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愚作《中共执政是“一元”文化的必然选择》认为，支撑中央集权和一党执政的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一元”、“中庸”、“德治”和“民本”文化（中庸、德治、民本三题未发），一方面是承载“一元”文化的中国国民选择了共产党，另一方面是强烈主张“一致”原则的共产党投合了受“一元”文化熏陶的国民心态——这是“历史必然选择”最深刻的含义。感谢应学俊先生对此回了一帖：《困局——用“一元文化论”解读中共执政地位——与陈嘉珉先生商榷》。
细读应先生大作，十分赞同文中核心观点——决定中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代表了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先生所举反例也非常有说服力——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长期“训政”，可谓“集中”、“集权”，公然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口号，开口闭口“党国”（党在国之上），还不“一元化”吗？“承载‘渗透国民骨髓’的‘一元’文化之中国国民”，为何没有选择也是“强烈主张‘一致’原则”的国民党，倒反而群起攻之将其打倒呢？
愚意以为国人任何政党，无不深深浸染着“渗透国民骨髓”的“一元”文化，皆走不出“四书五经”规定的“一元”文化这个宿命怪圈，自然国民党亦不例外。但在共同的“一元”系统平台上，谁执政则取决于公理所道、应先生所说的谁“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因为“人民”载体这个执政基础起着关键作用，所以愚作原文说：“中国优秀的‘一元’文化，它只能容纳一个政党执政。那么容纳哪一个政党呢？‘一元’要‘一’到谁的头上呢？这要由‘一元’文化的载体人民决定。”“中国老百姓需要一个独一无二的领导集团和领导人，只要这个领导集团和领导人能够代表其利益，人民就会团结起来齐心奋斗。”
为何应先生不赞同本人观点，本人却赞同应先生的观点？应先生说：“《选择》大致就是循着这条思路来解读和确认中共执政地位之由来的。”说明我们分歧的关键是“思路”问题，是一个宏观思路与微观思路、总体思路与环节思路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认识思考的方向问题。
（二）
人类认知活动可以分为世入和世出两种。在世入领域，人们通过知识折腾寻到事物之所以然的原因有两类：一是表层原因，一是深层原因。在世出领域，通过天赋智性领会超人力量启示，可以感悟外层原因的存在和作用。明确表层和深层原因这两个概念，可以借用佛家的“缘起”一词。“缘起”就是逐个探究事物的“因”尤其“根本因”，全部因果关系组合起来就是“缘起圈”；有了“缘起圈”概念，即可定义表层、深层和外层原因。
每种事物和每个问题都有缘起圈，例如可以列举“农民为什么是穷人”的缘起圈之一为：（因为）农民贫穷—→（所以/因为）国家财力不足—→（所以/因为）教育投资不足—→（所以/因为）教育资源有限—→（所以/因为）农民缺乏知识—→（所以）农民贫穷。这个缘起圈的每一环，并非唯一因，只是假设为根本因，如“农民贫穷”的原因有许多，但假设根本因是“缺乏知识”，缺乏知识的根本因是“教育资源有限”等等。探究某一事物之所以然，可以列举多个甚至无数个缘起圈，而且缘起圈还可以组成缘起圈，即缘起圈的节点本身就是一个缘起圈。也可以在同一个缘起圈中插入更多环节，把缘起圈无限延长，例如在“农民贫穷—→国家财力不足”这一环中可以插入两个节点，使其成为“农民贫穷—→购买力低—→税收贡献小—→国家财力不足”，从而使缘起圈扩大和延长。
在“农民贫穷”这个缘起圈里边，如果只看一两个环节，如只看“农民贫穷”的原因是“缺乏知识”，“农民缺乏知识”的原因是“教育资源有限”，那么所看到的就是表层原因。可见表层原因是探究事物所以然的断尾原因，是把缘起圈的一环截取下来，把所以然的直接原因当作终结原因，不再与前后的因果环节相联系。但如果不是只看一两个环节，而是看整个缘起圈，用佛家的话讲即从“缘起”的圈来看“诸法”的“因”，那么所看到的“因”就是深层原因。我们在每一个表层原因后面，都可以找出更深一层原因，然后把这些更深一层的原因连接起来，就是“诸法”层层“缘起”的“因”，即我所谓的“深层原因”。所以无限循环的深层原因是一个圈，即缘起圈。在世入知识的获得和实证领域，事物所以然的“因”就有这两类：一是表层的“因”即表层原因，二是深层的“因”即深层原因；前者是缘起圈上的一个环节，后者是缘起圈上的所有环节。
前述公理所道、应先生所说中共执政的根本原因即“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就是“中共执政”问题缘起圈内一个环上的表层原因。我们可以列举“中共执政”问题的开放缘起圈之一为：（因为）“四书五经”是“一元”文化—→（所以/因为）中国政治是中央集权—→（所以/因为）人民是自危自利群体—→（所以/因为）人民需要利益—→（所以/因为）代表人民利益者能够执政—→（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执政。应先生“从文字、逻辑和历史事实的层面”看问题，所看到的就是“（因为）代表人民利益者能够执政—→（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共执政”这一环上的表层原因。愚作认为“支撑中国中央集权和一党执政的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一元’文化”，说的是缘起圈内的深层原因，并未否定公理所道、应先生所说的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藏在表层原因后面的根，没有表层原因也就无所谓深层原因，而没有深层原因就更不会出现表层原因。
