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型中，市场是自动均衡的。价格上升导致供给扩大，供给扩大则又使价格回落，市场具有负反馈、自稳定机制。既没有企业在竞争中胜利而扩大市场份额，也没有企业在竞争中失败而被淘汰出局。从长期趋势看，企业的均衡利润率为零。
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这一模型的设计者根本不懂得竞争。竞争是具有不同资本、技术、设备、人员、供货商、组织管理能力、市场信息等条件的企业或个人为争夺同一资源、市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展开的力量与智慧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形成少数胜利者和多数失败者。
具体地说，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周期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某企业引进新技术，或新操作方式，或开辟一个新市场时，产品定价有可能远高于成本。这时虽然没有同行竞争，但企业在与顾客的竞争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丰厚的利润吸引众多厂商投资该行业，发投资狂热，投资狂热又导致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紧张，工资上升，需求进一步扩大，亦即繁荣带来繁荣，但是由于工资上升总是赶不上利润的上升，需求扩大总是跟不上投资扩张，于是上升正反馈无法继续，仓库爆满，大量生产能力闲置，经济摸顶崩溃，价格战爆发，同时则削减工资，降低成本，从而缩小市场。其结果便是利润萎缩乃至亏损，那些性能/价格比差、后备资本缺少的企业，即弱者被淘汰出局，工人大量失业，需求进一步下降，市场进一步缩小，失业进一步增长，形成下降正反馈，亦即萧条导致萧条。什么时候触底反弹呢？有三种可能，其一，“大部分背有孩子和疾病负担的家庭毁灭了；从那时起，劳动力供给下降，而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其价格就上升”（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1829》），从而需求上升，经济回升；其二，在死亡威胁下，劳动者反抗的机会成本降为零，而收益变得无穷大，统治阶级提前作出让步，以最低工资、失业救济等方式确保工人最低需求的维持，从而使下降正反馈触底反弹；其三，新的技术、市场、产品出现，需求回升，经济回升。
也就是说，从控制论角度看，市场机制不是负反馈的自稳定机制，而是正反馈的自激机制，每一次自激的结果则是系统崩溃。股票市场的正反馈特性最明显，追涨杀跌，导致股市常常在熊市和牛市之间震荡。
我们把过度投资引发原材料和工资上涨时期称为繁荣期，而激烈竞争、利润率下降、大批破产、裁员时期则称为危机期。危机是竞争的决战期，为击败对手，胜利者需要付出代价，即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经济竞争的各方伤亡惨重而胜负未决之际，在统计数字看来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之际，双方的士兵——工人——所感受到的是弹痕累累、死亡在即：不断减薪，不断裁员，却可能不断加班加点。在这一过程中，胜利者则增强了技术能力，巩固了市场地位，开始能控制甚至垄断某一细分市场。如果这时出现新的市场，或者新的产业崛起，带动需求增长，则这部分需求将会落到胜利者手中，成为胜利者丰厚利润的来源。这时，统计数字表明，市场开始复苏。
应该注意到，竞争既意味着同业自相残杀，也意味着新的市场不断被开拓，新的技术不断出现。英国工业革命后一个多世纪的大部分危机就是如此。尽管本国工人消费能力仍然低下，但印度或中国这样广大的海外市场突然加入，会使全部机器开足马力运转；或者铁路建设形成热潮，吸收大量筑路工人，从而解决了纺织工业的生产过剩危机。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分期付款和信用卡透支方式的发明，更出现了将危机进行代际转移的方式。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既没有新的产业革命出现，又没有新的海外市场出现（甚至由于各国贸易壁垒高筑而缩小），实现危机代际转移的信用工具尚不发达，于是萧条变得格外严重，无法摆脱。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25%，工人生活向死亡线逼近。胡佛的自由放任政策还进一步加剧了需求的萎缩。不得已，罗斯福只好代表统治集团做作出一定让步，通过罢工和工会合法化增加工人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并实行赤字财政，向下一代透支需求，重而使萧条得以缓和，出现增长。但是罗斯福的让步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抗，成就有限。因此从1937年下半年起，经济重新陷入危机。直到1938年欧洲战事紧张后，国内外军事需求急增，才摆脱危机。
每次危机都促使垄断程度和范围提高，同时，也使竞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从地方竞争走向全国竞争，从全国竞争走向全球竞争。当竞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时，垄断就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当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垄断就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过来说，垄断每提高一步，都需要经历一场危机。垄断程度越高，所需危机的范围和程度就越深。目前这股全球化潮流使各国垄断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竞争，这必将在每个产业形成垄断全球市场的若干家企业，而同时世界经济将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危机。这是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西方市场竞争演进过程的基本轨迹。
