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克文，现在我想说说我在ASL公司的另一些情况以及对Y总的复杂心理。

先看看下面这封我为ASL公司所写致某资产管理公司领导的所谓报告吧：

……

在您百忙之中冒昧相扰，实因我们这家颇具社会效益、深受粤东人民喜爱和政府支持的企业因投资初期缺乏经验、投资规模过大，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加上前任法人代表所贷款项有些去向不明，致使企业一直为债务所困，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在某银行所贷款项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至贵公司，为妥善解决与贵公司的债务关系，现恳切陈情如下：

我公司创办于1995年12月，是倍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的“三高”农业产业化企业，主要从事奶牛饲养和乳制品生产，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业务。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守法经营，被汕头市人民政府授予“汕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等称号，多次被省、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评为“质量信得过”企业。公司主要产品被列为汕头市名牌产品，是汕头市第一个获得“绿色食品”的产品。

众所周知，“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饮用牛奶对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十分重要。据统计，世界人均牛奶年占有量为102公斤，发达国家的水平为300公斤，发展中国家为30公斤，而中国的人均年占有量仅为10公斤。从此资料可以看出，我国人均牛奶年占有量是很低的。粤东地区人们更是没有饮牛奶的习惯。我公司成立之后，致力于牛奶知识的宣传，对改变潮汕人民的饮食结构，促进人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在公司创立之初，为顺应区委、区政府，关于致力发展集体经济，进一步改善农村产业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同时公司也遵循市场经济和农村产业改革发展的需要，按照“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选定了劳动力较为密集、土地资源较丰富的汕头市H区A村、B村、C村等，作为牧场草料及人力配置资源基地，从而使这里相对缺乏开发潜力的山坡地及农村剩余劳力得到较好利用，使这里经济滞后的局面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公司考虑到A村有贫困户73户，贫困人口254人，B村有贫困户26户，贫困人口134人，C村有贫困户329户，贫困人口约1500人，而其他大部分没被评为贫困人口的村民，其实也介乎脱贫和返贫之间，故牧场中的奶牛每日消耗的大量饲草料，公司以较优厚的价格向这些贫困农户和近乎贫困的农户收购。农民们除了割青草来卖给牧场外，以往没有其它使用途径的稻草、蕃薯藤等，也变废为宝，在牧场收购之列。牧场及乳品厂一些非技术性工种，也尽量安排当地农民尤其是贫困户农民就业。而牛奶门市负责人、派送员，更是优先照顾下岗人员就业。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为政府分忧，增加了当地农民尤其是贫困户的经济收入，有些多年难以脱贫的贫困户籍此脱贫。这一切做法，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之深受人民的好评和当地政府的肯定。

公司自成立以来，接待过许多上级领导同志参观，受到领导的肯定。1997年12月28日，某同志到牧场参观时，对澳士兰牧场带领农民脱民致富的模式大表赞赏。

由于企业原投资者在投资初期缺乏行业经验，投资结构不合理，且有些资金去向不明，致使企业背上了较大的债务，负债率极高。仅向某银行汕头分行贷款就高达3883万元，此外还有其他银行、其他企业及个人的各种债务。原公司法人代表W先生任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法人代表Y先生以前主要从事建筑业，是作为ASL公司牧场、厂房的建筑商而与ASL公司发生关系，并与W先生逐渐成为朋友的。Y先生文化低，为人朴直，出于对朋友W先生的信任，在被ASL公司欠下建筑款项的情况下，还借给ASL一些现金，与建筑款项加起来共计约2000万元。1997年12月，因W先生有新的工作安排，故委托Y先生出任ASL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Y先生一是因为被ASL欠下建筑款和债务约2000万元无法追回，一是因为出于对朋友的支持与高度信任，也没料到W先生会英年早逝，彼此君子协定，以后出现什么事情再协商解决，故在从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对公司的贷款情况、用资情况均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没有经过仔细核资，一手接过了这个摊子。公司不少债务和遗留问题都是在W先生不幸逝世之后，逐渐暴露出来的。Y先生接手该企业后，几年来苦心经营，积累了不少行业经验，得到国内诸多同行的支持和肯定。在债务方面，公司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依理依法尽力解决，这几年为偿还各种私人债务，致使收支难以持平，资金周转颇为困难。

ASL公司目前称得上是一个烂摊子，严重资不抵债。我们之所以尽力维持，是因为不忍让许多靠这个公司过日子的员工失业，当地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企业在解决就业、帮助农民致富等方面的社会效益，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ASL牧场乳品厂和牧场占地很多，基础设施都已建好，但由于缺乏资金开拓市场，资源浪费十分严重。而牧场和乳品厂所占土地，都属于临时租用，要办理土地证需要一大笔资金，这也是制约着我公司与其它企业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

感谢贵公司对我公司的充分理解与支持，本着扶持的精神，计划对我司所欠债务进行减免。为了尽快妥善解决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债务问题，我公司恳切申请将我司剥离至贵公司的所有债务减免至200万元人民币，并签订还款协议。我公司可凭协议向其他企业借款，偿还贵公司。

……

看过上面这份报告的人，大多会同情Y先生。其实这完全是凭Y先生一面之辞而写出来的。Y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常常辞不达意，可我不但能听得懂他说得出来的，还听得到他说不出来的。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一种默契，也可以说得俗一点，是一种缘分吧。我听了他颠来倒去的一番讲述之后，就写下这份报告，读给他听，他高兴得两眼放光，大声说“笔尖可穿墙”。

据说，他将这份报告送上去后，一位与他关系不错、有意帮他的领导看后，连夜打电话来，对这份报告赞不绝口。其实这份报告与以前我为应付公司遗留在海关的各种问题而写的那些报告，大致相同。ASL公司初办时，进口了大量物资，或说是合资企业自用的，或说是待企业出口物资时可抵税的，反正是不用纳税的。据说，那些进口物资的批文，一张可卖几十万、几百万元，甚至在海关门口就可叫卖了。ASL公司创办至今，从来就没有产品出口过，抵税从何谈起！到了一定时候，海关就找上门来了。于是，首先我为Y总打气，说进口那些物资，都是在W先生当法人代表期间做的，我们并不知情，不用怕海关那些人员，他们可能在W先生那儿得到过好处的。W先生不幸早逝，也保护了一批人吧。其次动用了我的文笔。我的这些文字，一方面是为Y先生做事，因我每月拿了他两三千元工资，总得做事的；另一方面，也是在为那些在“ASL公司”身上得到过许多好处的人擦屁股。我主观上是为了我所供职的公司，客观上可能也帮了那些人，因之这也可说是一种违心的工作。

细思之，我也没做错什么，反正Y总乱七八糟讲了许多，我只是比较老练地将其所讲写出来而已。应付海关也罢，应付银行或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也罢，只要把权力者应付妥善即可。把权力者应付妥善，非我所能为，我也不愿参与，不愿知情。我那些文字，只是完成一项程序而已。人家给题目，我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及Y总所讲打字，那些文字并没有脱离事实，我仅是懂得拿什么说事或对同样的事实怎样写才对企业更有利而已。

顺便再说一下，企业每年会申请到政府各部门拔来的各项资金，这靠的当然也是关系。拉关系绝非李某所为。李某所撰的所谓报告，只是完成一项程序而已。没有我来写，照样会有人来写。我从对得起自己良心出发，从对自己负责出发，所作所为都是无辜的，经得起推敲的。

我最喜欢做的，是为企业宣传和产品广告进行创意、策划和写文案。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出色，很希望看到继任者们的新作为，但我在公司留下的这类资料，往往能为继任者们所袭用。如果我喜欢自吹，便可以说我不可超越；客观地说，是继任者们偷懒。

关于W总，我得说点什么。我友赵君带我去采访过W，我为他写了一篇报道，送给他一本我的小书和我所编的报纸，他即认定我是个人才，请我创办ASL报。这可能是汕头第一份像模像样的企业报。这份报纸从编到印，从文字到资金，他一概信任我。我可能已经说过，倘若我是个懂得赚钱的“活头仔”，在这份每期印数五六万份的企业报上，每期可赚印刷厂业务费几千元，可我只赚公司给我的兼职工资1500元。当时我对这份兼职工资非常满意，因为我在某报社的工资只是1200元。我不想赚印刷厂业务费，主观上很想为公司节约企业报印刷成本，但客观上似乎并没有为公司省钱， 因为我当时对各种行情很无知。因原印刷厂出错而主动跟我们结束印刷关系，我们另找一家印刷厂，每期印刷费比原来整整少了2500元。我后来觉得W先生让我一手包办那份报纸，对用多少钱并不在意，原因不是他看穿我不会拿回扣，而是有意让我除工资外再赚点外快。那时公司很有钱。W先生可能觉得给我1500元工资太少，但对一个兼职员工来说，也不能给太高工资吧。

当时公司有一位领导关注着我的这份工作，这位领导挂名报纸第二副主编，当时Y先生名义上是公司副总经理，挂名报纸第一副主编。我是主编。W先生本人不挂名。那位关注着我的工作的公司领导，一直待我不错，既有真诚的欣赏，也有拢络，甚至可能还有点疑忌。我对他则是客客气气的，在他的工作方面支持他，在公司人际上衬托他。但后来，由于两个人共同语言太多，一起畅谈时比较愉快，便成了好友。他对我的情谊，在相处时是很浓厚的，离别之后，我不知自己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我对他，则是后来每想起他来，更觉得他待我真不错。他是陈经理，你是认识的。那时我是兼职，只要办好报纸，少去公司更好，更显得份量，可陈经理总要叫我去公司，其实不是要我去做什么，而是他喜欢跟我聊天，我当时对此是有些不耐烦的。临近春节放假那天，他更是非拉我到公司去坐不可，我看出他的目的是让Y总给我个小红包。我记得这样的情形有过两次。那时我在心里既感谢陈经理好意，又对他采用这种方式让我得到几百元很不以为然，而且很不好意思，在那里坐着很不自在：我平时很少上公司，临近春节，Y总要给几位主要员工红包，我就到公司去赖坐着不走，不就是等红包吗？Y总及其他同事也会看出这一点的，这实在不是我所愿，我真的不要这几百元，但我不忍拂逆陈的好意。