（三）
世入观点看问题，一般只看前述两类表层和深层原因。但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一个问题始终以极强的生命力伴随人类的思考和探索，即“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我把对“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的回答叫作外层原因。表层和深层原因的程序特点，是可以通过实证方式来认识、验证。而认识外层原因则不同，不能只清晰地看一两个环节，也不能只清晰地看整个“缘起”的圈，而要把视线抛到圈外去。
“农民贫穷—→国家财力不足—→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资源有限—→农民缺乏知识—→农民贫穷”以及“‘一元’文化—→中央集权—→人民自危自利—→人民需要利益—→代表人民利益者执政—→中共执政”这两个缘起圈，都是世俗科学探究出的问题链条，其因、其果都是人类知识能够证明的知识点。对于缘起圈内的表层和深层原因，无论知识折腾出多少环节，无论因果链条加长到什么长度，这些问题都是缘起圈内的世俗问题。无论把缘起圈内的表层和深层原因证实得多么明了清楚和独到深刻，都无法回答“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乙圈”看作“甲圈”的“因”、把“丙圈”再看作“乙圈”的“因”等等，但是问题的实质没有变；这些互为因果的圈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缘起圈，结果还是在圈内循环。外层原因是要回答：这个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个圈外有圈的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
站在人类思想巅峰上的伟大科学家，在穷尽地研究所能获得的证据事实后，也都关心过“缘起圈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例如培根曾讲过两句很有趣味和深意的话，第一句叫“知识就是力量”，第二句是“深邃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唯心主义，肤浅的哲学思考把人引向唯物主义。”前一句话说的就是缘起圈，其中的表层和深层原因都可以用知识来证明，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因为容易明白，所以“肤浅”。后一句话把圈内圈外都说到了，圈内因果关系可以用知识来证明，因此简单，因此“唯物”；但是圈外的问题，则无法用世俗知识进行证明，无法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证方式展示出来，只能靠智性和内心悟觉去感受圈外力量的启示，用基督教的话讲就叫“神启”，因此深邃，因此“唯心”。再如牛顿，为什么有人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时只是个头脑简单的孩子，而当他思考“上帝”时就长大成熟了？就是因为他发现万有引力时，只是看到事物缘起圈的表层和深层原因；而当他思考“上帝”的时候，就发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秩序圈外的力量——用笔者的话讲叫“超人力量”——但牛顿用了一个现成的词——“上帝”。还有爱因斯坦，在他和泰戈尔等人的谈话中，曾对缘起圈外的事情产生过兴趣。爱因斯坦晚年，内心一定备受两件事煎熬：一是缘起圈外的造物力量，一是像卢梭一样内疚和忏悔对孩子未尽的责任。就前者而言，爱因斯坦晚年比较粗暴地否定黑洞理论的存在，我想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需要起码面子的人，他认为黑洞在缘起圈内的科学知识中不存在，那不是世俗科学该管和能管的事情，那是圈外的事情，把它留给“上帝”吧，或许它本身就是“上帝”。
从圈外来看“农民贫穷—→国家财力不足—→教育投资不足—→教育资源有限—→农民缺乏知识—→农民贫穷”以及“‘一元’文化—→中央集权—→人民自危自利—→人民需要利益—→代表人民利益者执政—→中共执政”这两个缘起圈，就会知道每个环节的关联都有必然，而每个必然的趋势中都有神性的力量活跃在里面。知道“农民贫穷”和“中共执政”的深层原因尤其神性根源，就不会把治不断根的贫穷“癌症”怪罪到执政者头上，更不会妄想去否定执政组织存在的天然合理性。“存在的就是合理的（Only in the state does man have a rational existence）”——这是“神”的儿子说的话，说的也是“神”的意思，即超人力量的意思。由于我们看不到圈外超人力量的作用，就会贪天之功为己有，把重大的天赐责任和功劳归到环节上的自我身上，从而造成误解、痛苦和失败。人是需要神力的，由于我们看不到圈外超人的神力，就常把神力加到世间的最高权力者头上，这真让同是凡夫俗子的最高权力者不堪重负啊！
