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九四九与中央日报

　　作者：龚选舞

　　来源：《亚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四十一期

　　
　　    我们这些京沪记者采访陇海在线国共战事，郑州阅兵所见国军是营养不足的疲兵弱卒，一个个当场仆倒；徐州城防七十七军及五十九军不稳，最终底定徐蚌会战大局；在上海赴台船票难求，中央日报眷属窝身船员舱位渡海。

　　一九四八年底，我和当时京、沪各报记者一道采访陇海在线国共战事新闻，一路上沿线西进，先后在徐州、商邱、开封、郑州访问国军冯治安、黄伯韬、邱清泉、刘汝明以及孙元良五个兵团。原以为这些个自抗战以来即已蜚声四海的战将，及其统领的百万雄师，必然兵强马壮、战志昂扬，又谁知沿途所见，几多是师老兵弱、无复斗志的队伍。举一个例，当我们在郑州参观阅兵时，所见的便是营养不足的疲兵弱卒，一个接一个的当场连声仆倒！

　　等我们回到徐州总部，城南的宿县已为共军袭占，南下南京的津浦路从此被共军切断。我们这一群一度意气风发的京沪大报记者，乃不得不困处共军包围下的徐州！

　　好在我们这批记者大多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一路东闯西荡，颇是豪气，一时竟不识兵凶战危，究为何物！特别是被安排住在当年辫帅（张勋）大搞复辟闹剧时招待督军们住过的豪宅里，白天逛大街、吃大餐，晚上看杂剧、赌梭哈，过得也还相当惬意哩。

　　久之，单调的生活过久了，也觉无聊，于是大伙儿吵着要回去。可是，南下的津浦路已被共军切断，最豪华的蓝钢皮车也停在站里，走陆路是完全不行的啦！

　　正当着记者群困在总部无法南下时，隶属于徐州剿总的济南防守主将王耀武在乘空军专机前往南京请示时，例当先行告诉他的顶头上司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于是，刘总司令便做了个顺水人情，请我们这批记者搭乘王将军的专机回到南京。一路上，彼此心事重重，面对如此新闻人物，竟不交一语。

　　脱险后，我向我的顶头上司陆铿副总编辑报告，说是担任徐州城防的第三绥靖区的七十七军及五十九军恐怕靠不大住，这两个原属冯玉祥、先编为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再扩为第三绥靖区的队伍，虽然由西北军老将冯治安担任司令官，但久为对当局不满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及何基沣所控制。张、何两将不但与国军当局不洽，连他们视为腐化的老上司冯司令官也不看在眼里。此番我们在徐州，总是看到、听见张、何两位与总司令刘峙抬杠，即使是名为司令官的冯治安也长期躲在南京，不敢回防。依照我得自前线传来传闻，和该军与总部经常抗对情况，我认为其间似存在不稳情势。当时，一向敢言的陆先生听后虽表骇然，但告诫我切不可对此再说什么，以免闯祸。

　　不料，徐蚌会战（中共称为淮海战役）刚刚开始，从徐州城防调往贾汪前线的七七、五九两军即在张、何两将率领下投共，致使方自鲁中南下的共军陈毅所部，不费一兵一卒即迅速进军，及时截住了自海州方面西撤的黄伯韬部第七兵团，在碾庄消灭了黄部素称能战的五个军。接下去，徐州弃守，素称国军王牌的邱清泉、李弥及孙元良三大兵团也被一齐打垮，而徐蚌会战也好、淮海战役也罢，也就由此结束。

　　多年后，经张克侠本人证实，他远在国共和谈初期，即在南京一处街角，潜上共方和谈代表周恩来座车，与周氏商定了日后牵军投共细节。不过，张虽对中共立下大功，但后来却被红卫兵指为「假起义、反革命投机分子」，从而关入牛棚。

　　陆铿，人称「陆大胆」，一向敢说敢为，但那次听了我的话后却十分谨慎，告诉我军机大事，不可随便发言。所幸不久我即在「抢婚」之余，由《中央日报》派往台湾任特派员，走入我一生的另一里程。