我对W先生是心怀感激的。但在他去世后，我逐渐成为ASL的专职人员，因除办报之外，要我做的事越来越多，当然工资也有所上升。在W先生去世后，我主观上是为公司利益，客观上也为现任法人代表Y的利益，写了不少报告，都是以Y的言语为凭，对W先生有失公允。其实W各方面的水平，远在Y之上。倘若这公司一直在W手里，而W也不早逝，公司可能早就转型成功，步入正轨了。当然，事物皆有盛衰，发展得非常好的企业，也可能在某个时候陷入泥坑，难以自拔，但最起码，跟在他身边的人，是不会这样拮据度日的。

公司一落到Y先生手里，经济几乎从来就没有好过。他以前搞建筑时欠了一些材料钱和工钱，常常有人来公司催讨。公司的经济稍一宽松，Y先生就会心血来潮乱花乱投资。能让他言听计从的往往是易学家和风水师。一百个风水师会让他把公司总部或牧场、加工厂装修一百次。公司很快又会陷入资金短缺。他也非常喜欢排场。如果你看不到他的排场，那是 因为公司里实在挤不出钱来了。公司在W先生手里时，从不会拖欠员工的工资与割草农民的血汗钱，遇到节假日时就提前发。

公司在W先生手里时，资金极为充裕，主要原因是从银行贷款很容易，从海关“进口”东西很容易，这既是W先生的本事，也有时局的关系。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生意也非常好。当时我在公司的工作，主要就是编那份每月一期的企业报。作为一个兼职人员，我对其他事一概不清楚。关于贷款与进口批文的操作，连公司主要骨干陈经理和Y主任也不知其详。

这封长信在前面写到陈经理时，不会像提到其他人一样，用姓的拼音第一个字母，写成C经理吧。ASL公司的Y总，有时被称为Y老板，有时被称为Y先生，应该也不会跟我在深圳的这位从事电子业的C总的那位也被称为Y总的朋友搞混吧。

这份长信实在太长了，加上写时断断续续，写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能像老人讲话，已经讲过的内容，因为忘记已经讲过了，又重复了几遍。我也没时间重新细细地去读前面的内容。如果重复了，如果有些称谓和说法不够统一，也不想去修改了，就当成这封长信的一个“特点”吧，就像好多不好的东西一说成“中国特色”，就可以不改革一样。

在上文的报告中讲到了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为了让你更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找来我在2003年5月所写的《谁在仇富》一文中的一段话给你看看：

……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很贫乏，只能简单地看问题。先做个假设吧：银行的正常存款本来只有一亿元，管得着银行的官员、银行的人、搞企业的人等，携手合作，以企业的名义，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合法手续”，把这一亿元贷出去，通过一定的游戏规则，这一亿元变成这些人的个人资产，又被他们存进银行，于是银行的储蓄余额便从一亿元增长到二亿元。而那一亿元贷款呢，便成了呆坏帐。国家为了救活银行，通过国债，把那一亿元呆坏帐剥离出来，转到专门为处理呆坏帐而设立的什么资产管理公司上，这已不复在的“一亿元”，便是所谓“不良资产”吧。于是就多了一批瓜分了一亿元的富人，银行存款额也翻了一番，皆大欢喜。

看了上面那些我对Y总的评述，你一定会认为我与他的关系欠佳。其实在好多时候，他对我极为器重，我对他也很尊重。下面，我尽量客观地再讲一讲他吧。

先讲点我与人交往的“经验”。两个关系很好的人之间，较难产生误解。可一旦产生误解，就会很深。如果你与老板关系很好，他对你十分器重和信任，一旦他怀疑你在某个项目上拿了回扣，会很生气，他生气的程度会与以前他对你好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你与他关系一般，你经手什么项目，他都可能会怀疑你拿了回扣，但他又明白这只是怀疑而已，而且，他还会认为，即使你拿了回扣，也只是人之常情。

关系过分紧密，要把握好距离会很难。两个人超越合适的距离，很容易交恶。关系太亲近的人，一旦交恶，便很可能会彼此厌恶，而且厌恶的程度与此前的亲密度成正比。如果你把老板仅视为老板，不当他是哥们，与他一起时，没有亲近感，彼此互相尊重，客气而得体，这种关系很不错吧，但你必须忍受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却缺少亲近感所产生的那种乏味。如果有一天，你被老板对你的器重与关心感动得忘了保持距离，而且认可他的人格，把他视为好友，两人成了哥们，那么老板原先对你的客气与尊重会减少。他会对你摆出大哥的派头。

我与Y总的关系是这样的：不管他如何器重我，我感动与心怀谢意的同时，心里却是十分冷静、清醒的。下班时，他要他的司机送我回家，我总是婉拒。对同事们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我绝不会恃宠而骄。两人关系最好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在乎彼此的时候，这倒可能使两个人的关系敏感起来。因之，我尽量不陷入这种关系。我不去研究老板对我的脸色，只管干我的活。

自Y总接手之后，这家企业一直走下坡路。我寄出很多商函，寻求合作。先后与一些企业产生合作意向，有过几场谈判。我从不会背着老板搞小动作，做吃里爬外的事。一有意向，我即告知老板，第一次与对方见面，老板一定在场。至少有两次合作意向，已谈定的条款对Y总十分有利，很有可能使企业走出困境。但Y总这人有个特点，他虽然也总叫我们多方寻求合作伙伴，可是一旦找到有意向的企业时，他就会漫天要价，仿佛不这样做，他就会吃了大亏似的。在这些时候，他总会对我十分敏感，没有以前那份亲热，好像我是对方的奸细一样。见他这样，我自然也会泄劲，于是让好机会白白溜走。过后，他也不想掩饰自己的后悔，会叫我或其他同事，去向对方表示我们愿意让步，希望对方重新派人来谈， 一点也不在乎对方会怎样想。

Y总对我的态度，在企业情况好转时，倒不见得会很好。他会在这些时候摆摆架势，好像平时对我的器重使他不像老板，现在要弥补一下似的。这也是让我感到奇怪的。

设备老化不修，影响产品质量；拖欠工人工资和割草农民的草料钱，致工作情绪下降，这些都明显不利于企业正常运转。

他相信风水先生，不断在风水方面花钱，却不想先解决当务之急。他总以为，只要风水好了，就会财源广进。

他宁可每月交3000多元滞纳金，也不肯按时交纳电费。其实，电费还是要交的，只是迟交了些日子。在Y总这儿，每月除交电费外，再交3000多元滞纳金，已是多年的习惯。其实，交费的周期是一样的，是一个月。只要把交费的时间提前十多天，就可以少交3000多元滞纳金。这件事我跟他说过多次了，他听不进去。

关于产品质量引起的麻烦，我也写过几次报告。

下面这份报告是致市长的：

关于最近有高考学生因拉肚子误考，而该学生拉肚子之前有喝过我公司产品，被某电视台片面报道，在消费者中引起广泛误解，致使我公司产品销量严重下滑，公司几近停产事情，汇报如下：

首先我公司对某中学这位学生因拉肚子误考深感同情，祝他早日康复。同时我公司也对这个学校出于对我公司产品的信赖，定购我公司产品给高考学生补充营养的做法深表感谢，并对他们因一位学生拉肚子误考造成的麻烦表示深切慰问。

这位学生在6月9日中午因拉肚子严重而住院，我们坦然承认，在此之前，他有喝过我公司牛奶。但学生拉肚子与喝牛奶，不一定有联系。就算有联系，也不一定是我公司责任。

按常理常情看来，高考学生拉肚子住院，可能有下面几个原因：最近天气变化频繁，身体弱的人容易生病；临考前精神紧张，造成抵抗力下降；也很有可能是食物的原因。就算是食物的原因，这段时间他吃的东西也不止是牛奶，据说还吃了皮蛋粥、鸡肉粥什么的。

我们这批产品销出去有几千杯，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应该不止这个学校出现这种情况吧。事实上，同批次产品销往其他地方，都没有类似情况出现。

我们的产品属于巴氏消毒牛奶，这种产品能最完善地保留牛奶的营养价值，但需要低温保鲜。温度不得超过6度。据经销商反映，牛奶进入学校是8号夜8点左右，而学生喝牛奶是10点左右，这两个小时，学校有没有做到低温保鲜呢？这类产品送检时整个过程也需低温保鲜，如果对方送检时没有这样处理，是不能做依据的。

我们还想强调的是：鲜奶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品，但有些人肠胃中缺乏消化牛奶的消化酶，专业上的说法是乳糖不耐症，这些人喝牛奶后也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甚至拉肚子。

事情发生后，有关部门及时对我公司同批次产品进行抽检，肯定我公司产品的质量没有问题。

电视台在没有充分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于6月13日报道此事，报道前没有向我公司询问情况，也没有通知我公司，我公司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此事，进行多方交涉，对方一概不理。该节目对我公司产品多次进行特写，品牌标识十分明显，还将一杯已在常温下严重变质的巴氏奶进行近镜头细致的表现，对观众起到误导作用。该节目收视率高，在粤东地区影响很大，电视台上述做法，给我公司造成近乎致命的打击。几天来，要求解除合同的经销商、要求退款的订户很多，使我公司疲于应付。

我公司……在带领贫困农民割草致富、解决下岗人员就业方面，取得了较显著社会效益。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公司一直十分重视产品质量，将质量意识贯穿在整个生产流程中：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人员在品控质检等相关岗位上；检测设备、仪器定期校正检验，精密仪器做到专人使用、维护；加强生产过程各环节的质量控制，包括原材料、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检验与控制，做到不合格产品不予出厂；加强生产过程各质量控制点的控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预防纠正措施。我们的产品质量一直接受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监督所跟踪检测和指导，受到各级领导、有关部门及广大消费者的肯定。

汕头市历届领导对我公司十分重视……

记得在写上面这份报告时，Y总一定要我加上这句话：我公司自创办以来，一直没有产品质量问题。

我加上这句话，是违心的。

类似的报告，此前也写过。下面这份报告，是致武警官兵的。

……

你们为了人民的安宁，在酷暑中前来潮阳执勤，辛苦了。

我公司是……创办以来，受到各级领导及广大消费者的肯定。

政府有关部门一直用我们的产品接待外地客人，受到好评。这次市政府慰问前来潮阳执勤的武警官兵，也用我公司的产品。

十分遗憾的是，这次贵单位官兵饮用我们的产品后，部分饮用者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昨天我公司接到贵单位投诉后，十分重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人员立即前往慰问，昨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头落实查明事件原因。通过大家通宵达旦的努力，初步查明原因如下：

