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遭际折射大时代的风云
张阿泉
上篇
熟悉钟叔河先生久矣，他著编的书，泉斋也搜存了许多，而互相通信则始于二○○三年左右。湖南民刊《书人》的执行编辑老萧（萧金鉴先生）是心热的人，曾搞到《钟叔河散文》和《偶然集》，请钟先生题签后，再挂寄给我。
二○○六年八月，第四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呼和浩特召开，我曾邀请钟先生参加，他因故未能到会。年会结束后，我托老萧把一大册《清泉》毛边线装合订本捎给了钟先生。
二○○七年十一月在江西南昌进贤参加第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期间，我在龚明德教授陪同下拜访了参会的钟先生，记得当晚钟先生正洗澡，我在大客房外套间等了许久，钟先生洗完出来后，像老朋友一样跟我打招呼，对坐茶聊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还在当天的日记中对谈话内容进行了记录。
在第五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开幕式上，龚明德教授曾即兴“说话”（不是“讲话”），大意是在我们中国民间读书界有两条著名的“右派之河”，一条是“流沙河”，一条是“钟叔河”，希望有机会实现“两河汇流”；还说，中国南北出版界有两位老出版家，凭着学识、良知和胆识创造出了独特的“个人现象”，即北方的“范用现象”和南方的“钟叔河现象”。
今年九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我也曾委托包头的冯传友兄找长沙老萧去念楼盛邀钟先生参会，以实现“两河汇流”的夙愿（因流沙河先生已破例应允参会，做漠北寻根之旅），但钟先生因登台阶时不慎跌跤摔伤了腿，行动不便，便又错过了来草原相聚的机会。
在鄂尔多斯，参会的老萧向我转述说，钟先生很想来参会，他对内蒙古很有一些情感联系。话说一九五七年，钟先生与妻子朱纯被双双打成右派，当时家中已有三女，朱纯又怀上了第四个孩子。经请求，朱纯不下乡去改造，而是留在城市自谋职业。一九五八年，钟家四女儿出生。到一九六○年全国过苦日子时，家中生活极端困难，只好忍痛把孩子送亲戚，后来孩子流落到长沙的保育院，而长沙方面又将大批孤儿转往呼和浩特方面的保育院，交由农牧民领养，钟家四女儿就被一户农民领养了。一九七九年落实政策后，钟家费尽周折才把四女儿从内蒙古找回。
中篇
一九六○年，内蒙古人民在政府主席乌兰夫的直接倡议下接受并养育了一大批来自南方的孤儿，这是一段悲壮凄婉的历史，也是极其动人的人间传奇，以致后来生发出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优秀文学、影视作品。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本马利原著的《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详细记述了一九六○年夏秋间来自上海、安徽、湖南、江苏各地保育院的三千多名孤儿从江南迁徙塞北、浩浩荡荡投入草原怀抱的史实。想不到钟先生与朱纯的四女儿，竟也是这“三千孤儿”中的一个。
内蒙古老作家敖德斯尔的女儿萨仁托娅（也是作家，现任内蒙古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对这段历史深有采访和研究，以此为题材创作过长篇小说《静静的艾敏河》（十六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曾在央视一套节目中播出）和纪实文学《国家的孩子》。
内蒙古作曲家杜兆植创作过数首深情优美的《摇篮曲》，其灵感就来自草原深处马背上的摇篮，特别是睡过“南方来的孤儿”的摇篮。杜老师曾告诉我，当年运送到草原的孤儿中，有一个孩子病馁而死，工作人员要马上埋，一位蒙古族老阿妈不让，说这孩子走了这么遥远的路，还没有睡过我们蒙古人的摇篮啊，怎么能埋呢！硬是把这个死去的孩子放在摇篮里安睡了几天才葬掉。
今年九月底，我从插架找出马利原著《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一书，仔细翻阅，希望发现一些与钟先生四女儿有关的信息，终于找到了一段“最接近”的记述文字，叫《常鲜鲜的故事》，是作者对当年呼和浩特某孤儿院保育员马玉珍的采访实录。
