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城、冯乃超、李舜琴……这些早期革命者与他是什么关系呢？
他甘愿清贫。他作画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艺术、为了描绘时代，为了中华崛起扬正气，他甘愿清贫。
他并不清贫。因为他用笔墨描绘了新中国60年的风云往事，他用艺术再现了新中国60年民族的精神和坚强的脊梁。
从此意义上讲，他是新中国的富有的画家。他的精神富有，他的艺术富有，他的观念富有，他的人格和生命富有。他的艺术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新中国，属于一个崛起的民族……
革命熔炉里熏陶出来的红色画家
他为何是当代画坛清贫却又富有的国画名家？
--李琦艺术现象的深层思考
艾君/文
前几天，李琦教授的女儿李丹阳传来的一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李琦的老伴冯真教授在8月29日晚所写的回忆李琦的一篇短文。文章里罗列了著名国画家李琦生前将许多佳作赠友人或送相关单位收藏的例子，看后感触颇多。
我想到了前不久在媒体看到画家张生礼先生写的一篇回忆文章，提到了李琦教授借钱买房子的事情。文章里，张先生表现出纳闷儿，他想，作为一名艺术大师，有那么多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还有其他艺术大师赠送给他的作品，他只要卖一两幅就足够还清房子的一切费用，而为何李琦却不卖呢？文章还叙述了李琦的观点：“我怎么能把我的同事和朋友赠送给我的作品卖了呢？我要永远地珍藏！”
由此，我又想到了在1995年左右，一位影视明星出价40万托我带他哥哥找到李琦要买他的一幅伟人肖像画的原作。记得李琦当时回绝说：“多少钱也不能卖，我的画不是为了卖的。再说，一般五幅以内叫原作，我的原作都会送给相关单位收藏，不会卖的。”
这就是李琦，一个很特别的却又有着其独特生存方式的国画大师。也许正是他的独特性，造成了他在美术界是出了名的最清贫的却又最富有大师级画家。
说李琦清贫，因为他不卖画，不为市场风所动心，也不想去创作商品画，更不愿意去把收藏的艺术品当成商品卖掉。说李琦富有，因为他的精神很富有，他的观念富有，他的人格和生命富有，他的艺术才华很精湛；他创作的佳作颇丰，他收藏的大师级的作品多。
李琦作为当代画坛知名的大师级画家为何会把自己关在书画市场之外成为最清贫的大师级画家呢？这是文化市场里一种很独特的艺术现象，值得思考。
艾君认为，与李琦的特殊成长背景、环境特殊而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处世哲学有关。
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底，看一看，思考一下，李琦艺术现象的特殊性的缘由。
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革命熔炉里走出的红色画家
熟悉李琦的人都会感觉到，革命的熔炉里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可以说，李琦是一位执着追求艺术的革命家，所以造成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反映着伟大时代的主旋律，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和信仰有关。
1928年，李琦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李舜琴、母亲阎林民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
翻开李家的历史可知。
李琦的父亲李舜琴 曾任晋察冀边区党委秘书长
李琦的父亲李舜琴，1902年生，原名李名正，山西平遥净化村人。民国4年(1915),就读平遥第一高级小学。民国10(1921)，考入河汾中学，与侯士敏等人组织并领导了新文化书报互助团和河汾中学学生会，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抵制日货等活动。民国12年(1923)，由侯士敏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团支部书记。次年，经贺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北京求学，与郝广盛、陈高庸、陈显文等发动成立全国性的进步青年组织“群新学会”，创办《新时代》杂志。民国15年(1926)，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次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回太原工作。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成立“群新学会分会”，出版革命小报。山西总工会成立时任大会会场总指挥。同年6月，受中共山西省委委派回平遥工作，吸收部分骨干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平遥县第一个党支部。民国17年(1928)3月，回北平师范大学复学。次年,与张衡宇、郝德青、雷任民等成立“鏖尔读书会”。出版《鏖尔》、《转变》、《转换》等革命读物。民国19年(1930)，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与定襄县人胡熙庵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天津分会”。后为避开特务注意，离津赴河南省信阳第三师范任教。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时，他为中共平汉铁路南段特委起草了《反对第三次围剿的宣言》。民国21年(1932)，到太原进山中学任教，并参加成立了中学的教联组织。中共山西省特委决定由其任书记，组成“山西文化总同盟党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次年因宣传抗日，被校方解聘。其后，以省特委特派员的身份赴崞县(今原平)中学任教,办起社会科学研究班，建立了文艺团体“新芽社”，创办《秋草》、《抗日半月刊》等革命刊物。并创建了中共崞县党支部，领导崞县中学教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活动。
太原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李舜琴遭阎锡山当局登报通缉。民国23年(1934)秋，中共中央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代部长。随即被国民党抓捕入狱，受严刑逼供，坚贞不屈。民国25年(1936)出狱后，在北平市民委员会工作，后负责编辑党内刊物《公理报》。
民国26年(1937)7月初，中共北平市委指定其任“西北参观团”团长，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的接见。后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教务科长。民国27年(1938)8月，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后又任晋察冀边区党委秘书长、晋察冀一地委宣传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哈尔报社社长、中共察哈尔省委研究室主任、察哈尔省文教厅厅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文教处处长和国家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司、民族教育司、师资培训司、业余教育司等司长，长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1979年4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我们再看看李琦的母亲阎林民。
李琦的母亲阎林民 山西平遥第一个女党员
李琦的母亲阎林民，她是山西平遥籍第一个女共产党员。1904年出生于县城内一个富裕家庭。又名阎亮贞，民国6年（1917），就读太原女师附属高小。民国14年（1925），在太原女师上学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阎积极投入反帝国主义斗争，并被推举为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女师。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冲破校方重重阻力，带领学生游行、集会，与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相结合，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还参加了“沪案后援会”、“山西雪耻会”等进步组织。民国15年（1926）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工作。次年4月，与丈夫李舜琴受中共山西省委委托，成立党的外围组织“群新学会太原分会”，组织革命青年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出版小报。同年6月，与丈夫回到家乡建立了平遥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民国17—23年（1918—1934），就读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并继续在北平山西等地进行各种党的秘密工作。
