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学与人文研究的现状比较
【陈明远博客文摘版编者按】陈老师不在这里。但根据他的委托，我将这个北大教授谈话记录（未经校订并非正式文本）贴在下面，供大家参考、讨论。本着陈老师提出的“逐步发掘并核实真相”的原则，尽管这个记录稿可能带有片面性、也会有不妥处，但总比那些“假大空套”老生常谈好些吧。敬请博友们批评教正。
中国文明史上下四千年（20世纪初说是四千年后来又改口号称五千年），美国文明史只有二百多年。人们以华夏悠久的文明史而骄傲。那么更加骄傲的是否上下七千年的埃及和伊拉克呢？……西欧都轮不上，哪里还轮得上美国呢？
但我们一些现代学人要问：我们教学与人文研究的成果如何？我们的文明遗产保存了多少？……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并没有埃及和欧美保存的那么周全那么多。请睁开眼睛设身处地看一看庐山真面目吧！
亲身体验：中国和欧美的教学与人文研究的现状：教学方法、教材、考试、公共历史课程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的教学与研究方式，大家都熟悉了，兹不赘述；中美各有利弊和特色；中国方式有中国的优点，人们谈论得很多了。如今略微谈一谈美国的教学与研究方式。当然，美国方式也有具体的弊端。想来博友们们不会再给我扣上“崇洋媚外”的空洞大帽子。还是进入积极的、具体的思考与讨论吧。谢谢大家！
教学方法：不支持霸道的老师
1992年，我去了美国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作为职位博士进行访学。从一开始，我就对他们的教学方法感到吃惊。
我的一个老师，叫裴宜理 (Elizabeth Parry)，研究方向是“中国群众运动史”。她给我讲了民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到“文革”这一段历史。我到她那里起先是希望学习关于这段历史的系统知识，不料一堂课下来，我听得大出所料、不亦乐乎。
整堂课她都在客观地讲史料，讲最前沿的不同流派对同一历史问题的不同看法，东一家、西一家，莫衷一是。而裴宜理自己似乎从课堂上消失了。
后来我逐渐发现，这是中美历史教学的很大不同。1997年，我去了哈佛，得知哈佛校训中引用主教曼德尔·克雷顿 (Mandell Creighton) 的话，方才彻悟：“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一：使人常惑、常问”。
哈佛大学对一年级本科生并未严格划分专业，学生必须选择6个领域的核心课程。历史学即属其一。哈佛大学的学生虽然必须学习历史，但他们可以在《1850年以来的现代非洲》、《1945年－1975年的美国与越南》等约31门历史课程中任选一门。
美国的历史教育，是想培养出能够自主获取真正的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中国呢？中国老师会尽其所能，灌输给你一套现成的系统论述让你诵读。作为学生，你最好一一默记于心。这些都是“上面”或导师整理好的体系，你就记住这些，这些现成的东西，就会成为你以后工作的饭碗和做人的本钱。
哈佛老师批阅学生论文，最好的评价是：“这个学生给我的知识比我给他的多得多”；最差的是：“这个学生没有给我任何新的知识”。
基于此，在那里的历史课表面上看来并不算繁重，一周一节或两节课。但辛苦在课外。你要在这周完成的各种资料的阅读量，估计在200页以上。光查阅资料还不行，第二周，讨论开始了，参加的人不多，20个左右，一个多小时内，每个人都要发言。如果你讲的东西尽人皆知，谁会听你的？所以，这一堂课，就是检测学生在这周有没有自己的发现。
美国老师会让学生上台讲，开始我很不习惯。讲什么呢？课本上都有了，讲来有什么用呢？当时我还没有开拓新知、辩论、求真的意识。
回北大之后，我意图尝试美国式的教学方法，但异常困难。
困难在于：首先，学生选修课程非常多，少则十门，多则二十几门，没有人会为一门课花费这么大心思；而美国本科生，四年估计也就三十多个学分，平均一学期四门课就够了，所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自己去查阅资料和独立思考。
其次，我国大多数老师和学生还习惯于老一套教学模式……
教材：不支持所谓“统编教材”
美国文史哲教学没有所谓“统编教材”一说。政府对学术思想和大学教育基本是不大过问的，自主权完全下放给讲座的讲师、授课的教授，由他们独立自主、自备教案。
学术界也没有编写“全国统一教材”的意识。有的历史书，会标明“适合大学生阅读”之类的提示。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声称他的书要被“全国统一”采用。美国这方面是不讲同一的，而是追求不同。你的书必须实事求是有真东西、有旁人没有的内容，才有出版价值。
另外，编写学生读物，即便非常出名，也不能为作者赢得学术名声。能否被学术界承认，不是看教材，而是看专著看首创性的论文，看你在某一具体专题上的实际贡献。这和中国稍异。
同一历史问题，诸多专家学者都有卷帙浩繁的著作。导师有权择其若干内容，备为教案。举例子说，有一门课是讲美国独立战争史的，那学生就会被告知，哪些书籍可以拿来学习参考。可能这节课老师讲某本书的第二章，下节课就变成了另一本书的第三章。
我留学时，曾寄居在一个美籍华人家庭，我免费照看他们的孩子，他们让我免费住宿。有时我白天带着孩子，以为晚上可以好好读自己的书。没想到这孩子大白天拉着我去泡图书馆！我才发觉，哪怕在小学，“标准教科书”的概念也是淡薄的，孩子要完成作业，还是要到图书馆去（通过电脑等工具）搜寻资料。
回过头来想，美国政府对人文教学貌似不闻不问，实则做得很巧妙。1992年，苏联解体不久，独联体成立。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例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等，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被美国学者专门研究过。美国有些基金会马上向一些大学拨专款，鼓励它们设立相应的研究所，并在这方面设立很高的奖学金，吸引生源。因为有经费，之前只是对中亚有过泛泛研究的人，这下子就真跑到阿塞拜疆去实地调查第一手资料去了。归国后，很可能就成了美国政策智囊团的一员。