应先生所说台湾民主政制，我以为不足法取，因为它太小套，还不是独立完整的政治实体。作为“小套”玩法，“民主”也是可以玩些小闹剧的。我感觉台湾的民主是一种嫖客“民主”或群交“民主”，就是嫖客在家里搞绝对“专制”，出外就拉几个妓女玩相对“民主”。骨子里专制得烈，表面就把民主玩得越花，当然是很有娱乐观赏价值的，就像人在无聊时也可看看相声小品。为什么一个小丁点的台湾搞多党制会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远志明在《神州》解说词中就不胜感慨：“在台湾这个先行一步的地方，人们也在问：在别人家中玩得好好的民主政治，一旦到了中国人手中，却不知怎么搞的，立刻变成了各派山头的生死大对决，这是为什么呢？”民主折腾出一个犯罪的总统，然后民主游行示威、静坐打架又将其送进牢房，这种嫖客“民主”和大陆“文革”有什么两样呢？在历史的否定过程中，台湾民主政制的存在只是一瞬间，就像任何集权者都有瞬间民主的灵感和想法一样。
应先生所举毛泽东主席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对民主的高谈阔论也很有说服力。毛泽东主席对民主的认识不亚于资本民主国家政治首脑的水平，而且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为什么却把民主只是空谈于口头、把玩于手上，而不能在华夏大地真正实施呢？从深层原因方面讲，这就是“一元”文化的制衡作用；毛泽东若搞民主，就会走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对立面，人民就会重新起来把他打倒。中国人在感情和习惯上搞不成民主这个玩意，那些想把西方多党制搬到中国来的民主精英也搞不成，他们只是纸上谈兵、折腾知识满足对西洋多元文化的变态口味。20世纪末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精英”，其欧洲派和美国派曾准备在纽约搞大联合，谁都想当主席、当部长而“一统天下”，结果互不相让、民主流产、不欢而散。曾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远志明在电视片《神州》解说词中就提出疑问：“即使住在西方民主老巢、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为什么也搞成了谁也不服谁、扯也扯不清的一锅糊涂粥呢？”中国人——不要说漂洋过海、流走他乡，即使飞到九霄云外去，和外星人结婚生子，其子孙后代的血管里流淌着的依然是四书五经的血液，这个宿命是改变不了的。我们有时对“多元”文化侃侃而谈，对“一元”文化抱怨不断；可是一接触实际，在我们所反对的文化里边就立即暴露了我们鲜活的存在——我们就正好是我们所反对的东西——这就是宿命。远志明说得好：“民主之难，难就难在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问题，它是一种深层的心灵结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这种心灵结构和信仰力量只存在于基督信徒和圣经文化之中，而在华夏世俗大众和四书五经里边则根本没有——这就是宿命。那么能不能设想——把中国大众变成基督信徒，民主是否就可以在中国扎下根呢？这个想法作为知识折腾娱乐一下自己完全可以，但是付诸行动就会违背超人力量的规定。如果有许多人胆敢行动，就必然会再出现“康熙”、“雍正”皇帝，把信教的中国人处以极刑，把传教士赶出国门，甚至处以监禁，甚至斩尽杀绝。退一万步，若是当局要发红头文件号召或强令全国人民信仰基督、接受洗礼，那动乱和杀戮就会马上发生。再退一万步，即使全国人民都信仰基督、学习民主，但那个变了味的民主对治国安邦来讲，可能比封建专制都不如。从春秋文化巨子们慨叹“大道隐没”之后的两千五年历史中，有一千五百年是动乱杀戮。千百年历史证明了一条治国真理——中国人不能搞多元民主，中国人搞多元民主就会搞成大鸣大放、大诬陷，加上动乱和杀戮。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国优秀治国文化，并集中人类最高智慧，发明了有限民主。中国有限民主具有符合自己国情的独特方式，那就是单一政治组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个民主又通过高度的集中而发挥作用。
应先生说，用文化“一元”论来解读、确认中共执政地位只能是一个无解的困局，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对任何问题的求解，终结性答案只能在缘起圈外；而在缘起圈内折腾，永远是知识折腾的矛盾循环和宿命困局。
应先生文章细述和愚作观点的诸多不同之处，但愚以为这些不同只是思路不同。应先生走了由浅入深的方向（先看表层原因），本人则走了由深出浅的方向（先看深层原因），因此后续还有“中共执政是‘中庸’、‘德治’、‘民本’文化的必然选择”诸题。应先生选择的方向自然要高明得多，比较符合时尚和大众口味，但无论高明与愚笨，最终都会走到一个点上相会，就像牛顿和爱因斯坦认识宇宙秩序，最终都会走到“上帝”那里相会一样。当然认识的环节可以任意截取，但终点是永远不变的。如果“上帝”还没有微笑，千万别说“我认识完了”。与应先生握手，希望后会有期。
（陈嘉珉，200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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