷醉》。
“弟旁观之，龚君是做到了”的评语大致不差
龚明德兄的书房，所以取名“六场绝缘斋”，实因书缘太深，索性想绝了日常生活里深具诱惑力的荣华与享受，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不辞冰雪为书热”。
流沙河先生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致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论及龚明德其人和书斋的话，很有意味：
今有友人龚明德，供职四川文艺出版社，想请你选一本《余光中论说集》。弟在此将龚君介绍给兄，愿兄考量龚君之请。其具体之要求由他在信中自陈了。
龚君年轻于我辈，为人谨慤，奈何命亦数奇，所幸者好读书，能知白守黑耳。龚君自号六场绝缘斋主。六场者何？官商情赛赌舞是也。弟旁观之，龚君是做到了。
我以为，“弟旁观之，龚君是做到了”的评语大致不差。但即便是“龚君”不能完全做到，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按呆板思维去生硬理解这个斋名，这仅是一种对自己的警示、告诫、自律、劝勉和鞭策，正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我尚显肤浅的人生经验来判断，要彻底做到“六场绝缘”其实非常之难（有朋友说龚明德兄是“五场绝缘”，把“情场”排除了），何况吸摄精力、消泯理想的花花场子何止六个！恐十几个、几十个不止。摒除丝竹、安心读书自是沧桑正道，但另有一句“大隐于市”的古训可作别解旁注——笑傲六场、久历江湖之后，依然可以尘埃落定、情归书林。
关于“六场绝缘斋”斋名，龚明德兄有自己的解释：“六场”，狭义是指六个场子，广义是指所有与书无关的场所；这个“六”就是六根清净、六亲不认的“六”，意在泛指，不可坐实。
“做工”着是美丽的
龚明德兄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在大学执教，一九八三年至二○○七年转行到出版社“打工”二十五年，随后又“逃离出版界”，重返高校谋生于“人之患”——教书、编书、再教书，始终离不开一个“书”字。
其实上班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业馀的读书研究才是他的根本追求。
他的手和笔，每日都要作校对、作勘订、作批注、作考证、作序跋、作书话、作书信，近一两年又增加了用电脑作博文。
他喜用“做工”一词，在致我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出版的《新文学散札》，封底附的也是“龚明德新文学做工年表”。在他的意识里，文学写作与研究仅是寻常劳动形式中的一种，与工人炼钢打铁、农民耕种收割、牧人放马赶羊无异。记得萧乾和文洁若夫妇也有类似说法，把书房翻译工作比喻成“在车间里干活”。这真是从大地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思想，它既表明了煮字生涯之艰苦，也昭示出劳动是人类最高贵的姿势。
龚明德兄的一双妙手，除了编书著文，还特别擅长修补破损的、老旧了的书报刊，且“修旧如旧”，达到了专精的“手工装帧”境界。在实际操作中，他还自主创新，发明了不少行之有效、充满机巧的修书方法，譬如用牛皮纸为脆弱的旧书包裹上合体的封套、小心拆除生锈的铁丝钉而改成灵活使用、保留原貌的活页文本……
坚持采用手写活体书信这种传统联系方式
在“言而无信”的时代，龚明德兄坚持采用手写活体书信这种传统联系方式来保持与朋友们的沟通，依然疏离电话、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
龚明德兄的书信字迹俊逸、秉笔直书，富含书讯、文坛逸事与出版界内参，常有针砭时弊、刀过脓出的“高级牢骚”，读来往往痛快淋漓。全国各地并海外珍存着龚氏书信的文朋书友，恐在四五百位以上。这些书信很宝贵，都是第一手的“龚氏原创手札”，随手一摘就是金石文章，山东书话作家徐明祥君就曾参考和摘引龚氏书信写过长篇随笔。
试举鄙藏一例。一九九六年，他筹备出版《新文学散札》遭遇瓶颈，无奈向各地友人募捐一些散碎银两解急，孰料回应者寥寥。后来，在寄我的《新文学散札》一书所夹带的信中，他写道：