由于本批产品所用白砂糖含芽孢菌过高，造成杀菌后仍有少量残留，引起少量高钙牛奶有一定程度的变质现象，并有些乳糖不耐症者饮用后出现拉肚子的情况。由于我们购买白砂糖一直是向同一供货商购买，以前从未出现问题，造成个别工作人员思想麻痹，没有对之认真检验，故出现这意想不到的事情。这是十分不应该的。我们现已严格查处有关人员。

特此向贵单位致以万分的歉意，对饮用后产生不适的官兵致以深切的慰问，并承担由此所需的医药费。

……

当时武警官兵前来潮阳执勤，是因为潮阳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坏人煽动”，堵截高速公路。

克文，Y总在许多时候算得上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他最让我尊重的一点。我可能已跟你说过：他每遇到乞丐，总会施舍5元、10元；他在餐馆吃饭时，总会把剩下的鱼肉打包，在路上遇到乞丐时，会停下车，让他的司机把打包的鱼肉送给乞丐吃。

可他在拖欠人家工资或草料钱达半年之久这些方面，就很让我不满了。从体谅他的角度来说，他之所以拖欠是因为手头没钱，但在我看来，有时候确实是因为没钱，有时候完全是因为他不重视。在他重视的花钱项目上，还是能从公司上挤出钱来的。

当他的副手，我当然会提出一些建议，但他表面上并没有反对，实际上并没有采纳，我也是没有办法的。要么不干这活，想干这活，还得与他相处得下去。好多时候，我处于很尴尬的境地。

有一个女人，老公被判劳改。她家有一辆货车，她雇了一个司机，专为ASL公司载货，一家老小，靠这点收入勉强度日。她怕Y总，每次来公司，只向我催讨工钱，好像是我欠他们钱似的。我很同情她一家，常常到Y总面前帮她催讨工钱。有时拖欠较多较久，他们一家的不满不是冲着公司或Y总，而是冲着我。有一次，她家有个老人颤巍巍到我的办公室来，缠住我，要跟我拼命，如果我稍微推他一下，他一定会倒在地上……

有一位在乳品厂打工的小青年，跟我并不熟悉，但他知道我是公司副总，便来找我，请我帮他解决欠薪问题。他家里有事，急需用钱。我爱莫能助。

这类事情一提起来心情不爽，还是少说为妙。

有时我想，如果再进行阶级斗争，一直同情弱势群体、为他们说话的我，可能会成为他们斗争的对象。

把话题扯到社会上去，我一直想唤醒奴民，想把他们教育成公民，但要让奴民成为公民，比把他们煽动成暴民要困难得多。如果奴民们成了暴民，一直反奴役、反专制的我，也可能会被暴民们打倒。

 

（四十三）

克文，就像我会陷入强迫症一样，我偶尔也会陷入其他不好的心理状态，神经质般难以控制自己的焦虑不安。我觉得各种心理毛病是会互相转化的。所幸的是，我同时又十分清醒，知道这样不好。我是自己的心理医生。也许有一天，我的心理会十分健康的。

现在想来，我在ASL工作时，最大的一次危机，是在心理方面。

那次心理危机，疑似“受迫害妄想”，但我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并没有真正陷入“妄想”。

我们中午在公司吃饭。饭后，我往往会一个人离开公司，到楼下散步。那天，我没有出去散步，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躺在长沙发上休息。突然传来惊叫声，原来是财务部一位同事说丢了钱。丢的钱是她自己的，不是公司的，数目不多。公司四个女人，神色惊慌，走来走去，好像大祸临头。因为疑是内贼，我坐在一旁，观察着各人的表现。公司中有一对兄弟，是老板的亲戚，与我关系不错，我觉得他们很厚道的。可他们作案的嫌疑都很大。那个大的，叫阿X，我们在我的办公室吃饭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另一个办公室呆着，我们叫他来吃饭了，叫了多次，他都说等一会。那个小的，叫阿H，是饭后最先离开我的办公室的。最让我起疑的是，当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时，阿H拿着公事包，没有跟谁打招呼就离开公司。据失主说，她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放得很隐蔽，如果不是看到她放钱，是很难找到的。阿X和阿H都与财务部的同事关系很好，都喜欢上财务部闲聊，他们都有看到她放钱的可能性。最让我感到群众的眼睛并不雪亮的是，对于阿H突然离开现场这一重要细节，除了我，当时在现场的人再没有人知道。后来Y总召集大家了解情况时，我批评阿H离开现场，四个女人一致说阿H并没有离开现场，好在阿H自己承认了。没有在公司吃午饭的Y主，私下跟我说，她来公司上班时，在电梯间与离开现场的阿H相遇。如果不是阿H离开现场时遇上Y主，如果不是阿H自己承认，那我成了什么！

后来我了解到，阿H离开现场，是去买门铃，而他拿着的公事包，里面有公司的一大笔钱。他到我的办公室吃午饭时，很随便地把这个公事包丢在外面的办公桌上。

我的疑似“受迫害妄想”产生了。

我一直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和担心：我写了那么多抨击弊政的文章，一定为那些人所不容；我不怕他们拿我当思想犯，就怕他们栽赃陷害；我宁可当烈士，也不愿意背着为人所不齿的罪名忍辱偷生。其实，如果真的落到那个地步，烈士当不成，要活下来也不易，既然是栽赃陷害，当然是灭口最好，在监狱里要整死一个人还不容易。

说到宁可一死也不愿忍受那种侮辱，我不禁想到，在我越来越亲近的佛教中，忍辱是一种修行。也许有一天，我会成为佛教徒，到那时，我可能会改变这一刚烈个性。我越来越觉得，人是需要宗教的！我最终会皈依哪一种宗教呢？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随缘吧。

因为平时一般都是我最先吃饱的，我离开公司时，他们一群人往往还在我的办公室里。如果那天我像往常一样，饭后一个人到楼下散步，那么，会怎么样呢？财务部同事丢的那点钱数目不多，阿H公事包的钱才多呢。

于是，刑讯逼供！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当时在公司最好的朋友阿H就是受人指使陷害我的人。

……天啊，我怎么能这样想呢！

他是个很好的人呀！

这只是想像力作怪，是在构思小说……

把一位很好的人想像得这样坏，我疯啦！

接下来，我就在心里痛骂自己，对阿H心存内疚！

这封长信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直有人对我说，“既然你有才华，而且你给私人老板打工似乎不爽，为何不到一些更能发挥你才能的单位呢？”

克文，说实话，我不敢说我有才华，但以前我确是不喜欢给私人老板打工的。我是想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文联这类名为社会团体实际上相当于政府部门的机构工作的。但是去不了。现在，就是有人让我去，我也绝不会去的。

我从不想掩盖以前曾向体制内部门求职的“劣迹”。

下面是我在1999年给汕头市文联的一份建议书：

我建议把《潮声》定性为综合性通俗文学杂志，虽以文学作品为主，但不以文学体裁划分栏目，不必注明文章体裁，把报告文学、社会特写、小说、散文、诗歌等一体化。参照综合性文化杂志尤其是青、妇杂志设置栏目，按文章内容分门别类。

购买杂志的人，大多以消闲为目的。《潮声》的综合性文化杂志的包装，正好迎合这一类读者的购买习惯。《潮声》要走向市场，增加发行量，一定要与消闲的阅读习惯保持一致，通俗而不媚俗，注重可读性而又有一定品味、格调，迎合中又有所引导，力求雅俗共赏，让读者在轻轻松松的消闲阅读中获得真善美的潜移默化，获得文学的艺术享受。

一些没有市场的刊物，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就喜欢大谈自己的社会效益。也许在一些人看来，社会效益是虚的，怎样夸大都可以。其实这是不堪一驳的。没有发行量，没有读者，哪里来的社会效益呢！因此，我一直呼吁，《潮声》一定要走向市场。

在广东，地方文学刊物走向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便是浩浩荡荡的外来工读者。现在发行量较大的有《佛山文艺》、《嘉应文学》、《惠州文学》。这些刊物有一个共同点便是，有不少篇幅是“打工人写，写打工人”的文章。当然，我们《潮声》不必步人后尘，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但可在上述这些刊物中借鉴一些市场经验。

我建议，《潮声》常设六大版块为“社会篇”、“人生篇”、“家庭篇”、“情感篇”、“校园篇”、“文化篇”，各版块的栏目因文而设，版块固定，栏目灵活，稳中有变。

社会篇主要有：社会经纬、法制聚焦、本刊策划、生存百态、边缘地带、都市动画。

人生篇主要有：漂泊人生、风雨人生、幽默人生、时尚人生、奋斗人生、楷模人生、小品人生、网络人生。

家庭篇主要有：围城风景、婚姻物语、两代之间、夫妻之间、邻里之间。

情感篇主要有：回首当年、心弦独奏、杨柳依依、亲情永在、情感事故、温馨岁月、真情人间。

校园篇主要有：花季雨季、成长档案、蓓蕾初绽、青春季风、校园拾趣。

文化篇主要有：夜阑书眼、旋转舞台、艺海拾贝、文学沙龙、文化风讯。

……

建议书后面还附了一封求职信。

虽是求职，但是，又尖锐地批评了对方：“一些没有市场的刊物，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就喜欢大谈自己的社会效益。也许在一些人看来，社会效益是虚的，怎样夸大都可以。其实这是不堪一驳的。没有发行量，没有读者，哪里来的社会效益呢！”

结果当然是为自己增加了一次失败记录。

这一次也不是自讨没趣。原艺术馆馆长黄老师受原《潮声》杂志主编之托，“推荐人才”，把我推荐了上去，杂志主编要我写一份办刊设想，因之才有这份建议。

自从这一次失败之后，我再也不想到体制内去了。

今后发求职广告，我会加上：“谢绝现行体制内任何机构或由现行体制供养的社会团体。”但考虑到加上这句话，会让人以为我有过拒绝进入体制的光荣经历，所以还得注明：这一声明仅为表明一种态度，并非那些机构已向李某“礼贤下士”或“招安”了。其实，在大大小小的官僚手中，体制内的职位是可以待价而沽的。他们怎会白送给我呢？