据马玉珍讲，在她接触的大量孤儿中，常鲜鲜是唯一找到亲生父母的一个（更准确地说，是唯一被亲生父母找到的一个）。当年收养常鲜鲜的是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中后河乡东后河行政村南后河自然村的清贫单身农民常栽根，父女俩靠劳动谋生。因为孩子长得聪明水灵，常栽根就为她取名为“鲜鲜”。
二十年后，常鲜鲜的生身父母找上门来了。原来，常鲜鲜的亲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年一起被打成“右派”，孩子生下后实在没法养，只好托付给孩子的姑姑，姑姑家的孩子也不少，但对侄女还是好的。可是不久，三年困难时期到了，孩子们饿得皮包骨，没办法，只好把侄女送到孤儿院里去。就这样，这个幼小无助的孩子从温暖的南国浪迹荒凉的北疆，辗转到了内蒙古农民常栽根家。一九七九年，亲生父母落实了政策，便又想到了可怜的女儿，孩子的姑姑揣着照片来呼和浩特寻亲，七找八找就打听到了常栽根家里。在呼和浩特火车站，“右派夫妇”终于见到了失散多年的骨肉，三个人抱头痛哭。
常鲜鲜的生父流着泪，紧握着面前这个憨厚农民的手，说：“女儿是你养大的，她就是你的亲女儿！”常栽根虽心如刀割，但还是擦着眼泪说：“人都是父母养，将心比心都一样，你们找到女儿，我也高兴啊。”
按照当时的政策，常鲜鲜与丈夫跟了生父，随父母一起回了湖南。
孤儿常鲜鲜的背景信息，与钟先生四女儿的情况几乎完全吻合。
下篇
最近，经老萧向钟先生核实，这个孤儿常鲜鲜，正是钟先生“遗失北地二十载”的四女儿。常鲜鲜回湖南后，改名叫“钟鲜鲜”，在《湖南日报》老干办工作。
钟鲜鲜极重感情，时时思念养父。参加工作后，每年都把养父常栽根接到长沙住一段时间再送回来（常栽根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一年一次往返，直到养父去世。钟鲜鲜回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中后河乡东后河行政村南后河自然村给养父送终时，哭得跟泪人一样。
不能设想，当钟鲜鲜还是常鲜鲜的时候，作为完全脱离亲人护佑的一个孤儿，千里随风漂泊，她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最基层的小乡村生活的二十年，在天苍地黄的空旷里，在低矮土房屋檐下、烟火灶台边和耕种田垅旁，是怎样与养父相依为命？经历过多少艰辛、孤独、幸福和希望？也不能设想，在与亲生女儿离散的二十年，钟叔河、朱纯夫妇苦熬了多少混合着疼痛、思念、愧疚和惆怅的反侧不眠之夜？真的不能设想。
“反右斗争”和“孤儿流迁”这两大社会事件，竟这样集中、典型地体现在湖南长沙的一户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中，小人物的遭际折射出了大时代的风云。古语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概此之谓也。小到三两人，中到一城一域，大到一个国家，其实都深具“江湖”的内涵和性质。
昨日收到钟先生挂寄来的新著《青灯集》，在该书前勒口“钟叔河”简介中有这样平静的白描：“湖南平江人，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九年十八岁起当编辑，一九五七年后干过搬运、绘图、裱糊和种茶等事，劳作而不废读书，至一九七九年又重新当编辑，直到离休。”
查资讯可知，流沙河先生也生于一九三一年，与钟叔河同龄，人生经历更是惊人地一致，包括“劳作而不废读书”这一习惯。
“苦难的历程”打磨和筛选出了两位“以河为名”的大读书家，这是中国读书界“不幸中的幸事”，但这种“幸事”是哀大于乐、悲欣交集、难以言说的。
在《青灯集》扉页，有如下题签：“张阿泉先生：谢谢你托萧金鉴先生赠予的新书和《清泉部落》合订本。虽然少有联系，对于你的文字和工作，远方的我一直是佩服的。钟叔河，二○○九年九月十八日，于长沙念楼。”
自去年买到北岛著随笔集《青灯》后，就渴念买到钟先生的这本《青灯集》了，但寻了许久也未寻到，现一朝得作者亲赠，兼有这样以题代信、充满鼓励的跋语手泽，内心不免大喜悦。我想，遭际也罢，风云也罢，“青灯黄卷”总是天下书房最该坚守的胜景，“劳作而不废读书”总是草根平民最该秉持的“精神文明理念”，流沙河、钟叔河两先生都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我们后辈读书人也应该这样去做。
二○○九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动笔，十月十五日深夜续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