阿泉兄：柒佰大洋之助，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我的十几位作者收我信后连信也不回，可能都以为我在索贿，因为多年前为他们出书均有几千甚至万上稿费。明德，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几句白描而苍凉的话，略见龚明德兄内心对人情冷暖的体悟。
再试举一例。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六日下午，龚明德兄给山东诗人袁滨写过一封信，大概是忽生慨叹，竟写得很长，且多有精彩的“激愤之词”，是龚氏书信里的珍品。现撮要选摘如下：
……我极少去单位，那儿是个容易产生烦恼（甚至产生罪恶）之处，常坐在那里“办公”的“人”多属闲杂类，见了就令我生厌。尤其是被“上级领导”看中了提拔并手中有点儿小权的东西们，更令我厌恶。不得已去听会，我或自始至终闭着双眼，或将英文名著原文复印一两页，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认并默诵。“六场绝缘”云云，骗人骗己，其实哪里做得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近，我读到安徽省利辛县一位从不发表诗的巩静耕的诗集《最不受欢迎的文体集》，我也惊讶——中国还有人敢写一部这样尖锐的诗集。这诗集里有一首《颍水•许由》：“我们不知它已经流淌了多少年，也不知它是否还记得许由，这位隐士的祖师爷？当他听了尧想请他做官的话，不但不感激万分，反而跑到这里洗耳朵。多少次我走过河边，都会想起这个奇怪的人，而颍水却早已被污染得不能再洗耳矣！”
……我特爱这类朴实的东西。我虽然采取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极关注现实。如果知识分子不开口，这个中国会更加污七八糟。无论是祸是福，我们这些不想沾政权便宜的知识者、文化人应该说话。巩静耕的诗集里有一组写农村黑暗的今天，是长诗，我读了多遍，仍觉还可再读……《最不受欢迎的文体集》是自费印书，书价六点八元，我打算买几十本送给有骨气的友人们，让这些不安的好人得一点儿安慰。
真如巩静耕所言，我们很难再找到干净的“颍水”了……只有自己，还有朋友，大家努力营造一点点干净的书香氛围，否则，实在没法活下去。七八年前，我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上还有兴趣写几千字的长文《说真话，认真地活下去》，现在我是不想说话了。这封信写得这么多，多亏你的来信触及了我。
这是私人间的书信，拿来发表未必都合时宜，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不伪装、不道学、不做作的话语是多么诚实、多么耐品，也多么有用处。而我们曾看过多少“观点永远正确”的话语，其实不过是“正确的废话”、“无意识的空言”。
尽管我不太赞同在文章中过多地抨击现实（我不喜欢“牢骚太盛”，喜欢“放眼量”），但我深刻知晓公共知识分子讲真话对社会道德建设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记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中说过：
……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和良知呢？
巴金晚年最重要的思想贡献之一，就是希望大家“说真话”。龚明德兄作为巴金及其研究著作的责任编辑，曾多次直接为巴金服务，也深受巴金“说真话”理论的影响。
正像龚明德兄自己所言：“我虽然采取了‘隐居’的生活方式，其实我极关注现实。”只有“爱之深”才能“痛之切”——我想，敢说真话（尽管观点有时会显得偏激一些）的龚明德兄，理应属于“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出类拔萃的人”之列，他对国家民族、桑梓乡土的感情和责任，不知要比那些热衷于鼓掌歌唱、假话欺世、内里贪腐的人强过多少倍。
往返在成都与呼和浩特之间的南北呼应
时光从来是奔腾而下，转眼我与龚明德兄订交已近十八个年头了。
早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经张放兄推荐，我始为《读书人报》之“书爱家”专版写稿，因而与担任该版责编的龚明德兄相识。从此，共同的书之爱让我们尺素频传，“渔歌互答”，彼此间的通信成了点缀平庸生活的一大暖色。经年下来，箧中所积龚明德兄信札不下百馀通，而从“六场绝缘斋”辗转投送到“泉斋”的各类好书也总不下百馀本。俗语惯云“秀才人情纸半张”，有时这“半张纸”的分量也会很重，有时倒远胜商海交易中的承诺、合同或契约。
