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有两大任务，一是解释并“驯服”经济周期，二是解释并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同时萨氏又强调，宏观经济学是将经济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考察的是将整个国家的产出、就业和价格。我们已经在关于经济周期的探讨中看到，仅仅依靠总需求、总供给、产出、消费、储蓄、投资等总体变量，实际上无法解释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出现周期性变化，也无法找到“驯服”周期的良方。同样，依靠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和技术这些总体变量，无法找到经济增长的原因，更无法分析为什么一个国家崛起了，另一个国家衰落了；为什么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而不发达国家却只能在泥潭中越挣扎越深；为什么发达国家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比较快，而七十年代以后却放慢了速度；如此等等。而依靠这些总体变量提供的增长之路，更常常像是海市蜃楼。
萨缪尔森着重推荐了罗伯特·M·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可以用一个方程式表示：Q=AF（K，L），即经济增长（产出Q）是技术（A）和资本（K）、劳动（L）的函数的乘积。一言以蔽之，索洛的模型说，一个国家要想使经济增长，就得增加人均资本量并提高技术。索洛据此模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称：“任何一国的任何一个长期报告……都应用了索洛式分析。”（第423页）
这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但也是同义反复式的空话，就如同说人必须要吃饭一样。因为问题恰恰在于怎样增加人均资本量，怎样提高技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人均资本量高，技术先进，这些仅仅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英、美、德、日发达起来了，但并没有应用索洛式的长期报告；巴西、阿根廷、津巴布韦、印度仍然是不发达国家，却应用了索洛式分析。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问题。
我们的确需要经济增长理论，但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只能来自各国经济史，而不能来自这种凭空想象、耍弄几个总体变量、拼凑数据的数学模型。
如果我们深入经济史，那么很快就会发现，发达国家变得发达的过程，正是贫穷国家变得贫穷的过程。当英国的机织布来到中国时，中国的手工纺织业便衰落了，靠手工纺织业积累资本，提高人均资本量和纺织技术的可能性便被堵死了。当中国通过对农业的剥夺，积累起一定资本，希望引进先进技术时，发达国家却只愿意输出二流或三流技术。当中国靠二、三流技术生产出产品时，发达国家一流技术生产的廉价优质品却充斥了中国市场，使中国企业被迫关门大吉，所积累的资本化为乌有，引进的技术失去意义。当中国希望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研制和积累时，发达国家又说我们是封闭经济，没有出路。一部分中国人被说得失去了信心，只好又走技术引进之路，但是再一次遭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竞争威胁。于是，我们只好出卖廉价劳动力，只好拿廉价劳动力生产的袜子、鞋、服装、小五金，去换取芯片、飞机、数控机床。于是贫穷国家仍然贫穷，而发达国家更加发达。
问题的要害仍然在于竞争。竞争使得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本，据此即可以置贫穷国家中刚刚萌芽的工业于死地。更何况，发达国家还有政治、军事和文化优势。有政治优势，可以向那些敢于挑战现有世界统治秩序的国家进行封锁和围堵；有军事优势，可以直接威胁和打击那些不怕封锁的国家；有文化优势，可以吸引贫穷国家中的智力优秀人才，直接摘取贫穷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花朵，使其丧失技术潜力。
不错，有弱小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实例。例如，在历史上，美国、德国、日本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既缺乏资本，又缺乏技术。然而，这些国家先后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用高关税阻碍英国优质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为本国工业的成长开辟了市场空间。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却被新古典经济学判为不合法。现在，发达国家及其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正在合力要求贫穷国家打开市场大门，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允许发达国家前去自由投资，还美其名曰：全球化。在全球化浪潮冲刷下，每年从贫穷国家流出的利润远高于从发达国家吸引来的投资，再加上贫穷国家的富人们又把在本国赚到的钱存储到发达国家的银行里，使得贫穷国家债台高筑，社会保障措施被一再削减，陷入了贫穷的陷阱。工业革命前，各国人均收入没有太大差别。二百多年后。美国三个首富的个人财富抵得上48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在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世界上13亿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甚至连清洁的饮用水都喝不上。最后，在全球竞争的压力下，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也不再随着人均资本拥有量的上升和技术的提高而增长，反而正在向贫穷国家的工资看齐。
事情就是这样有意思。一方面，有索洛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型告诉不发达国家，你们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缺乏资本和技术，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与我们发达国家无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们正在通过自由竞争垄断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剥夺不发达国家的资本，扼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和潜力。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萨缪尔森的科学精神特别欠缺。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部分，作为折衷主义者的萨氏还可以承认，市场经济将造成贫富不均；但在世界市场竞争上，萨氏却似乎根本看不到，贫穷国家正是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贫穷一极。相反，他还对贫穷国家进行文化上的妖魔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都对市场机制怀有敌意。市场上的企业竞争或追求利润的行为，往往与这些国家的传统做法、宗教信仰和既得利益相悖。”（P440）其实，在今天市场经济深入全球每一个穷乡僻壤的时代，各地的传统文化早已衰落。无论贫穷还是富裕，年轻一代都生活在市场经济中，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问题是发达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小化。这根本就是个利益问题，而不是什么文化问题。这根本就是萨氏代表市场竞争的胜利者对失败者进行智力和文化上的侮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谈论经济增长，实际上是要谈论竞争力的增强。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弱者要成为强者，需要有精神力量作支撑，即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作为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弱国要成为强国，同样也需要非市场手段的保护，需要支撑非市场手段的精神力量。这正是美国、日本、德国经济史告诉我们的故事。美国1807年的禁运，1861年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个关键转折点。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转折点。俾斯麦的铁血统治，更是德国技术力量迅速成长的转折点。关于这些故事，今天似乎被舆论所淡忘了。索洛式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故事大概根本就闻所未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