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钱宏/文 又到诺贝尔颁奖的时候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和媒体照例开始讨论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奖，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获奖。当我们将过去获得过诺贝尔的8名华人华裔的名单展开，细心的人会发现，其中有至少三位曾经是在中国大陆接受过基础教育，但却没有一位是在新中国接受的教育。

　　从根子上说，中国的知识精英，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放弃蔡元培-司徒·雷登式“人格教育”而取苏联式“专才教育”以来，知识结构学科化和人才工具化倾向，一步步覆盖到党和国家组织的一切领域。受中国学科化工具教育制度影响的一代代知识精英，不仅知识结构单一，不仅是事实上越来越缺德失美，而且在宏观思维方式上越来越碎片化、补丁化，而无力将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作背景化“去蔽”处理与整合超越，而只会按照自己的好恶作非此即彼的“消费性选择”，从而陷入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宿命难以自拔。

　　在我看来，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有“思想力”这东西，中国就有可能得诺贝尔奖，乃至地球上任何最高奖。所谓“思想力”是一种我称之为“自组织力”的东西，可以提供或开掘“思想资源”。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有思想力的人，总是能提供一点真正的实质性的“思想资源”。否则，说得天花乱坠也用不着认真对待。

　　一个国家思想资源的枯萎比什么都可怕

　　偶然读到北京惠泰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主办的《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上一篇甘阳先生写的《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实在是不敢恭维，我不能不说，先生只是说了一大堆检垃圾式的废话后，还去和外国人比，是谁最先写文章提出了政府管制的“思想”，还以为自己率先发现了宇宙新星，说什么这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道路。呜呼，这些身在海外的中国知识精英们，竟是如此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世界大势，他们的思想资源已经干枯到让我吃惊的程度，我只能说真是太遗憾了。

　　就拿这次金钱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引发的所谓“全世界都在向左转”的惯性思潮来说，这些中国台面上的学者或者说精英们（不管其政治立场的左中右），似乎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意见，还会作一些描述，还似乎有那么点历史感，可惜，这些说解放思想、呼吁解放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却依旧被旧式思维方式束缚着，他们只是延续了“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两极摇摆，在“官民二维”、“左右两端”非此即彼地作二元选择，然后展开他们发达的预设想象（如同法律上的“有罪预设”或“无罪预设”），明明延续的依旧是“专制与民主、市场与政府、国家与社会”两分法且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斗争思维，却强词夺理搞出个诸如“中国模式”、“中华体制”来振振有词，唯独不顾最基本的实事！外国人不了解中国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难道他们也是睁眼瞎是聋子吗？比如他们多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对中国以美国GDP标准衡量取得城市化、工业化成绩带来的乡村生活败落、解决70%就业的中小企业生存困苦、环境污染、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屡屡拖累绑架中央、群体维权事件此起彼伏、政府工作每每“按下葫芦浮起瓢”致使有责任有良知的“一把手”们每天疲于奔命、各级各类政府性组织几乎完全依靠现实利益纽带致使维系党和国家权威在社会心理氛围上受到严重挑战……等等视而不见；再比如他们英语水平那么高，去美国跑了无数趟，却不了解里根政府只是放松了对中小企业、高科技的管制，而不是“把矛盾、困难推向社会不管”，事实上，里根政府是不惜高利率向金融市场举债，宁可政府高赤字，而低利息强化扶持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这样的事实他们视而不见，却从概念出发用一个他们想象中（附会）的或从书本上看来的“自由主义”以蔽之，来概括美国模式。

　　从思想资源上看，他们所谓的美国模式真的就是“自由主义”吗？比如，以“政府管制”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罗斯福总统以“救需求”或“救市场”为特征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没有少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亚当斯密“经济发展成果应当分流到大众手中”的基本思想。而以“市场自由”为特征的里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里根总统以“救生产”或“救社会”为特征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亚当斯密“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思想的直接应用。而且，尽管里根调侃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甚至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且被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反唇相讥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但我认为，“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减税和实行赤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也包含着凯恩斯的智慧。正如杨鲁军在23年前就敏锐地指出的那样，里根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惜通过高利率举债，高赤字背债，低利息贷款，低税率优惠，以刺激高投资，扶植新型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结果不但滞胀阴影得以消除，政府税收也未降反增。事实上，里根政府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罗斯福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

　　政府扶持与政府管制，难道不一样都是政府公权职能的体现？同时，也强化了国家权威吗？难道非要政府管制起来敛财与民争利，把财富集中在政府和打着国有金字招牌的集团中（顺带搞点权力寻租），才是强化政府的作用，强化国家利益？

　　这是中国当下一切问题的核心问题，连提倡解放思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在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上，思想竟是如此贫乏地似是而非头脑发热废话一堆，我怀疑，他们还有思想力吗？中国的未来能由这样的知识精英说了算吗？

　　在过去三十年，特别是1993年以来，中国很充分地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创造了GDP经济奇迹(也就是用美国的经济评价体系衡量的奇迹)，但是,还有两大自组织力亟需发挥，这就是 “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这是严重不足,也是无限空间。中国必须同时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才能“共度时艰”，中国的问题依旧是内部问题。中国是大有希望，中国是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必会有独一无二的未来，但不是中国现有台面上的知识精英以及权力精英和财富精英们预设的希望和未来！因为他们推崇的“中国模式”或者换汤不换药叫什么“中华体制”，说得再漂亮（不管其用什么样的概念如“中国的”“西方的”“先进的”来包装），在现实运行运作上，也只能永远是：先把他们的既得利益照顾、巩固完了后再考虑社会成长和草根公民权益，如果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他们永远只会牺牲社会成长和草根的利益！