也许，加上这一声明的求职广告，可以用“宁可辞职不入某党，宁可失业不入体制”为题。“宁可辞职不入某党”并非吹牛。2000年在上海某集团工作时，集团党委书记要我入党，我婉拒了。后来辞职虽然有多个原因，但受到党委排斥也是事实。有时说起当时辞职原因，我没有谈到这一点，是怕许多人听了不解，而我又懒得解释。时至今日，入党依然吃香。据说，大学生为了毕业后能进入体制内工作，踊跃入党。乡村农民争取入党，因为党员才有资格选举村党支部书记，而书记如果不是兼任村长，往往也比村长拥有更大的权力。村长往往也是党员。一些当兵的，只要有门路，往往会在入伍前“突击”入党，因为这大大有益于在部队的发展。“宁可失业不入体制”之说，可能让人反感，因为我从未有过拒绝进入体制的经历，却有谋求进入而不得的劣迹。但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我把这话说出来，就一定会做到。1985年我在家乡工作时，可能还交过入党申请书。此前，我也入过团。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想屏蔽自己一些不光彩的事实，绝不投机取巧。

写于2003年8月的《鲁迅会如何面对这些人民警察》一文中“藏”有“李乙隆”这三个字：按以往习惯会写为“笔者注”的地方，被我写为“李乙隆注”。后来在网上搜索“李乙隆”时，发现这篇文章被转发在好多网站上，没有保留作者署名，也没有注明“转”字，形近剽窃，文中“李乙隆”三字却还保留着。这样的做法并非从这篇文章开始，写于2003年5月的《让人说话就是好猫》一文中，干脆把几个“我”都写成“李乙隆”。在文章中把一、两个“我”字写为“李乙隆”，这一做法具体始于何时，现在懒得去一篇一篇地查，就算是从2003年开始吧。这样的做法形成习惯、“风格”好吗？有时我想干脆把“我”都写成“李某”，又觉得这样的口吻不好。我把大家习以为常的“我们党”写成“他们党”、“某党”，把“我们政府”写成“中共当局”，也肯定会让某些人不爽，可我不在乎。自称“李某”是否妥当，却要考虑考虑的。把“我”写成“李某”比写成“李乙隆”更自然一些，但文章被某些人改了题目、删去作者署名，当成其“原创”发于网上时，用“李乙隆”就搜索不到了。而且，自称“李某”有点“江湖”气。也许有一天，我会这样做；一旦这样做，可能会保持下去。当然，能用“李某”来代替“我”的文章，一般是时评、杂文、随笔之类。有些文章，有些文体，是不宜这样做的。

好久没有写系列稿《看到就摘及想到就说》了，要消化掉手头一些文字资料，写这个系列最为省力。

2004年12月27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北京丰台区王佑乡8岁女孩茉莉已经第三次为自己的户口问题自杀了。8年前，茉莉是一个弃婴，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现在，要上学，需要申办户口；要申办户口，需要向政府交上几万元。赵大妈一家很穷困，哪里有钱“买”户口呢？茉莉不想连累养母一家，在绝望之下，选择了自杀。这个可怜的孩子，正好与我的宝贝女儿同龄，可在她8年的生命历程中，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残酷。在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亲生父母抛弃了她；在她8岁的时候，政府抛弃了她。8岁，本该是未谙世事的年龄，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可这个社会对她的伤害，已经让她感到生不如死。虽是冬天，深圳依然温暖如春，但这条消息，让我感到彻骨的寒冷。

下面这件事在网上广为传播，也许你已经看过了，我也在好久以前就看过了，但重新看到时，心灵依然颤栗不已。

在四川自贡，有一个工人家庭，夫妻俩都下岗了，两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仅300元。为了供养孩子，他们什么都尝试过：蹬三轮车、擦皮鞋、摆地摊……每天干得精疲力竭，家里依然入不敷出。后来，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孩子很懂事，知道父母的难处，很想帮父母。但是，一个6岁的孩子能做什么呢？孩子便去商店偷东西，偷的也不过是面包和饼干。结果，孩子被店主抓住，狠狠地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回到家里，父母追问了半天才得知真相，一家三口抱头痛哭。

周末，夫妻俩把孩子带到爷爷奶奶家，说最近要出门几天。然后，夫妻俩回家双双上吊自尽了。他们没有留下遗书，就那样直截了当地把自己挂在厕所的梁上。这件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工人们自发捐款，为他们举行葬礼。而地方官员则对舆论严密封锁，不让当地任何媒体进行报道。有一位省报的女记者凑巧来到自贡，知道了这件事。官员们害怕她进行报道，赶紧找到她，在当地最豪华的酒店里设宴款待。这是一桌极其丰盛的宴席。女记者突然对着丰盛的宴席放声痛哭。这一哭让满座天圆地方、脑满肠肥的官员感到莫名惊诧：死去的又不是你的亲人，干吗如此伤心！

如果你问我：“霍英东何许人？”我会说你孤陋寡闻。如果你问的是“在中共番禺区委书记梁某的盘剥下忍气吞声达十年之久”的霍英东“何许人”，我会与你一起愕然一阵。

霍英东，先后担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全国政协副主席，按理说，是国家级的领导人了，却要在一个厅级官员的盘剥下忍气吞声达十年之久，这让我们不禁要问：这全国政协副主席是干什么用的？这样的港商尚且要被地方官员盘剥，还有什么样的商人能不受地方官员盘剥呢？

梁某何以能盘剥霍英东呢？因为霍英东在梁某主政的番禺先后投资了400亿元。中共官员不是热衷于招商引资吗？以常理论之，霍英东到番禺投资，梁某应该执礼甚恭才对呀。对我们的官僚们是不能以常理度之的。我们的官僚们，既热衷于招商引资捞政绩，更喜欢在“政绩”中大饱私囊。梁某为何要盘剥霍英东？因为霍英东没有主动奉献钱财、安排出游和赌博等。梁某如何盘剥霍英东？据 2004年12月4日《南方都市报》载，霍英东在南沙开发了东发码头，梁某硬逼霍英东掏2000万元给他搞个南伟码头；霍英东想修一条环岛路，钱交出后没有下文，对方说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蒲洲花园，梁某让人在邻近山脚挖来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些小草，栽了几棵小树，就拿走了1500万元……霍英东说：“搞了一辈子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自1990年代初中国有股市以来，上市资格在中国一直是稀缺资源。由于企业一上市往往可以获得巨额融资，这使得中国企业一直对上市趋之若鹜。有关股票发行上市过程中的灰色交易的传闻一直没有间断过。

这种交易需要一家中介公司——通常是所谓咨询公司或顾问公司来过账。付钱一方以支付咨询费或顾问费的名义把钱打入中介公司，过账的公司一般收取8%—11%的费用，牵线搭桥的人收取20%左右的费用。

虽然中国的股票发行制度已经从审批制向审核制转变，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窄，但现行的审核制还是一种行政性安排，弊端并没有从根本上革除。英国、美国等国家实行的是注册制，公司只要达到上市的标准，就可以由交易所安排上市，用不着政府批准。

2004年12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为《1000亿科技资金如何分配》，刊发了《激辩科技经费主导权：行政VS专业》、《科技经费：利益与潜规则》、《科技部的“钱”世“金”生》、《付之阙如的科技审计》等六篇文章。最后一篇是该刊评论员文章《消除公共资金的权力魅影》，摘录如下：

——由行政主导的科研经费给相关政府部门带来巨大的权力，却将科研人员变成在行政机关门前乞讨经费的“乞丐”。科研人员必须向资金管理分配者申报课题，并获得认可。表面上看起来，这套机制似乎能够在科研领域中引进竞争机制，然而，课题竞争的裁判者不是科技专业群体，也不是市场，而是官员。所谓的竞争，不过是一场“媚官竞赛”罢了。于是，科研人员为了获得经费，把许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拉关系，对官员进行金钱和色情贿赂，已是行内公开的秘密。科研人员职业伦理的滑波，与科研经费由官员分配这一体制有直接关系。

同期《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医药回扣法难责众？》一文，该文称：药品回扣成为一些医生的重要收入，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极少有人因此受到法律惩处。与此相应的一个背景是：中国城乡近四成患者因经济困难未能及时就诊。该文所附“医药回扣”链条如下：

药品厂家把药品批发给药品批发公司，受雇于批发公司的医药代表开始到各医院去推销药品：首先买通各科室主任，由他们向医院提出进药申请；接着突破有药品采购权的主管药品采购的院长、各药事委员会委员以及药剂科主任，以使进药申请得到批准；疏通药剂科和药房工作人员，让他们多进药；疏通医生，让他们多给患者开药；最后疏通药房的统计人员和电脑操作员，让他们帮助统计各医生的开药量，以便与医生进行“结算”。

在我目前所栖身的深圳，不久前有两则官场新闻在网上热炒。

一则是原深圳市人大代表、某区公安分局局长安某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事。该官员落马的原因，据官方消息是：其下属欲求提拔，须坚持不懈行贿。其受贿金额，被查明的仅区区几十万元，何足道哉！被网上热炒的原因是这位局长乃女将，涉嫌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

一则是“妞妞事件”。市委某副书记的女儿妞妞拍了一部电影，深圳市委宣传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组织学生观看，每票20元。有学生家长不满，投书网络，引来了人们的许多质询。对于党政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学校组织学生购票观看官员女儿的电影这一事端，许多人倒是不予深究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妞妞拍电影的钱和出国读书的钱上。原来说这部电影投资2000多万元，被广泛质询后，就有人出来说仅投资1000多万，当初出于宣传电影的需要才把投资说多了。按时下社会行情，官员子女出国读书已是家常便饭，现在就有人算出妞妞出国读书几年的费用约400多万元。紧接着，曾被深圳禁止发行的《南方都市报》又挖出猛料：还在读书的妞妞早就坐拥700万元以上的资产了。深圳报纸曾卖力推广妞妞的电影，“妞妞事件”发生后，深圳各报噤若寒蝉。紧接着，网上关于“妞妞事件”的言论被删被封了，我在google输入某副书记大名，所搜索到而且能打得开的，大多是有关他的正面报道，比如主持什么会议、参观什么地方、发表什么讲话，等等，还有“深圳各党政单位严禁议论妞妞事件”、“中宣部禁报妞妞案”等消息。

拿妞妞来比照前面那为户口问题自杀的8岁女孩与下岗工人的6岁孩子，你将作何感慨呢？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命！”这话权贵们是喜欢听的。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喜欢鼓吹宿命论。