这一危机理论可以简化为一句话，竞争缓和导致繁荣，竞争激烈导致危机。影响竞争程度的因素很多，如新技术、新市场、金融组织、行业竞争格局、工会、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竞争、法律、税收、财政及货币政策等等，这些因素或者缓和竞争、或者激化竞争，从而对危机和繁荣的持续期、震动幅度产生影响，使每一次危机的爆发点和爆发形式都各不相同，而走出危机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经济繁荣期，若干行业就可能率先进入了下降螺旋，在经济危机期，若干行业也可能率先走入上升螺旋。甚至可能有某些行业与大势相反，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破产，例如二战以后的煤炭业受到石油的冲击逐渐萎缩；也有某些行业在萧条期却生意兴旺，如三十年代意大利的化学工业，特别是人造纤维业。事实上，正如萨缪尔森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一次危机的爆发形式和持续时间是相同的，“商业周期更可能像气候那样变化无常。”（第350页）
因此，重要的并不是着迷于建立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寻找可以辨认的稳定参数，也不是为繁荣或衰退、高涨或危机的精确定义而辩论不休，而是研究既相互较量、又相互依赖的重大经济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旦这些复杂关系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则作为企业可以预测危机到来的时机、方式及其对本企业的影响，从而决定企业的重大投资或撤资决策；作为国家，可以寻找调节这些复杂关系的杠杆力量，从而减缓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或者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很遗憾，许多经济学家都只懂得模型，只知道诸如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等宏观数据，而不太懂得在数据深层决定着经济生活的重大经济力量及其复杂关系，因而既无预见危机的能力，又提不出解决危机的对策。当然，他们还是有一种惊人的能力，那便是针对每一种特定经济现象组合构造一个新理论，以及将这种新理论迅速炒红和迅速抛弃的能力。
不过，经济竞争和军事战争还是有所不同。战争用武器直接消灭对手，与旁观者无关；而竞争则是用新技术、新产品、低价格等间接消灭对手，从而让旁观者受益。每一个人各自从业于某一行业，作为当事者感受着竞争的残酷，但同时作为其他行业的旁观者却可以受益。也可以将“当事者”换成“生产者”，将“旁观者”换成“消费者”。于是，以上表述又可以写成，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受竞争之害，而作为消费者则受竞争之益。工人作为生产者的时间主要花在流水线上，却只有不多的钱作为消费者；相反，资本家的作为生产者的时间主要花在策划、计算、社交上，却有很多钱可作为消费者。因此工人受竞争之害多，而受竞争之益少；而资本家则受竞争之害少，受竞争之益多。我们以前指出过，可替代性强即竞争激烈，可替代性弱即垄断程度高。由于工人可替代性最强，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最激烈，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相对缓和，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则更缓和。这样就形成一个竞争金字塔，工人处于竞争金字塔的底层，受竞争之害多而得竞争之益少。资本家则受竞争之害少而得竞争之益多。在权力金字塔和知识金字塔上，情况也完全一样。权力或知识层次低的，可替代性强，竞争激烈；权力或知识层次高的，可替代性弱，垄断程度高。第二，在战争中，交战往往只在双方之间进行，而且战场只有一个，故战争结束常常意味着一方胜利，垄断政权，另一方则被彻底消灭。因此，和平可以持续较长时间。相比之下，在经济竞争中，每一产业都构成一战场，每一战场都有许多交战者，同一战场可以层层细分，每一个细分战场上都可以出现胜利者。因此每次激烈竞争所导致的危机只能淘汰一部分企业，留下的企业还将继续竞争，而且不同产业的胜利者之间还可能发生大规模兼并。第三，经济竞争促使新技术不断出现，有时可以对现有的胜利者构成严重威胁。有此三点，经济竞争虽然也带来人员伤亡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但危害性相对小一些，而好处多一些；经济繁荣与危机的交替时间比较短，而国家和平与战争的交替时间则比较长。就促进技术进步而言，危机与战争的作用可能同样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坦克、潜艇大发展，从而推动了汽车和船舶技术的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飞机、原子能、电子技术大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研究每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发展、结束的详细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必将还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交往的历史。遗憾的是，由于收集各国经济史资料的困难，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本书附有《世界经济危机史简述》一文，略叙了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史。虽然资料和数据都很粗糙，错误之处也许还很多，但对于一般只知模型不知历史的经济学人来说，却是值得一读的参考资料，它至少可以增加对于西方各国经济运行真实历史的感性知识。对于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成熟论的读者来说，至少是可供深思的背景资料。此外，本书还附有《全球化与经济大萧条》一文，是对于二战后世界经济重大格局变动的分析，可以作为理解二战后经济周期史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