民国26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北平市委组建的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图书科科长。民国27年（1938），调赴晋察冀边区，先后在党校、抗战建国学院、华北联大、边区政府教材编审科等单位任教或负责教育行政工作。
民国34年（1945），日军投降后，先后在晋察冀党委、察哈尔日报社、察哈尔省委等单位做调研、土改工作。1949年，任张家口女师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1951年，调北京慕贞女中（今125中）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1964年因病休息。“文化大革命”前，任北京市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诬陷迫害，始终坚持党的原则，毫不屈服。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后，不顾年老病重，为有关单位撰写党史资料，还经常关心学校工作。1987年4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这就是李琦成长的家庭的背景。除了特殊的家庭背景，从李琦本人成长看，同样是在革命摇篮里长大的红小鬼。
1937年的秋天，北京出生不满9岁的李琦随父母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路经云阳时，刚好遇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彭总见到长得天真可爱的他，亲切地将其抱起说：“好娃娃，革命的队伍中又多了一位红小鬼!”
到达延安后，李琦被安排到“抗战剧团”当了一名小演员。当时，他所在的剧团是红军长征过来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的“红军剧社”[即“抗战剧团”的前身]。坚持抗口宣传。1941年入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1942年初夏李琦与“鲁艺”师生一起聆听毛主席做报告。主席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李琦幼小的心灵，在他的心灵里有了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后在西北文工团美术组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7年入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学习，195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我们再来看看李琦夫人冯真教授的家庭背景。
李琦的夫人冯真教授照样是老革命的家庭。
冯真的老爷李书城，中共“一大”在他家中召开
冯真的老爷李书城，湖北潜江人，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23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1921年前后，他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发起建党，中共“一大”在他家中召开。抗战期间，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做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投入反蒋斗争，为全国解放奔走呼号，他支持和掩护共产党人进入武汉，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称得上是解放武汉的功臣。
1949年，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冯真的父亲冯乃超 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
而冯真的父亲冯乃超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时期的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冯乃超，他既是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同时又是杰出的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冯乃超与鲁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左联”乃至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文协常务理事及组织组副主任，编辑《抗战文艺》；担任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共特支书记，并领导孩子剧团；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主管香港文化和统战工作，编辑《大众文艺丛刊》；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分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第一任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等职。
1950年，由于广东省情况较为复杂，叶剑英、方方同志向党中央提名冯乃超来粤工作，翌年初，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毛泽东主席委任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尔后历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四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5年，冯乃超调离中山大学，任北京图书馆顾问。1983年，在北京逝世。
冯乃超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崇高的、坚定的革命理想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我们敬仰，而他在解放后，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反对特殊化，谦虚谨慎待人等工作作风，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可见，无论李琦本人的家庭背景，还是其成长的环境阅历，以及他夫人的家庭背景，都是与红色革命密不可分的。李琦后来之所以以描绘“革命领袖、伟人”画而见长，这与他在延安生活9年中，同领袖人物、伟人生活在一起密不可分，也与他从小接受良好的革命思想熏陶分不开的。这也就注定了李琦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定性和为人民、为革命人物树碑立传，甘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革命的画家的信念，正如，后人评价他的“颂人民唱英雄画领袖手握神笔绘时代，扬正气留丹心甘清贫一生尽瘁为中华”。
价值观决定了他的艺术趋向和处世哲学
李琦常说，我的画不会，宁送不卖。这与他的人生价值观、人生观和处世哲学有关。
艾君认为，在艺术界，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处世哲学的不同，则会出现一些不同的从艺目的。有先天天赋造就后期改造的为他所用的无自我价值观的艺术家；有环境熏陶后天引导成为商业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机器类的艺术家；有鲜明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一定的群体或者组织服务的奉献社会的艺术家；也有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就是目的就是表达自我张扬为主体的艺术家。