上面这些内容在网站发表后，有人批评我不懂得谋篇布局，文章如一盘散沙。我的回复是：“段落间缺过渡，首尾间少呼应，往好处说是纵横驰骋、挥洒自如，往坏处说是乱七八糟、全无章法。这正应了题目所言：看到就摘、想到就说。我只想说出事实表达意见，不想写出中规中矩的范文。”

 

（四十四）

克文，今天是2005年1月13日了。新工作还没有着落，而C看来是想激我走了，上日打算配一个台式电脑给我，而将我的手提电脑安排给一位兼职的新员工使用，我不同意。这些天我从容工作，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表面看来，一切如常。

心情郁闷，向亲友诉说几句，是人之常情。如果单纯是心情郁闷，我是不会向父母诉说的，但病假期间一个月没给他们寄钱，一个月工资被抵掉又没给他们寄钱，而且春节就要到了，在C这里，什么红包、奖金、双薪，看来是不可能有的，这个春节不可能给父母多少钱了，这些情况总得说明一下吧。一说起来，难免就抖出我目前的困境。父母对我没寄钱给他们倒没说什么，但对我陷入困境的回应加深了我的恼怒。他们只是一味怪责我不听他们的劝告来到深圳。父母还是以前的父母，我遭遇挫折、失败，他们对我只有怪责，好像在他们眼里，我从来没有走对路：……离开潮阳那个闹鬼的破祠堂学校到汕头工作是错的，离开汕头到上海工作是错的……从汕头来到深圳是错的。虽然在情况良好时他们也可能说我走得对，但结局不妙他们就反口了。他们不懂得体谅我：离开潮阳，是因为不敢在那个闹鬼的学校住下去了；来到深圳，是因为C这个以前的朋友三番五次请我过来，用C的话说，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请得动我。

把我目前的窘况与父母一说开，家乡的许多人就会知道的，那些习惯于门缝里看我的人会高兴的，他们又可以把我看扁了，在我面前又取得精神制高点了，又可以给我上课了。

昨晚去一位同村的朋友家喝茶，闲聊中提起我二哥，他说我二哥这个人真不错，很会赚钱，也会做人，用了多少钱帮我买房。听人家夸我二哥我高兴，但听到人家说我二哥帮我买房，我心里便掠过一丝不快。这位朋友不是故意挑拨，他是以为我二哥说的都是真的。关于我二哥帮我买房的传言，源头一定出自我二哥之口，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那些话一听就知道是我二哥说的。事实上我二哥为人也是不错的，如果他为人不好，人家也不会都把他的话都当真吧。偶尔吹吹牛，也许是他无伤大雅的缺点吧，但在我听来，有时就不以为然了。如果我的房子真的是二哥买的，他不说，我也会说的，我虽然爱面子，但我更爱讲真话。但是，就算二哥很有钱了，他也不一定会帮我买房呀，我记得自己在家乡十分困难时，曾向他拿过100元，他可能说给二嫂听，二嫂就让她的儿子用难听的话骂我面皮厚，拿他爸爸的钱。我当然不会把一个农村妇女、一个不懂事的小孩骂我的话当一回事的，但那100元我还没用上就还给他们了。他有了钱会帮我吗？除非他和二嫂改变现有的一些观念，不然，他不可能帮我的。昨晚我听后，就像我以前听到这一传言一样，淡淡一笑，没说什么。回来后可能是喝了茶失眠，因失眠而想起这一传言，而不是因想起这一传言而失眠。如果深深睡一觉，也许就忘了，可失眠让我从这一传言想到很多，居然整晚失眠。很早就起床，来写这些话语。

从这一传言我想到：我去两英某村代课，有传言说靠的是我二哥的关系，因为我二哥为那个村的一个厂运过货物；我在ASL公司当助理总经理，有传言说靠的是我二哥的关系，因为我二哥为ASL老板以前的一个工地运过沙土……其实都与他毫无关系。

1999年，我二哥为采石场生产导火索被定性为非法生产爆炸品，被逮捕法办。我通过一位朋友找到了检察长，这位朋友是检察长的妻舅。那位检察长看过我的文章，对我似乎有点欣赏。他看了我为二哥所写的申诉材料，颇为同情，答应尽力帮忙。他还坚决退回我送给他的一点钱。除了硬塞给检察长妻舅一点礼物外，我没花什么钱。我二哥被判缓刑，大家都说是找了什么人，花了多少钱才得到的结果，从没有人提到我找到检察长所起的作用。我跟大家说了，他们不以为然。我隐隐觉得，二哥没被重判，检察长起了较大作用。说到送给检察长一点钱被退回，我不避讳我这个劣迹，因为现实就是这样，谁托官员办事不花钱呀！我那时也没有现在这副越来越硬的骨头，再说，又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让二哥早日出来，我只能这样做。二哥被抓后，不少在公检法工作的或自称有门路的熟人，都主动打电话来表示愿意帮忙，但一开口就是要先拿多少钱，事成之后再拿多少钱，数目不小。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当时，一位惯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检察院干部，对我父亲说，非法生产爆炸品，可判三年至十五年徒刑，而究竟是三年还是十五年，就看你花多少钱了。

在家乡许多亲友心目中，我很没本事，父亲和二哥很有本事，我总得靠他们的。其实这也不错。我很怕人家把我的活动能力看得过高，而请我找官员办事。我越来越不愿意与现行体制下的大小官员打交道，尽管我厌恶的主要是产生腐败的制度，而不是官员个人。

我父亲言过其实，许多人都知道，听他说话的人，有一半会把他的话当真，有一半会存疑。我二哥的话，许多人是相信的。

我二哥为什么会说我在汕头的那点房子是他帮我买的呢？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你知道的，我父亲喜欢吹嘘自己很有钱，钱都到哪里去了，当然得说出个去处，于是就说到我身上，反正我不在村里，听不到。我二哥也说过父亲的话不可信，但父亲说许多钱被我拿走，二哥就相信了。在二哥看来，父母是兄弟共同拥有的父母，父母的钱都给了我买房，也可等于二哥给我买房吧。

顺便一提的是，现在大家依然认为我父亲很有钱，如果我接父母到汕头来住，人家会说我贪父母的钱，或者说父母的钱都带到汕头给我了。只能在我很有钱的时候，接父母来住，人家才会相信我不是贪父母的钱吧。我喜欢给父母寄钱，而暂时不接他们到汕头住，还有这个原因，我可能说过了。

——父亲先后在村里建了两套房子，后建的比先建的质量好、面积宽，当然花钱也多。卖掉先建的，所得款项帮我买房。二哥一家则住在后建的。我家在村里的店铺也是父母出资建的，现在归二哥一家所有。即使父亲帮我买房的钱中有二哥的一点，也可能是因为他拥有较多的来自于父母的产业，而给我一点补偿吧。

对一些传言，我有时付之一笑，不予计较，现在觉得还是说个明白为好。于是写了下面这封信，给父亲与二哥一份，大哥大嫂一份。正文如下：

这封信，请父亲一定要转交二哥，不要以为二哥看了会生气，会影响兄弟关系。相信二哥通情达理，有些问题还是说明白好。

昨晚在一位朋友家喝茶，他们说我在汕头的房子是二哥帮忙买的。也曾间接地听到有人说父母很多钱只给我一人。

针对这些传言，我有如下处理方法：

一、父母给了我多少钱应该实话实说，不要夸大，不要缩小，不要含糊其辞。我可以列出几大项目：买户口、购房、结婚、生子、住院。其中购房款十万出头吧，其它各项都是几千。购房款加上装修费，也有我自己所付的小部分。

二、我所知道的父母的资产，在汕头是我住的房子，在家乡是二哥一家住的房子和店铺。由于大哥一家坚决不要父母的产业，我主张，家乡的产业归二哥，汕头的产业归我，彼此心照不宣就好了。我一直认为父亲拿给我的购房款都是父亲的，其中有卖掉那套小房子所得的钱，不能把那套小房子和汕头的产业一起算到我的头上，那套卖掉的小房子已经含在汕头的产业里面了。如果二哥一家觉得吃亏，可叫人评估汕头产业和家乡产业的市值，多退少补。如果父亲给我的购房款中有二哥的一部分，那究竟是多少，能不能与我自己所付的一部分扯平，也请说个明白。

我认为，即使父母没有半点资产给儿女，儿女也应瞻养父母；反过来，父母给予儿女一些资产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表功，更不必言过其实，以免引起误会。

汕头那点房子，如果二哥一家要，就不必分了，那么小怎么分，拿去好了。我租房住，只要不失业、不生病，照样会给父母寄钱的。如果二哥一家不要，这房子就是我的。

上述这些，也请给孩子们说个明白。

这封信寄出去后，在家里引起了口角。二哥以为是二嫂乱说，他认定自己没有说过用多少钱帮我买房之类的话。后来，大家一致认为，那话可能是二哥喝酒时所说的，二哥平时说话还是靠谱的，只是喝了酒才吹牛。我这封信，可能也让他在这方面有所改变。

关于父亲对吹牛的酷爱，有时我抱着理解之同情，觉得他是靠吹牛支撑起自信，作为他除了脾气火暴之外的另一个小缺点，似乎不应苛责。从好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个好人。如果再把他的吝啬当成是节俭的话，似乎找不到他的其他缺点了。人无完人，这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缺点一定不比他少。他比我不好的一点，是他脾气火暴造成的家庭专制，我们以前总不敢当面说他什么。大哥“革命”成功，彻底否定了父亲的权威，但这也只是大哥个人的胜利。现在我当然不会怕父亲，但我还是不会当面戳穿他的牛皮，只能用不以为然的表情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他为了吹嘘自己不惜贬低子女的做法，我总是难以体谅，尤其是他对我的贬低，把我的一点点“成绩”，比如到汕头某报社工作，也说成是他的本事。如果不是他的那些为执政者歌功颂德的民谣，从文字风格到主题，都与我的作品大相径庭，一直喜欢吹嘘“文才”却拿不出什么成绩，而又喜欢贬低我的父亲，把我发表的作品含糊其辞说成他的“成就”，也是有可能的。记得他“为了帮我出名”，用我的名字，投了许多稿，且信心十足地说：“等着吧，一个月后，这些稿将一篇一篇发表出来！”后来，一篇也不见发表。这实在太好了，如果有一篇发表了，不知他要如何吹嘘。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我刚投稿那段时间，还以为父亲写的那些“民谣”不错呢，因为我以前极少看到好作品，读的总是父亲写的东西及发表他“民谣”的县文化馆馆刊。我曾在他的“民谣”那儿寻求“灵感”，拿他的东西大改后投稿，大概有过三四次。那首发表过且获过奖的“月儿挂树梢，四周静悄悄……”便有他的痕迹。但我很快发现他那些东西与我要写的东西是两回事。父亲喜欢写春联，但他在这方面的“本事”，我小学还没毕业时，就在心里暗暗看不起了。他写对联全然不讲究对仗，比如，“国泰民安全赖政策好，勤劳致富不忘颂党恩”。