　　GDP总量可一俊遮百丑？

　　除去上文所提甘阳《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最近还看了潘维《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

　　甘阳、潘维两位精英人士一左一右，现在竟然都与官方“配合”得如此默契，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词藻为所谓“中国模式”、“中华体制”、“鲲鹏模式”包装，做起广告来，倒是难得。他们要表达的意思，都引导人们只讲“总量”不讲“质量”和“分量”，就是“GDP总量一俊遮百丑”（也许正好与大宋王朝“军事羸弱一丑掩百美”相对）。然后倒过来推论出中国不存在需要“改制”只需要“变术”，中国非但不需要“改制”，而且是万万不能“改制”，“改制”必然“重蹈克里姆林宫的覆辙”，在潘先生的概念中，GDP总量世界第三马上第二、第一的中国，简直弱不禁风，只要一提“改制”，尤其是改政治体制，就必是“拆故宫建白宫”而别无他途——也是啊，对于好大喜功的人们来说，“故宫”这么大，“白宫”那么小，那还得了！

　　这样一来，就连政府把经济负担、历史包袱推给羸弱的社会，而把好的资源留给自己让中国草根公民去自生自灭的“实用主义”的“改恶”（与“改良”对），在潘教授嘴里也是合情合理的。

　　基于此，潘教授用他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政治学专业知识解释说，中国不能搞普遍福利，都怪中国公民不愿意接受高税率因而是自作自受；中国政府除了垄断暴力、垄断税收之外，之所以还“必须”垄断基本生产资料，那也要怪中国公民和中国社会没有能力承担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义务（不知道世界其他只垄断暴力和税收的国家，是不是都不能承担国家稳定和安全的责任，都得他们的公民和社会去承担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义务？）……总之，中国GDP总量上去了，成功了，胜利了，中国的一切做法全都变成合情合理的好东西，岂止是好东西，分明就是“法宝”嘛！

　　于是乎，中国的未来完全可以通过他们的推理必然地推出来，而不需要做现实的改变……“不信？我论证给你看！”

　　他说的是“实事求是”（潘维先生解释为“实用主义”），用的是中华词藻，骨子里却还是过去教科书上啃来的“黑狗”（有人俏皮地称黑格尔逻辑为“黑狗”）搞的“正、反、合”那一套。还是乖巧地遵循“黑狗链条”——黑格尔-马克思声明划清界线的“马克思主义”-普列汉洛夫-列宁主义-日丹诺夫-俄共党史-艾思奇-中国式“辩唯”和“历唯”——绝对必然性思路——还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还是“墨索里尼永远有理”，还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以，中国没有“体制”改革的必要，最多是技术上需要完善调整。在潘维先生看来，如果中国现在真的“改革共识没有了，那就对了！”

　　GDP总量可一俊遮百丑=不需“体制”改革，否则，就变成“普通国家”，这是什么逻辑？

　　在潘维教授看来，中国不存在“阶级”及“阶级斗争”，甚至不存在“阶层”和“利益集团”这档子事儿，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更不会有，所以，中国最好不要也要不了“社会组织”、“公民意识”这些“西方概念”，因为与他认为中国国情不合（还好，潘维先生没有说或不敢说不要“民族国家”、“政党”这些“西方概念”的产物）。

　　于是乎，不管在现实中能否名副其实地运行，不管在实践中是否发生“信用赤字”乃至“信任危机”，只要有文本上、历史上或记忆中的由“特殊材料”、“先锋队”组成的既贤且能的“执政集团”（叫“执政集团”，不叫“党”，是潘先生的一个发明），和由执政集团实行“官阶大一统”组成的各级政府和各类政府性组织“为人民作主”（在潘先生这里已经偷换成“为人民服务”，而称为“民本主义民主”）就够了，就算政府“公权”被“私用”又如何（有他想当然的“纠错机制”）？说白了，还是他标榜要划清界线的西方的也是中国现行的“精英政治”（权力精英、知识精英、财富精英联盟）那一套，让既得利益者们、让精英们心安理得地享用“中国模式”的成果、共进“中华体制”的盛宴、同感“鲲鹏模式”的逍遥快活就够了，卧榻之侧岂容他者（草根）鼾睡？这亘古未有之大好事啊，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府和精英们口袋里钞票鼓鼓的）都说好呢！

　　既然中国做得如此之好，于是乎，这些精英感觉自己应当比外国人叫得更响、更象、更堂皇，也比外国人叫得更早……言下之意还是“瞧瞧，外国人都说我们好，美国总统都说要向我们学习，可见我们是真好呀。既然真的是好，这哪能让外国人抢了头功，我们有的是5000千年积攒下的华丽词藻啦！”——他们是专家啊，有的是车载斗量的各个学科的知识和超级逻辑演绎训诂诠释能力啊！

　　可思想资源上，还是以外国人为标准、为参照物，不是吗？外国人都说好，就是好吗？外国人既说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无与伦比，也说过他电影中小脚女人的鞋子好看呢！

　　所以，我不能不说点什么了，请诸位继续指正。

　　不过有一点潘维先生说对了，就是他把中国家庭还原为“生产单位”（企业），并承载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稳定的基本功能。可惜他的立意和立场不在此，所以，这一有点思想力的亮点，在他的“中国模式”中不是要重点关注研究的对象。

　　钱宏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