记得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二日，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在故里赤峰忽然接到龚明德兄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这是我们第一次通电话），两个没见过面的老友热闹地海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自己走过天南地北很多地方，只尚未到过内蒙古草原；他说自己旅行要有两个条件，即所去的地方，一要有好友、二要有旧书。我听后朗笑，不禁想及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及菜根箴言“一生奇遇，无如好书良友”。
一九九八年三月，离川十年之后，我终于重返成都，既为寻找青春的遗踪，更为初见久慕的良朋。“六场绝缘斋”里空间曲折、旧书气息弥漫、灯光昏黄，我和龚明德兄围着木桌、坐着竹椅、手捧一杯浸泡过的老酒，通宵达旦、没有倦意地说话，而窗外是绵绵不尽的、久违了十年的巴山夜雨……
这次历史性会晤和故地重游似乎复苏了早岁的记忆，我于是每隔一两年就回一趟成都，寓居“六场绝缘斋”，与龚明德兄快活地访友、淘书、校稿、寻吃、品茶、体察风物，其间的乐趣是难以言说的。
二○○二年七月，我离开赤峰故乡，调入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工作。二○○三年三月，我在龚明德兄支持下创办了一份民间读书报纸《清泉》。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傍晚，龚明德兄在未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抵达下着大雨的呼和浩特，让我和内蒙古泽则书友会的一班友人大为惊喜。在内蒙古逗留期间，最难忘的事情是我们曾夜宿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的明代古庙美岱召，那个夜晚，我们裹着被子卧躺在古庙的两棵有着四百多年树龄的巨松下，看满天的星斗，听远近的狗吠，进行了一次“天人合一”的畅谈……
从此，往返在成都与呼和浩特之间的南北呼应就日渐频繁，或我飞成都，或龚明德兄飞呼和浩特——我们一起淘旧书、一起逛山水、一起操办第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一起运作恢复《清泉》之升级版《清泉部落》、一起探究版本学问、一起开读书主题讲座、一起策划《纸阅读文库》……
十八年的交谊，可谓有缘结识、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历久弥珍。
“六场绝缘斋”中孕育生长出来的生态人文智慧
我和龚明德兄闲聊时，经常对很多概念模糊的问题进行切磋，最后达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清晰境界——我们把这种高水准的探讨，称之为“心灵的科研”。
与龚明德兄交往这么多年，感受最深的是他在饱读万卷故纸、历尽人间冷暖之后所孕育生长出来的生态人文智慧，这些“反浮躁时代潮流”和“保持农耕文明风习”的心灵科研成果，是他根据切身体验、文化自省提炼而成，不唯对他自己，对所有希望提高生活质量、创造生命价值的读书人，都具有普遍的启蒙与警醒价值。
打一个比喻：来内蒙古旅行的客人，如果走马观花地游览，只能购买到礼品商店里崭新的、成批制造的“伪民俗工艺品”；只有深入草原、直接接触牧民，才有可能采集到最原汁原味、带着真实使用痕迹的“真草根老物件”。而龚明德兄的思想精华，就仿佛是“真草根老物件”。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评论、侧记、报道中国书界奇人龚明德的文字包括相关段落，总量已经近万。这些文字都或深或浅、或全面或片面地记载和传达了龚明德兄一再鼓呼的人文智慧，涉及“藏书”、“读书”、“写作”、“做学问”乃至“价值观念”。我经过筛选归类，总结十条如下：