我曾给父亲一信，内容大致如下：

公司老板和主要同事多次说要到我家乡走走，老板更是说要拜访我的父母，这是老板器重我的一个表现。这本来是好事，而我表面答应，心里却不甚乐意，为什么呢？我怕心直口快的父亲说出令我尴尬的话。这并非我有什么老底见不得人，怕被父亲揭开，而是父亲说话常考虑不周。我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老底，为人也十分坦诚，我一直对自己来自穷山区、学历低的情况以及各种失败的经历直言不讳。我怕的是父亲对我的看法和评价与现在我的实际大相径庭。我现在年近四十，在社会上有了些阅历，也看过不少书，做过一些事，当过多家企业领导，目前颇受老板器重，在同事中也有一定威信，而在父亲眼里，我可能还是一个只会放牛不谙世事的人。倘若有人恶意贬损我，倒不怕，人家听了不一定当一回事，但父亲无意或善意说出的话，如果对我有所贬抑，人家就当真了。比如父亲以前跟县文化馆、文联说我不谦虚、不尊重长辈、性格孤僻等，父亲说的时候可能只是随便说说，过后就忘了，可有人就记得着，我争取进文化馆工作时，就有人提起父亲这些话。父亲还说过我多嘴，把我在某方面的健谈当成“多嘴”，其实好多时候我是沉默的。我与志趣相投的人，谈论历史、哲学、时政、文化等话题时，滔滔不绝，但我从不搬弄是非，飞短流长。

如果我带老板到家乡去了，倘若人家对你夸赞我时，请父亲说一句“多谢”，不必借题发挥说出一些不得体的话来。不必吹嘘什么，作为我的父亲，人家尊重我当然会尊重您，吹嘘是不可能赢得尊重的。不必说我们公司目前的经济困难，您对我们公司的了解，以我寄给您的企业报为准。

我每月会寄500元回家。有时因工资被拖欠而没有寄，但一补发我即补寄。

上面这封信虽寄给父亲看了，但后来我带着老板及一帮同事去我家乡时，父亲可能有所收敛，但还是不放过任何吹嘘自己的机会。

我有时也觉得，我之所以对父亲在家乡吹嘘他自己而贬低我的做法比较在乎，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还把家乡当成自己的一条退路，或者希望自己叶落归根之时，能获得家乡人的尊重吧。

克文，我可能不止一次跟你说过了，作为领导、老师、长辈，我总喜欢让下属、学生、晚辈，把他们对我的不满，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发泄出来。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有损权威。可我总不喜欢权威，总喜欢民主，我认为能够让他们这样做之后，他们对我的尊重，才是由衷的尊重。放弃一切权威的我，要做好领导、老师、长辈的角色，确实需要更多的才干和更优秀的品德。我不一定做得好，但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对父亲的一切不满，通过这封长信释放出来之后，我会更尊重我父亲。遗憾的是，我不会让父亲看到这封长信。反正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我没必要让他在为人处事方面做什么改变。由人际关系想到政治制度，我的倾向不言而明。

克文，近日在某场合与人闲谈，谈到部队中的腐败，下面是我在这方面的说法：

军队肯定是最后的“净土”吧。各种资金拨下来一定都会用到“实处”吧。部队一整顿，连地方上那些“冒充”军人出来打人抢劫的，也销声匿迹了。1995年前后，在汕头，经常有军人模样的人出来打人抢劫。电视上常有报道，说是坏人冒充军人。坏人出来干坏事为什么要冒充军人呢？难道是为了破坏“我们党领导下的军队”的光辉形象吗？反正军队一整顿，那些坏人就销声匿迹了。有个事例你是知道的，大概是1998年吧，你的同学，也是我的前学生，在汕头机场当兵的阿良，想带我去他所在的兵营参观，我们在路旁等出租车。以前我往路旁一站，总有出租车前来招呼，现在，出租车远远看到我们，便绕道而走。我莫明其妙。阿良说这是因为他穿军装的缘故，因为他们当兵的，乘出租车从来不还钱，有时还要向出租车司机拿几包烟钱呢。套用官方文件的常用词，这应该是“极个别”的现象吧。但是那天，我们在路旁等了好久，所有出租车看见我们都绕道而走，我们一直没有乘上一辆车，这确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克文，现在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想为弱势群体请命，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并没有一个大致统一的方向，甚至背道而驰。简单地说，有的人利用某党在文件上、口号上甚至宪法上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来看问题，在政治上与执政党的文件、口号保持一致，来对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建议；有的人则希望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拿那些国家来作比较而对现状提出批判。官僚集团则利用这两方的抗衡而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稳定，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并扩大其既得利益。官僚集团主观上不左不右，客观上忽左忽右。我对所谓“主义”，兴趣不大，从常理常情出发，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道路，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通过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通过尽可能合理的税收和财政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使穷人们的生活、医疗、教育得到基本保障。我不反对贫富差距，我只希望不管什么人，取得财富的手段都符合公平、正义。

克文，近日与一位晚辈闲谈，我讲了几句“人生哲理”，自以为是的我，觉得这几句话不错，记下来供你一笑：“命犯小人，如果不故作超脱，就必须承认，遭遇小人的确是我们这些人的一种无奈：与小人斗，我们不见得会取胜；即使取胜，我们也已经受损；不与之斗，不屑置辩，小人的能量也不可小看，我们只能白白受伤。”

克文，上网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也的确花去了我们好多时间。有时，我对上网感到厌烦，却无法克制自己较长一段时间不上网。网瘾对我而言，有时类似于强迫症。网速慢时，等待花去了不少时间。注册成一些网站的用户，我总喜欢用真实姓名，填真实资料。但有些网站升级或改程序，已经填好的完整档案会被清空，有时不被清空却更麻烦，因为显示出来的资料可能都是系统默认的，与你原先所填并不一样，比如出生年月及所在城市。我们又得重填了。网站一升级，有些功能又得重新熟悉，确实费时不少。其实超脱一点，不当回事，随便注册个户名，随便填些资料，就很省事。可我常常过于较真。

上网费时费神，已发上去的东西，却可能会找不到了。我2000年前散发于各大大小小网站的东西，有些随网站一起消失了；有些网站还在，但已无法登录；有些还能登录，但已找不到自己所发的东西。现在在网上，所能找到的李某最早发表的东西，发表时间是1999年5月，是在“榕树下”。记得以前榕树下网站很热闹，我在那儿似乎也有点人气，不少文章访问量几千上万的，跟评也不少。有些网站升级程序，以前的文章，访问量全部归零，跟评也不见了。

从某个角度来说，一切都会消失的，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东西，比如我们发在纸上或发在网上的文字，不管我们自己如何看重，人家、社会，都没有义务为你永远保存。纸张可能回收化浆，可能被焚毁，可能虫蚀，可能腐化，可能烂在土里。发在网上的东西，其实就是存放在服务器上。硬件可能出毛病，软件可能出毛病，还有人力不可抗因素，以及黑客，网上的东西要走近永恒，也不容易的。何况网站还有可能为减负而清除掉一些他们认为没有保留价值的东西。而所谓保留价值，也不是很容易分辨的。当然，网站如果尽可能地保留各种资料，对后人来说，可能是一笔笔精神财富；对网站来说，也可能是无形资产的构成部分。科技进步的一大好处就是，各种信息的载体，所占的物质空间越来越小，而其容量却越来越大，一个小小的U盘可以装下一个图书馆。从竹片到纸张是一大进步，从纸张到电子是一大飞跃。可也有网友认为实在没有必要认真打理网上那些虚拟空间：如果是收费的，那么，倘若他没有按期交费，那个空间就被停掉了；如果是免费的，那么，倘若他较长时间没有登录，也可能会被网站清理掉。网站想节约的资源，有虚拟空间，更有账号，包括用户名或号码，就像我们的手机号，如果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会变成空号，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供新用户使用。但倘若我是某大型网站的老板，我对用户留下的一切资料，将会很慎重地处理，不会轻易清空。就算要腾出较长时间没人登录的账号供新用户使用，我也会将该账号的前用户与新用户区分开，将前用户的资料存进网站的“历史”部分。

我已跟你说过，就算一切都将归于虚无，就算悟透这一点，我们也还是可以认真地对待一切的，就像游戏，也必须认真地去玩，才能玩出滋味。如果真的看得太破了，精神是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还是陷进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这些很无聊的问题，却涉及“永恒”，涉及宗教，我有一定哲思，以后有机会再谈谈。

下面我忽然想与你谈谈夫妻关系。

克文，你是知道的，我虽算不上有本事的人，但却是有能力养家且对家庭有责任感的。可妻子和女儿总喜欢到我岳母那边去，好多时间都呆在那边。我每月都会给妻子钱，并且让她不够就再向我拿。我在汕头时，她们不在我这边，我下班太晚，很少一个人做饭，还得到外面吃，又增加了开支。这样还容易让人以为我养不起老婆孩子，让那边帮着养。

按我之为人，要么离婚，要么好好相待。既然离不成婚，要一块儿走完这辈子，何苦把关系搞糟！维系婚姻和家庭的不是所谓爱情，而是亲情。我是温情主义者，我会为那些相依为命的老夫妻感动。

年轻时我是爱情至上的人，这从我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似乎从未真正品尝过所谓爱情吧：要么被人单恋暗恋，要么单恋暗恋别人；倘若硬要说有爱情过，那么，或者稍纵即逝，或者本来就是错觉。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妻子很喜欢住在娘家。她最好的时光可能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吧，我在深圳，每月寄八百元给她，她只管住在娘家。我在汕头时，当然希望妻子、女儿回家，我下班回来，有妻子、女儿、灯光、饭菜等着我，我感到淡淡的幸福。妻子不会体谅人家赚钱养家的辛苦。她说我能领到这份工资是命好。她有时可能认为她在家做点家务很了不起，以为我去上班就是去玩。但通过沟通，她也会变的，我当然希望她能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讲道理。当然我对她也要多加体谅。我从不因她没工作而有一点点轻视她。我觉得她去商场促销时，得上夜班，每月才几百元左右，不上班更好。三口之家，也没多少家务。妻子带着女儿住在娘家时，我下班回来，也会把一个家打理得很整洁。我一个人住时，每天拖地板、擦桌椅几乎成了习惯，东西也摆放得井井有条。我把做一点家务当成轻度运动。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她没工作，我是不会抛下她不管的，我从来就不是硬心肠的人。也正因为我是养家的，我在家里才处于比较强势的地位，可以通过沟通影响她。如果她有一份收入较高且较稳定的工作，她比较强势，我也不会陷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可能就离婚了。