　　说我是「抢婚」，一点也不夸张。斯时也，东北初失，徐淮续败，而华北共军在东北林彪乘胜入关之后，平、津、太原三失，也在意料之中。

　　此时，南京在各大战场连连失利，金圆券改革跟着失败，而全国学生反饥饿、反政府的运动又复进入高潮之际，委实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看样子，大家又得逃难。一般说来，男女一道逃难，先得有个名份。此际，我与杨惜玉小姐情投意合，愿订终身，既然眼看到非逃不可，理当先行依法结合。于是，乃在丈母娘杨陈春梅主持、与其时联襟、我的上司陆铿及姨姐杨惜珍女士的协助下，在南京闪电式的结了婚。

　　虽说是闪电抢婚，但在一向爱热闹、讲排场的陆铿兄的相助下，却举行得十分隆重，特别是请到了居正、于右任两位元老福证、谢冠生、陶希圣两位名士权充介绍，更是十分难得。

　　就在此时，我服务的南京《中央日报》也正酝酿巨变。先是在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热烈庆祝光复三周年，规模宏大的博览会在台北隆重开幕。在魏道明主席的邀请下，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先生应邀前往参加。未久，社内社外即传出该报即将迁往台北传闻，而总经理黎世芬也就派往台北，先行为开报筹备了。

　　适于此时，《中央日报》派驻台北的特派员容又铭兄原为桂林首富，一见大局不妙，便向报社请辞，说要赶返老家应变护产。这下子，派谁去台北继任，顿成大家猜测对象。其时，我犹在婚假之中，对此事不甚了了。

　　大约是两年多前我曾奉派继王洪钧兄出任平津特派员，临时因故改派另一资深同仁的缘故吧，这次社方乃决定派我前往台北，继容兄负责该地新闻采访。于是，我这名也算资深记者，乃于婚假未满之际准备远行。

　　没想到平常一路愉快京沪特快车旅行，一下子竟变成一场灾难，首先，买了票竟上不了车，只好在里应外合之下，才从窗口被人连推带拉地挤了上去。此后，像沙丁鱼罐头般堆在一起，妇女们在动弹不得的情况下，也就只好裹着毛巾被褥方便了！终于，花了平日三倍的行车时间，总算到了上海站。

　　行程中，唯一气定神闲的是一名手拄带上刺刀步枪的大兵，只见他安坐在一捆包袱之上，目无余子地不时左顾右盼，吓得旅客们在极度拥挤之下，还得与之保持一点点儿安全距离。

　　到了上海，立刻赶到北四川路的报社驻沪办事处。一进门，只见黑压压的挤满老老少少的十几口人，原来社内编、经各大部门主管的眷属全都挤在这里，这下，我才明白这群老老少少，大家都是在赶往台湾逃难。想不到我请婚假离社的这十来天，报社已经决定迁往隔着一道大海的台湾，而且专门指派原籍上海的总务主任赶来沪上为「疏散」的人购买船票。

　　谁知，不论是招商局或者专跑沪台线的中兴轮船公司，平时舒舒畅畅客人买票上船便走；而今，当大伙儿都要赶往宝岛逃难时，一下子便出现了一票难求现象。

　　妻是首次来到这十里洋场，我也就不免伴同着她到处逛逛。一天，正当着我俩迷了路，一时不知置身何处时，猛抬头，不就是黑漆金字的「中兴轮船公司」大招牌。平常，我们这般外勤记者就习惯东瞧瞧、西打听，而今，一见是专走台湾的轮船公司，便顺道进门打个招呼。

　　谁知我刚向卖票窗口打听船期，那位和蔼的售票员便开口相问﹕「中兴轮明天便开台北，请问要买几张？」

　　一听可以买票，连忙与妻凑钱，原准备多买几张，谁知当日时局日益紧张，购买船票检验身份证明之余，还得缴上半身照片两张。当下我既知船票难买，乃凑好款项，买了两张，临时还不得不把身份证上所贴照片撕下送上，以凑足购票所需两张之数。

　　回到办事处，正当我高高兴兴地就要道出买票经过时，那位总务主任连忙将我拉到一旁，叫我不要声张，以免久候的眷属们群起责难。

　　第二天，总算总务和上海办事处两位主任还有一点神通，临时串通了中兴轮上的水手头，买下了船上七八处水手伙夫舱位，说好先由我们夫妇俩持票正规上船，然后由船员将我俩船票带下码头，再由两位同仁眷属持原票登船，这样上上下下，周而复始。包括马星野夫人和李荆荪、黎世芬、周天固、耿修业、王洪钧等同人眷属乃得一一登船，分别屈住在低级船员铺位。至于那些船员得了一笔外快，也就临时在船上各处凑合凑合去了。