第一，首创“书爱家”概念，这个名词与“藏书家”、“爱书家”都有微妙区别，把“爱而藏”、“淘而乐”、“藏而用”、“用而获”、“读忘忧”、“人书合”等各种意思完美融会在一起。
第二，主张区分“职业与事业不同”、“上班与下班不同”。龚明德兄认为，职业大多都不是事业，因此每个人都应学会在职业之外发展自己的根本兴趣。即使你是总统，那也是职业，下了班才是你自己，才体现出个性和自由。龚明德兄有一句名言：“衡量一个人是否有档次，不但要看他上班做什么，更要看他下班做什么。”
第三，强调“读活书”、“养成活体思维”、“写活体文章”、“进行活体研究”，总之要抓住一个“活”字才有“活路”，不能把书往死里读、把文章往死里写、把学问往死里做，欢迎“手写体”（活体），远离“印刷体”（死体）。
第四，力主行文遵循“白描”风格，远离花哨，“朴素到底”。
第五，奉行“写实”、“实录”、“原样采集”的写作方法，杜绝虚构。龚明德兄和我都认为，生活本身的深邃神秘多态超过任何天才的想象，没有什么作品可以“高于生活”，“高于生活”就是虚假。
第六，坚守质朴，耐得孤寂，保持内心的“气场”和“小生境”，不逢迎，不乱写，以防破坏了自己好不容易养育成功的“文化风水”，导致“弄俗了人”、“写油了手”。
第七，推广“原典精致纸阅读”观念，即“逐字逐句逐标点地细读原典”，“如果是古籍，最好是阅读繁体字印本”，不提倡流行的“电视讲座”、“快读”、“略读”、“白话翻译”、“一月通”、“半月通”一类“浅阅读”、“快餐阅读”、“功利阅读”方式。
第八，建议每一个从事文化做工的人都应拥有属于自己的“方向性”、“主题性”、“专业性”藏书，特别是多搜集那些经过漫长时间考验的正版旧书；学会“用旧书做学问”、“用旧书弄清楚一些已被歪曲的历史”。
第九，倡导日常生活布衣粗食，越简单越环保越好。以“够穿够吃就可以了”的物质需求为最高标准（这与日本某禅师所说的“袋中有米，灶下有柴，还缺什么？”异曲同工）；有了馀钱就买书或自烧简单而富含营养的饭菜宴请志尚高洁的朋友；尽量减少对味精、香精、电冰箱、空调、电视、洗衣机、汽车一类现代化产品的依赖性使用；尽量少打出租车，多步行骑车或乘公共汽车。
第十，追求精神境界高贵富足，越深邃越宽广越好。淡薄当官发财欲念，培植耕读为本情怀，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与“全是古老的至少是老旧了几十年的纯木家具”、“十几架甚至更多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古旧纸质书报刊”为伴，永远不羡慕非法致富致贵的人但对合法致富致贵的人肃然起敬，永远怀有农耕文明时代的人间情味，努力把优秀文化基因“润物细无声”地传承给下一代。
就像“六场”并非只限六场，此“十条”亦非仅有十条，但约略就是龚明德兄生态人文智慧的主线了。他不但是积极的宣扬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
龚氏研究著述的四个特点和最有创建的学术贡献
到目前为止，龚明德兄所出版的著作，从第一本《〈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修改笺评》，到三四年前的一本《书生清趣》，乃至现在的这本《有些事，要弄清楚》，都明显体现出下述四个特点：
第一是善于搜集和使用旧书来做学问，能从故纸堆中寻找到依然鲜活的史料和灵感。
第二是不做大理论，专注小考证，以点带面，解决具体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细微问题，从而校正和勘订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上弄错了的、“以讹传讹”很久了的史实。
第三是勇于怀疑和挑战权威，其率先尝试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进行汇校”和“挑刺《新华字典》”是可圈可点的范例（其中对《围城》的“汇校”还惹起过闻名全国的文坛官司）。
第四是表述文字的质朴多趣，没有呆板学究腔，完全用活体随笔来吐纳枯燥学术考证，达到了理论与文采兼美的程度。