让我感到有点无奈的是：要让妻子听得进我的话，往往要在我大发脾气地说出那两个字之后。也许再过一些时候，这种状况会改变。

可能已经说过了，我们从乡下到城市工作的人，娶一个素质不高的市区女孩，也许是一种错误：她们因为素质不高，没其他本事，只会把城市人这个身份看得很重，面对乡下人有一种骨子里的自以为是。这话会得罪不少人，所以我要补充：它可能已失去了时效，因为社会一直在变，人们的观念也不断被刷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有许多缺点，尽量对别人宽容一些。这道理许多人都懂，要做到却不容易，需要一定时间的修心养性和人生历练。

由于身体的原因，今后如果没有出现奇迹，让我的身体变得很健康，我能够正常上班就很好了，我不可能承担较大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但我依然会在工作上保持较高的责任感以及在某些方面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正常上班时间外，我不可能有多少时间精力进行读书写作等，尽管我非常喜欢读书写作。我会听其自然，让自己懒惰一些。我可能会继续在旧作品上浪费时间，机械性地搬它们到一些网站上，瞎折腾而已，很难出成就。

 

（四十五）

 “生寄死归，何足道哉！深识之事，悠尔忘怀。”

克文，我一直对知识渊博、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人抱有深深敬意，但有时也对自己的这种敬意不以为然，因为我认为，只要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喜欢看书，喜欢观察，喜欢思索，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在头脑中蹦出来，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心理学方面、哲学方面、宗教方面，等等。我不知反逻辑的非理性的诗、艺术可会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撞车现象”，我认为不同的人，只要都是在一定书本知识积累和社会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逻辑来思索，都可能推出一些类似的观点。只是有些人语言表达能力强，或受过专业训练，会写成好文章；有些人则“无师自通”，或语言表达能力差，写不出好文章。

我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有时会在一些学术文章或名家评论中，看到我也思索得到的甚至在网上发表过的一些观点。我曾对你说过，有时候自己苦思冥想得到的一些所谓“创见”，往往又可能是别人、甚至是两三千年前的古人早就表达过的见解。我最怕的是，自己的“创见”是别人甚至先哲表达过的，而我孤陋寡闻，以为是自己的“创见”。如果我知道是别人已经表达过的，即使它们在我的头脑出现之前，我的确并没有看过，我也绝不将其当成自己的东西。最怕的是不知道。

近日，在一篇网文上看到，关于国家的概念，强调文化认同远大于地域和政治上的意义，我记得自己早就在某篇谈论国家统一的网文的跟评中说过：国家并不仅是政治概念、地理概念，而更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只有文化上一定的认同感，才有可靠的国家认同。这是大意，文字我已记不清，发于何处也忘了。我能说近日所看到的这篇网文的作者一定看过我的那个跟评吗？不能！当时我还从国家概念谈到民族主义，话意大致是：如果某党为了其政权的稳定而过分强调民族主义，意义是不大的。同一种族的人分属不同国家，是普遍现象。而且，如果不是采用梁启超的“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那么，在我们汉族人高举民族主义、动辄骂异议人士是“汉奸”的时候，那些少数民族也像我们这样，会怎么样呢？我的结论是：如果执政者过于腐败、专制、残暴，却想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大旗来凝聚国民，能被他们凝聚起来的只能是愚民和奴民。我又想到，一个国家可以因为执政者的无道而分解，反之，不同国家也可以因为文化认同，在民主、民族自愿的情况下，组合成某一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也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制政府或合众国吧。在民主之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也许我的一些见解确实是创见，但发表后，因为不是名家，在传播的过程中，没有人会保留我的暑名，于是我的创见，便不再是我的，可能成为某些名家的“创见”，也可能变成众人皆知的常识。

我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很能出见解的人。但我越来越觉得，再怎么新颖、正确的观点，在我看来，都有可能没什么了不起。我也越来越不想以见解名世。对人生、社会想得再多再深再透彻，也难以超出佛、道，何益于己于世！今后，如果我在写作上能够名世，很有可能是以心理刻划见长的人物典型塑造。

我曾一度计划，只要有空，把生活任何事都写成文章，并认为任何事都可以产生哲理，现录两篇如下：

其一，作于2002年4月的《混乱的制造者更先在秩序中获益》：

清明回乡扫墓，在两英至家乡林招的路上，有长达五公里左右的路段交通堵塞。堵塞的原因是车太多，而且有部分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扫墓回来的人与上山扫墓的人，逆向而行，互不相让，势均力敌，越堵越紧，难以疏通。

那天，我不得不下车沿公路旁的山坡艰难跋涉前进，沿路没有发现哪一辆车出了事故或故障阻塞了交通。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只要大家恪守交通规则，靠右而行，即使人、车再多，只是速度受到影响，总是可以前进的，哪会像这般寸步难行呢！社会，总需要各种各样的规则保障正常发展的秩序。有一部份人不遵守规则，搞乱了秩序，便会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如果那天是因为某一辆车出了故障或事故阻塞了一条车道，那它就是这场交通阻塞的症结所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解决起来也不会很困难的，只要有交警出来，到问题发生的地方指挥一下交通，另一条车道让要来的一方用一会，让要去的一方用一会，如此反复，交通还是可以畅通的。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即使出了问题，也容易解决。

那天也有几个交警出来维持交通秩序。也许他们出来时，交通已经阻塞了许久，车流、人流已经汇聚得足够多，来的一方去的一方不是在某一个交汇处堵死，而是见缝插针式的，到处穿插，汽车之中夹着单车、摩托、行人，车流、人流，就像绞成一股麻绳，每一处都有来的去的脸对脸背靠背地相持着。几个交警只能望“人”兴叹，无处下手，后来随便找个什么地方着手，也只是徒劳无功或收效甚微，做做样子而已。这也说明了十分简单的道理：发现问题一定要早，最好是未雨绸缪，交通堵塞之前就得有交警出来维持秩序；解决问题一定要及时，不能拖泥带水，一拖，就有可能耽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大问题变成无法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不遵守交规，在交通堵塞的路段两端，就排着长长的靠右的车辆。又有车开来，自觉的就排在右列的后面，不自觉的就开到左边的车道上，一直往里开，开到堵塞的地方，一点一点往里挤，继续制造着混乱。

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交通就不会堵塞，大家都可以快些前进。如果说，那些不遵守规则的人，欲速则不达，是咎由自取，那么，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呢？由于他们坚持遵守规则，使问题不致越来越严重，最终得到解决，可他们也与不遵守规则的人得到同样的“惩罚”：前进受阻。而且最让我感慨的是，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就落后于不遵守规则的人了。打个比方：你的车子本来在我的后面，我在右列停了下来，你开到左边的车道上，一直往里开，开到堵塞的地方，不得不停下来，这时候我们都在等待问题的解决，但你已经比我领先了许多。问题逐渐得到解决，你也逐渐挤到右列上，回到秩序之中，混乱的制造者们更先成为秩序的受益者。我们重新开始有秩序地前进，原先在我后面的你已经远远地把我抛在后面。

混乱的制造者们虽然也受到混乱的危害，但重新“洗牌”之后，他们便领先于遵守规则的人了。每一场混乱，总会有一些遵守规则的人成为牺牲品。

其二，作于2002年3月的《晒脚女郎与勾头男子》：

2002年春节期间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与妻、女儿到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去，同许多人一样，坐在草坪上晒太阳。广场是一个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的公园，游人三五成群，男女老少皆有。一对对恋人依偎而坐有之，携手而行有之，不鲜见也不居多。居多的是扎堆儿的同龄人，是一家几口，是亲友几个凑在一处，家长里短地聊，小孩们则满地疯跑，闹得欢。乞丐也不少，这种场合当然少不了他们。

我一家三口很随便地在一块草坪上驻足。我坐着，女儿跑着，妻站着关照女儿。我坐了一会，眼睛自然要找点什么瞧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不外是这辽阔的广场，被笔直的一条条道路分割成一个一个长方形的草坪：草坪上有人，坐着的、躺着的、玩着的、跑着的、锻炼身体的；道路上有人，步行的、骑摩托车的、踩单车的、推着三轮货摊的、开小车的。就这些，不管你看不看，都是这么着。即使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一不留神闪进我的视线中来了，或者猎鹰般的眼睛捕捉到有兴奋剂效果的倩影，眼睛为之一亮，情绪为之一振，也只是在这儿写着玩的，当不得真，就算妻不在身边，也是一副心如止水的神情，不会让人看得出内心的一点波纹。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没这点定力哪成！

喜欢写文确实多了些借口，比如有位文友就常常不辞劳苦地赴风月场“体验生活”，我这会儿多看一位女子几眼也可谓之“观察”吧。能让我多看几眼的女子总得有几分独特、有几分耐看，大家一定认为她漂亮，我故意卖个关子，对各位的猜测不置可否。只说她的独特吧。她有点瘦削，崭新的质地优良的紧身的有些暗淡花纹的白恤衫，里面一定是衬着一件白毛衣。毛衣一是保暖，这气温还不至于可以让白恤衫隐隐透出文胸轮廓，撩人想入非非；一是使单薄的身子不那么骨感嶙峋。衫裾拢进裤里，腰带一扎，居然有一点飒爽。那裤子也许是皮裤，黑油油的，滑溜溜的，有点让阳光在上面沾不住，晃晃的。