我在哈佛时，丝毫感受不到美国政府正在弘扬它想要的宣传品。而是学校有了某个奖学金项目，鼓励学者们做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奖学金的名头绝不会是什么国家奖学金，而是诸如福特奖学金之类，是民间式的。
考试：没有所谓“标准答案”
在美国文史哲教育上，没有所谓独一无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思想。多高的理论，多有威望的学派，被用了多少年的学说，都可以实事求是地被质疑、被挑战、被改进的。
对文史哲问题，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要有新意见”、“切勿人云亦云”是他们评价一个优秀学人的标准之一，“统一的和标准的”不受欢迎。
如果说美国人二百年来积累了什么正确的东西，最明显就是这个：“民主”。但是，很少有人知晓，美国为数不少的学者对古代专制和当下的专制并非完全否定，他们并不认为必须将美国式的民主铺向全世界。
1993年，在华盛顿访学期间，我的办公室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距白宫只有两百多米。11月某日，艾略特教授请我参加他的聚会。一开门我才知道，什么聚会？原来是纪念会———纪念十月革命。你想，1993年是什么时候？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正处最低潮。但是与会者却多是美国人，个个身着红T恤，正面印着列宁的头像。艾略特和另一教授都在讲“十月革命对人类的推动意义”和列宁思想里有价值的遗产。一个距离白宫这么近的地方，一个这样的年代，居然有一群人在做那么反体制、反主流的活动，却完全合法不受干扰。
有这个背景，也就晓得，为什么文史哲考试一般是提出几个思考题，并不预设所谓的“标准答案”。
比如美国南北战争试题，在中国人看来：“北方正义，废除奴隶制，维持国家统一”，这肯定是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美国南部，听南部人后代讲那段历史，参观那里的内战纪念馆，你会发现他们站在南部一边。那些从美国南部来的同学，理解那段历史，往往会同自己家族的遭遇联系起来。……但这并没有妨碍美国的统一，关键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统一，要是害怕这种学术争论还能造成美国再次南北分裂，那就太可笑了。
这就是切实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民主自由的权利，乃是国家团结的真正保障。
公共历史教育：肯费心思
美国很重视对公众的历史教育，比我们重视多了。美国电视台有两个频道：“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它们每年赔钱，也很少有广告，每天不停地播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专题片。
作为一个外来人，我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台，大概美国人也爱看吧。我国没有这样的电视台。我怎么看《百家讲坛》呢？其一，它不是专门的知识学问，而偏向娱乐、讲故事；其二，它不是专门频道，只是其中一个节目；其三，它特别重视“收视率”重视经济效益。
欧美国家的“历史频道”和“传记频道”却是专门的历史教育频道，并不考虑“收视率”和什么经济效益，有国家或基金会支持，成天播到晚，传播真正的文史知识。
美国文明史不长，二百多年。但史迹遍布全国：破旧建筑（原样）、各种遗址、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开枪人的房子、战报传递路线……高楼大厦之下，有一幢矮小的白房子，人们会告诉你，那是当时美国议会的遗址。波士顿有个著名的游览线，游览一遍，如同置身事发现场，旅游者从孩子到老人。这岂不是一种最好的历史教育！
我们呢，我敢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做到像欧美按原样保存的那么多；有些（大多数）还是加工改造过的，从新装修刻意重置过的。
表面看来，我们从小学到高中，都在教历史课程。似乎比美国人还更重视历史。但那不是真正的原版的历史，那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加工品。我们整天呼叫要日本为二战赔礼道歉，群情愤怒，慷慨激昂。但是人家要问：“第一手证据呢？原样的真相证据在哪里呢？怎么让后人和旁观者心服口服呢？”如果当时我们把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的遗址都保护好，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淞沪会战被炸损的民房，慰安妇女遭到虐待的集中营……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类似纳粹法西斯原始档案记录那样（而不是第二手、三手的经过加工渲染的选创材料），足以揭露事实真相，铁证如山，那么，日本国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看看日本人吧，他们把那些生了锈的大炮枪支，哪怕破砖碎瓦、残门破窗都按原样保存得好好的，把遭到原子弹轰炸的现场、原始照片……都保存得好好的，让它们把真相告诉后人：这就是二战的历史证据！（采访记录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