　　这样，船上各处住上十七、八位大小报社眷属，只有我们夫妇俩正式上船坐定客舱。

　　由于只有我一人是成年男士，这责任可就大了，此后，我只好在船上摸索，到处探访问候，安抚老少。其间，还有着一件趣事，原来在上海登船时还是冬天，大家穿的多是棉、毛，甚至皮货，一上船驶向台湾，气温日高，舱位靠近锅炉间的便热得大肆抱怨，说是这样的逃难受难，不如待在老家更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终于到了基隆，先到台北的总经理黎世芬来迎，他先把眷属们安置在台北衡阳街的颇富热带情调的「三叶庄」，该处紧靠新公园，小桥流水，花木扶疏，特别是临街多有骑楼，并遍植高大整齐的亚热带行道树，每当凉风起处，更觉遍体生凉，让人不觉在战乱之余，置身福地宝岛！

　　一到台北，我们就爱上这个地方，它既非闹市，也非僻野，街道洁净，处处绿地，蹓公圳外，犹是稻田小村，古亭以南，还多有幽幽林庄。市区以内，除几处热闹的商业楼区之外，处处是日式榻榻米式净洁房舍，就中，一些桧木建成精舍，更是幽雅宜人。

　　此刻，继东北、徐淮失守，平津、太原连败之余，国府蒋、李之争益烈，从海外的台湾西望，我们几位新闻界的朋友注意到时局的几件发展，首先，从东北下来，先在上海开刀治疗了苦苦缠身的胃溃疡后，宿将陈诚悄悄地渡海赴台休养，静静地「隐居」在而今总统府南边延平南路一幢不太打眼的精舍里。其次，早年在四川主持省政八年的川中耆宿、他的老友张群也回到重庆，出掌重庆绥靖公署。隐隐看得出来的是﹕蒋介石先生在大陆蒋、李（宗仁）之争日益明显，而中共坐大已不可遏之际，已经在李、白逼退之前，暗中在布置后路。

　　未久，隐居台北的蒋氏第一亲信陈诚果然东山再起，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奉命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未久，张群也出任西南长官公署长官重任。显然的，蒋先生预知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内逼、中共外压之下，他必将暂时从第一线上退隐一时，但是，远在海外的台湾，和曾为抗战基地的西南，都是他心目中重整江山的基地。

　　果然，在两边安排好之后，他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布暂行引退，但仍在幕后紧握大权，让一路嚷嚷不休、节节夺权的李宗仁终于出任了代总统，暂时替他挡在前面。

　　蒋先生军事教育家出身，一路北伐、抗战、剿共，固然胜败迭见，但军事上的知识在同辈中也属翘楚。当年对共战争，在东北、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势难与锐起的共军抗争，但西南当年抗日基地，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卢（汉）等川康诸军续予支持，再加上自陕南下的胡宗南劲旅，未尝不可重演抗战八年胜事。至于台湾虽小，但远离大陆，凭他二十年来建立优遇而成的一支凝聚已久的空军，和自前清、北洋继承下来以及战后得自日本赔偿和英美援赠的大小军舰，当足以力拒陆军特强而海、空军依然极度薄弱的中共。

　　当然，他期待的还有美援，谁都知道当年名列世界首强的美国，早已在全球建立起一言九鼎的实力。

　　魏道明一度建警卫旅

　　再回到六十年前目睹的台湾。

　　记得当年由法界、外交官转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先生，原是地道职业文官，但在台湾、大陆相继动乱之后，来守是邦的他也深知军力维安的重要。因此，在大陆国共大战、台湾军力空虚之际，也在台湾建立一支警卫旅的部队。记得一九四九年元旦一早，他还兴冲冲前往中部检阅他的新军，谁知一回台北便接获中央发表陈诚继任主席的命令。当我们一小群记者赶到台北宾馆打听时，只见他神色黯然地向大家宣布，他已定期移交。