一般来说，艺术家的价值观以及处世哲学的不同，决定了他们从艺的目的性和对艺术的评价标准。
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不同，会影响着他的价值观念以及其行为模式和处世哲学。因为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通过社会化培养起来的。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定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价值观取决于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人生观包括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恋爱观等等，它会受到世界观的制约。可以说，一个人的人生观如何这决定了他在社会上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人进步同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私与公的关系等问题。
而世界观呢？通俗地讲，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对待问题、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就会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形成不同的看法，这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世界观。
当今社会里，众多的艺术家把艺术当成一种赚钱的工具，为商业利益而从艺，而奔忙，赚钱也许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成了他们的从艺目的。
从这些观念看，革命熔炉里练就出来的李琦这位艺术家，革命家庭里的熏陶出来的李琦这位红色画家，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宁做清贫画家，也不改变观念信仰的有骨气，也就不足为奇。
以艾君之见，李琦的价值观，也就像挽联写的“颂人民唱英雄画领袖，手握神笔绘时代”，也就是“为人民而从艺，为社会而讴歌”。
而李琦的人生观，“扬正气留丹心甘清贫，一生尽瘁为中华”，也就是，为艺术而画画，扬正气甘愿清贫。
而他的世界观呢？环境和家庭练就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那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精神和他的具体积极的行动。
所以，一般来说，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才。革命熔炉里练就出来的艺术家、革命家庭里的熏陶出来红色画家，都有着比较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
红色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理想肯定根深蒂固溶进了李琦的血液，环境的熏陶在他幼小的心中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这样的背景环境，让李琦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扬正气甘愿清贫，这也就不足为奇。
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决定了他的处世哲学，在李琦身上的表现那就是“一身正气，以画会友”。
在李琦眼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最根本的处世原则，不能改变，而弘扬正气，就需要道德和行为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所以他会为信仰而“以画会友”“以画为媒”结交社会各界友人。
伴随着画家们用艺术品改变生活，成为了一种行业生产，而放弃了一种信仰追求之潮，李琦的观念或许显得那么孤单；当艺术品在满大街的“牡丹王”、“鸡王”、“虎王”泛文化品中被认知并逐渐感受到媚俗和肤浅失去光芒时，李琦就会变得更加富有。
“以画会友”陶冶情操。多年来，李先生在精心研究创作人物画之余，经常受托参加一些国事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中国画走向世界，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架起桥梁。
1994年9月，李琦先生携夫人冯真老师去英格兰参加“中国画在世界美术上的地位”大型国际美术界学术研讨会归来后，感慨颇多。他深深感触到：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中的地位颇不寻常。李琦先生将访欧感受通过《人民日报》告诉了国人：“中国绘画堪可自豪!”
李琦先生认为，把众多的革命人物画在国际性会议上展示出来，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现在成功了，这是值得自豪的事。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丢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丢掉了12亿人的特色，还有什么价值可言？他认为：只要我们“以画会友”，增加与世界人民的文化交流，以中国特色、民族特色走向世界，才是真正中国的艺术、世界的艺术。
李琦的夫人冯真教授说，李琦送出的画作和书法不计其数，李琦作画不是为了赚钱。
她说，曾有人要出高价买领袖画原作，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说要献给国家。他的许多领袖和伟人像原作都被陆续收藏或送出。
实际上，多年来，李先生致力于以画增进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工作，也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画做出了努力。1988年4月，美国著名石油大王哈默博士90寿辰，李先生为哈默博士创作一幅肖像画作为贺礼。同年9月，正值《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十周年纪念。李琦受委托为日本首相竹下登画像，竹下登对此幅肖像画予以肯定：“这幅画是我至今所得到的所有画像中最能充分表达内心的一幅画。”
几年来，李琦先生画过《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许多外国友人的肖像画，以其精湛的中国画写神技法和简笔艺术，受到客人们的赞誉，以画会友，以画加深感情，李琦先生成为了“友好的使者”。
李琦创作的很多肖像画表现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
据冯真教授介绍，本来李琦认为自己年纪已大、精力不够，不想再画领袖肖像了。但2004年春节他从电视中看到胡锦涛书记与灾区农民一起包饺子的镜头，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又开始创作“拉家常”，表现锦涛同志在农民家炕头包饺子。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成这幅画作便离世了。
有人说李琦画领袖是为了出名。但李琦却说“随人家怎么理解吧，我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对于李琦这位名画家中的特殊现象，作为伴随李琦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夫人的冯真最了解也最懂得李琦。她认为，如果说，他在早期画革命领袖人物是因他对这些小时候曾见过和接触过的革命领袖有感情，同时也有配合党的政策进行宣传以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愿望。但他更多地是希望从美学角度上表现他们与众不同的形象和风采。
李琦画领袖肖像更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艺术、为了描绘时代，为了中华崛起扬正气，甘愿清贫。从此意义上讲，李琦是新中国美术界最富有者，他的精神富有，他的艺术富有，他的观念富有，他的人格和生命富有。
李琦不清贫，因为他用绘画记录了新中国60年的风云史，他用艺术再现了新中国60年民族的精神和坚强的脊梁。他的艺术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新中国，属于一个崛起的民族，他是新中国的富有的画家！（艾君/文2009年10月1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