查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百八十九页可知，“校勘”是动词，指用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考订文字的异同，目的在于确定原文的真相。而龚明德兄最有创建的学术贡献，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版本汇校、点检和勘订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做工，被人形容为“照亮隐秘的暗角”、“挖人家的祖坟”。在“汇校”、“点检”和“勘订”上，他花过大力气。
龚明德兄曾在《明德读书堂叙往》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校勘宣言”：
凡是被人为弄得与原貌有违的史实，一旦被我发现，我就要纠正。不管当事者是谁，我也不会看任何个人或团体的脸色。反正，我力所能及可以弄清楚的，都要“弄清楚”。
他还在二○○八年四月九日赠我的一本毛边本《徐志摩诗文》扉页写下这样的话：
这本十七万字的《徐志摩诗文》是我花费三四个月时间苦干出来的成果。弄完这书，方知五四后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名著的勘订工程截至现在还是一片荒芜……已经出版的几乎所有的全集、文集和选本、单行本都或多或少地疏于勘订！这个工作很苦也很费时，但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要启始这一艰辛工程！
龚明德兄在二○○九年拟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谁动了我们的名著？——中国现当代文学版本研究》，也是在该领域拓荒的最新成果。
从“六场绝缘斋”到“明德读书堂”
二○○○年秋天，龚明德兄曾陪流沙河先生做江南游，途中多有畅谈兴会。回蓉后，流沙河先生乘兴为“龚君”写下一幅大联：“知耻为大勇，明德著高文。”法书间还题下了很有意思的小注，悉录以赏并试加标点：
公元二千年秋，钱塘观潮之后返蜀车中，与明德放肆幻想将来他发财了，办一家图书馆，惠我学人，天天开放，免费供应茶水面包，取名为“明德读书堂”，堂上大厅悬挂此联。
流沙河，回家后倏忽秋分过了，翌日展纸书其始末。
我在“六场绝缘斋”见过这幅墨宝，写得相当饱满酣畅。可惜龚明德兄不搞经济、不做生意，也无缘获什么大奖，又买书成癖，估计“发财”之亨运渺茫。龚明德兄于是以“明德读书堂”之名开了博客，借助网络优势，与天下读书人真诚互动、共沐书香，虽不能“免费供应茶水面包”，但天天无偿播洒知识、启迪智慧。
还是在《明德读书堂叙往》文中，龚明德兄特别写道：
我决定在不废除“六场绝缘斋”的原斋名的同时，正式启用“明德读书堂”。像流沙河老师说的：“六场绝缘斋”有消极表述之嫌，“明德读书堂”才是正面的积极的表述。
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著名读书博客的“明德读书堂”，是“网络版”的“六场绝缘斋”，是“六场绝缘斋”的延伸和放大。从“绝缘”到“明德”，体现出龚明德兄人生境界的渐变与精进。
话说“六场绝缘斋”藏有一本章衣萍著的民国版旧书《马援》，其品相醉人眼目。在这本小书第二十七页至二十八页之间，章衣萍写下这样的话：
读书人的一生，只求足食足衣，有一乘短毂的车，一匹马，做一个君吏，使乡里的人都说好，那就不错了。至于要弄多少钱，不过是自己找苦吃罢了。
这段话虽说得未必怎样高妙，但与龚明德兄的意趣颇似，可见无论在什么朝代，真正的读书人心灵都是相通的。
我在前面谈的是“六场绝缘斋”，其实谈的分明也是复杂多变、既腐朽又神奇的世俗生活。如果有谁认为“书斋生涯”是单调的、逼仄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书斋生涯”是更宽广、更高级也更与现实贴近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篇遵嘱为《有些事，要弄清楚》所作的序言显得有些过长了，虽然还是觉得挂一漏万、意犹未尽，也只好就此打住。
二○○九年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断续初写于内蒙古国际大酒店；十九日至二十一日，改定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宇洋大酒店。此为新年度里所撰第一篇性情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