　　果然，五天之后，我们便参加了魏、陈的交接典礼。事后，曾任驻美大使的魏先生远赴美国退休，一直到多年后再被召返，出任外交部长，足见他的「圣眷」一直甚隆。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主席就任不久，为了重视新闻界，还特别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记者会。记得那天在省府大厅里，出席的计有中央社的张任飞、《新生报》的沈源璋、《中华日报》的钱塘江、《公论报》的黄毅辛、《大公报》的吕德润、《新闻报》的王康、《申报》的吴守仁，和代表南京《中央日报》的在下。一开始，省府人员请我们在安排好的座次上坐定，一俟主席入场，典礼人员先呼起立，与主席相互一鞠躬，接着，主席即手持记者名单，一一点校，上下观察，并在名簿上还写了点什么之后，宣布在此国难当头，大家允宜合作。事后，大家的感觉是，这是召见、点阅，与平常的记者会完全有异。未久，《大公报》的吕德润更在悄悄变卖省府配给房屋后，连忙返回大陆去了。

　　再说此后时局发展，依次是蒋总统引退，但在幕后仍然主持大局；李宗仁愿以代总统名义上台，但无法统合指挥，最后离国远赴美国。在告洋状而不获理睬之余，只好困居纽约，最后重返大陆退隐。

　　至于蒋先生，则是一败一成。在西南，尽管不断与西南地方势力周旋，但在川康军阀纷纷投共，云南卢汉反复之余，只好听任他的爱将胡宗南在丧尽全师之余，乘西昌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逃出大陆！

　　但以当年绝对优势的海、空军，配合仅存效忠陆军以保台、澎、金、马的构想，却完全成功。特别是金门古宁头一役，共军虽在一队机帆船的运送下，登陆了金门，但在陆上受到国军全力抗拒，海上全被封锁，无法觅船运送援军情况下，登陆部队不死即俘，完全失败，形成了国共台海长期对峙之局。

　　在国际方面，美国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一度全然遗弃在台国府，如果不是北韩南侵，刺激了美国改弦更张，指派了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退守台湾的国府，此后日子也不会好过。

　　回过头来，让我再追述一下当年在台际遇。

　　记得当年，由于世芬先生和我与新竹市长陈贞彬先生有同学之谊，乃在我们四处觅屋困难之下，蒙陈先生慨允租赁市郊一处房舍，以供同仁宿舍之用。记得那是拥有十六幢桧木精建、四边建有围墙的精致小村，言明在交付首笔租金之后，即可入住。记得那天我携带一张数额不算太小支票前往市府订约时，心里突然觉得应该先去看看房屋情况再说。

　　不料我一到那里，发现小村已为一群妇孺占住，一度我曾以合法租赁人资格进门理论，可是一发现他们全都是气焰犹高的空军单位的眷属时，我知道我是输定。在军事紧急时期，谁能与保台卫国的军人军眷抗衡呢。终于，我带了那张支票回到台北，黎先生还一再夸我知道权衡轻重。在失去房子时，没有再付出那张支票！

　　也就在几次前往新竹时，饱览到宝岛绿野的秀色。其时，台湾居民不多而田野净洁，在一片碧绿中，衬托着精致的农舍，与宏伟挺立的学校一类建筑，大有中西合璧的精致。

　　最值得回忆的，是我一夜跻身皇家园林的特别际遇，记得那天我也是在新竹洽租房舍。一天，公事完了，赶不回台北。市府临时招待我住一夜大内寝宫。那是日本昭和天皇做太子时来台访问时的行宫，它建立在一片翠绿田野之中，在一列石制东洋宫灯的指引下，我取道精致的玄关，跨过一派东洋情调的客室，独个儿，登上了硕大高耸的龙床，静静的睡了一夜。

　　大约是日间太累了吧，我熟睡如常，不曾入梦。

　　龚选舞小档案：

　　四川崇庆人，一九二三年生。一九四六年毕业于中央政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法政系法制组。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中央日报》，任职该报三十余年，其间历任记者、驻台湾特派员、采访组主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驻欧洲特派员及驻美国特派员等职。并曾出任《中华日报》驻美特派员以及《美洲日报》、《纽约日报》、《华语快报》等侨社媒体总编辑。现居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