那女郎是开雅车来的，车子就放在她前面的路旁。雅车容易引起人们猜测她的身份，我也未能免俗。猜测什么当然会尽可能捕捉被猜测的事物的种种信息：她孤身一人来此独坐，神态是曾经沧海之后的宁静，宁静中又有几分淡漠，似乎有点落寞、凄清，再仔细看，又不见了落寞、凄清，感觉往往有“经验主义”在里面，她的落寞、凄清是我凭她的情景“感觉”出来的。她是难以让人看透的女人，看不透的当然也有年纪。说她二十五岁左右吧，她的神韵，那让人感觉得出却说不出味儿的神韵，又分明是经历了多少人生才修炼出来的呀；说她不止这岁数吧，她看起来又是那样稚嫩。只见她坐了会儿，脱了皮靴，把两只皮靴整整齐齐地摆在左侧，在离我较远的一侧。我在她的右侧，离她十几步远。我们都席地而坐于草坪之上，方向一致，呈平行状态。我看她须侧视。她一定知道我在观察她，却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流露出对我的不屑一顾，也没有对我的观察表示出一点反感，仿佛我们不是两个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而是两株树，两株草，或者在她眼里我只是一株树、一株草，或者她感觉自己只是一株树、一株草，一道习惯于让人欣赏、惹人遐思的风景。她穿着半透明的黑色丝袜，她的脚也很瘦小，她平伸着两只脚，两只穿着半透明黑色丝袜的脚，晒太阳。两只瘦小的脚因丝袜的透明度而半裸在阳光下。两只手随意地搁在两腿上。她的肤色很白，是苍白的“白”，是缺少阳光滋润的那种“白”。

我的右侧一直坐着一个看不见面容的矮小男子，与我和晒脚女郎背向而坐，我们朝东他则朝西，也可以说他在我的右侧，我也在他的右侧，不像我与女郎的关系，我在她的右侧，她却在我的左侧。相反就是一致，一致也是相反。他自始至终都勾着头，吝啬任何动作。这“自始至终”是指从我来至我离开。在我来之前和在我走之后，他当然会在某一刻抬起头活动的，他又不是雕塑。他勾着头其实与我无关，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他只是在他漫长或短暂的一生中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在2002年春节期间的某一天下午，刚好坐在我的右侧。准确地说，公正地说，应该是我坐在他的右侧，因为他比我先来，先坐在那里，他刚坐下时那个位置还不是我的右侧。在我来之前我也无法预料，我的右侧会有什么事件已经等在那儿。他成了我观察的一个对象，并成了我的这篇文章的一个人物，这也许是我与他的全部关系。这里用“也许”这个词的作用主要是反映我审慎的个性和“严谨的文风”，因为我和他今后还可能相遇并发生新的关系。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今后我与他相遇并发生关系时，彼此一定并不记得彼此曾经有过关系。“记得”这个词似乎也用得不妥，两人连面都没见一见，“记得”从何谈起！准确地说，应该是“并不知道彼此曾经有过关系”。既然这重关系因为不被“知道”而不可能与今后可能发生的关系扯上关系，那么，本文所写的我与他的这重关系便是我与他的全部关系。

绕了这么久，连我都烦了，写这篇文的兴致也用完了，我急于结束这篇文的心情也许会使下文显得精致、简洁一些。

那个自始至终勾着头的男子其实是把头伏在手臂上睡觉，两只手臂重叠在膝盖上，搁着脑袋。看他一动不动地伏在那儿，当然可以推测他睡得很安稳。要睡得安稳一般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客观上的安宁，一个是主观上的安宁。那男子引起我观察的兴趣是，他客观上有人打扰，并从这一情形推断出他主观方面也缺乏睡安稳觉的条件。他是有责任在身的，他照看着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孩一男一女，三四岁的样子，很可爱的，比我女儿小。五周岁的女儿胆子特小，一个人在草坪上跑，总不敢离父母较远，跑得较远便唤着父母过去。有妻照应着，我的观察便不会被她打断。我说那男子有照看两个小孩的任务，是因为看到那两个孩子不时跑到他的身边，还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他的肩上。因为阳光温暖，因为玩得起劲，两个小孩感觉热了，用不着谁说，自己脱了衣服，搁在那男子肩上。而我的女儿还得她妈妈脱衣服呢！两个孩子跑得远远的，如果不是不时跑回那男子身边，如果不是把衣服搁在他肩膀上，我不会去留意他们，也不会去猜测他们与那男子的关系，那个男子也不会使我产生观察的兴趣。

那男子衣着十分寒酸，质地劣，款式土，而且陈旧得很，而那两个小孩的衣服正好相反。他是两个孩子的什么人呢？孩子的父母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这个只顾睡觉的男子照看呢？

有些问题是以猜测为答案的，事情的真相往往只是一个永远的谜。

克文，上面两篇，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笔记。随手记录人生感想，只要有空，任何生活片断都可以成“文”。如果一直这样写下去，不知会写出什么结果。

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多次了，我这个人，有一天会皈依宗教的。也许与你一样，信奉基督；最大的可能是，信仰佛教。也许下面的话是外行话，说错了，请大德们见谅：我尊崇佛教，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兼容与博大。你不信佛，但只要你心善言善行善，也会得到善报。其他善教的圣徒，我们民间的善神，都可敬之。这一点不像其他善教，要求你只能将其当作唯一的信奉，排他性很强。我崇佛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认为六道轮回，比其他教义，更能说明生命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转化着的。

也许你会说：“我还以为你信奉儒教呢！”我一直不认为儒学是宗教。有人认为儒学不能当宗教是因其唯物，我也不以为然。“不语怪力乱神”是“不语”而非不信，“敬鬼神而远之”是“远之”而非不信。儒学不是唯物，却缺乏彼岸世界。我认为，没有彼岸世界的信仰，只能作为道德支撑，作为精神寄托是不够的。有彼岸世界的信仰，才足以与道德和法律形成铁三角。

我越来越觉得，我过于执著的个性，并非我的一大优点。在佛教中，执著可能就是执迷吧。但假如是执著追求佛教中的正果呢？这个问题我还不懂，深思下去，又会钻进牛角。且放下吧。

执著地、狂热地追求什么，就像情欲或毒瘾，在获得满足之后，往往又会陷于空虚。要让心境平和、愉悦，说到底，还得淡薄，再淡薄，清心寡欲。以前觉得“存天理，灭人欲”极其反动，现在虽然也不信奉，但却觉得这一信条并不是令人讨厌的。我觉得，不要过分追求什么，不要陷于任何狂热，不要走极端，让心灵永远处在淡淡的愉悦感中，是多么好的精神境界呀！有些人没有像我这样对这些进行思索，但却在其天性中就有某些我很难达到的禀赋，可我在思索中得到了许多道理，却不一定能做得到，某些时候做到了，也不一定持久。

克文，我是容易遭遇误解的人。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不可能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但太在乎也不行。我现在培养自己这样对待误解的习惯：我就算是人家所认为的那副德性，又怎么样呢！人生短短几十年，最多不过百余年，有什么大不了呢！当然，我绝不会因为人家误解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如：人家以为我收了回扣，我干脆收回扣好了，免得白白受误解。我不会这样做。不管人家如何误解，我永远会按照我心灵的指引去做，不会被人家的误解牵着鼻子走。这是一种执著，还是一种坚贞？管它呢！我觉得这样做更快乐，就这样做吧。也许有人会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太坚贞呢？随大流吧。我会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随大流呢？活出自我吧。话说到这里又跳出个问题，“自我”有违佛教精神，佛教讲随缘。但佛教中的随缘绝不会让你随大流去做坏事。

克文，我一直认为，在名欲物欲情欲三者中，最难战胜的是情欲；甚至认为，名欲物欲好多时候是以情欲为其动力的。“万恶淫为首！”如果没有了情欲，一个人很容易成为正人君子；当然，也有些人没有了情欲，却把别人对情欲的渴望，都转移到物欲上。作为一个世俗中人，我们不可能也不必戒除欲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让这些欲望的满足，以符合善法和道德的手段取得。对待名欲和物欲，我相信我能做到这一点；对待情欲，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法做到。这并不是说我在这方面已经有什么劣迹，而是在心里，是不干净的。用“发乎情而止乎礼”来衡量，可能勉强还算得过去，但用佛教的“身口意三业”来衡量，则可以说“意业”不断。而且，既然心动神驰，如果条件许可，要确保不越过“礼”这道防线，是很难说的。因之，我不敢标榜什么，以免有伪君子之嫌。

好在这是一封长信，不是正经著述，请让我语无伦次，想到就说吧。

我有时觉得，在某些时候，不妨把自己“调”到机器人状态，麻木自己的感受，或者有感觉却不让感觉左右自己的心境，保持超然。这样也很好。

近日在网上遇到一位潮阳人，说他的老师也叫“李乙隆”。我在潮阳的文朋诗友大多是教师，我从没听到有教师与我同名同姓。我立即想到，我1994年为争取转为公办教师，做了多少工作，填了多少档案。在转正已十拿九稳之时，我才离开潮阳，到汕头工作。我会不会被冒名顶替了呢？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什么奇事都可能发生。一段时间后，我向那位网友询问关于那位老师的详细情况，她说，是她记错了，同名而不同姓。

克文，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了，中国人既有温厚的一面，也有崇尚暴力的一面。政权靠暴力取得，靠暴力维护。国民屈服于暴力，也大多认同于暴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到了忍无可忍之时，就会用暴力反抗暴力。于是陷入一种怪圈。暴力在网上的表现，就是语言暴力。有人把语言暴力对准官僚集团，有人把语言暴力对准“国外仇华势力”，有人把语言暴力对准像他一样的普通百姓、一般网友。上面这三类人中，有人专属一类，有人兼有两类或三类。可能有人会以为我属于第一类，大谬矣！我深恶痛绝的是产生腐败官僚集团的制度土壤，而非一个个具体的人，即使拿哪个官僚来说事，也只是将其作例而已。

在此三类人中，我比较同情第一类人。第二类人中，有些人把不喜欢中国现行制度误为仇华。我最不解的是第三类人，他心中也有许多不满，但他却把这些不满化为无名火发泄到与他无冤无仇的普通网友身上，一语不合，恶言相向，穷凶极恶，极尽谩骂、丑化之能事。我不崇尚暴力。对国外，我认为国际竞争，说到底还是政治制度的竞争。在好的制度下，国强民富，上下同心，他国自然不敢小瞧了；如果他国蠢蠢欲动，也可给他们一点教训。关于什么是好的制度，这可以理性讨论，但不必使用语言暴力。如果国民惯于用暴力，那么，倘若一下子进入民主社会，网上的语言暴力会演变成什么呢？我一直以来致力于倡导民主、自由，但对国民性却有这样的隐忧。国民需要非暴力民主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