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雨60年
60年前，中国一片混乱，满目疮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几乎没有人认为新中国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从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到南部边境，日本侵略和占领的破坏性影响历历在目；即使是苏联，对未来中国能否自立也信心不大，对毛泽东古怪的、个人化的领导风格亦不太欣赏；英国和法国似乎依然打算维持他们在香港和东南亚的经济利益；朝鲜半岛分裂而不稳定；西藏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中国国民党军队正在台湾巩固其反共基地；美国虽然名义上对中国旷日持久的内战保持中立，但随着中共加强了对近6亿人口的控制，美国显然已对中国建立可行的民主架构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幻想。
在上述种种情况下，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仍然能够在随后的60年一直控制权力，这一事实是有史以来最不可能发生的政治奇迹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毛泽东在这一政治奇迹中所发挥的作用。毛泽东凭着他的执拗及其显然不可动摇的意识形态自信，能够一再迫使其政治盟友和数亿国民跟随他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抗美援朝；发动大批判运动，无情地摧毁中国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精英；强制没收土地并进行再分配；驯服所有的工会；对中国大陆的海内外投资和资产实行国有化；在全国范围内整肃或审查新闻机构和其它媒体；在各级学校里培养意识形态上的顺从意识；利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政治目的；在农村土地所有制、用工制度和市场体系中推行集体化。
上世纪50年代末，当毛泽东强制推行完全不可行的农业耕作方式（密植、不断深耕、减少草地、屠杀牲畜、取消自留地）时，中国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饥荒之一。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有了某种复苏，毛泽东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目的是消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所有痕迹，同时也要彻底改造那种文化的活着的拥护者，不管他们是中共官员、艺术家、教师、长者，还是学童。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许多此类政策仍然在执行，而纠正那些最恶劣的做法，往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然而，把那段动荡岁月仅仅看成是邓小平时代到来之前的一段恐怖期，也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邓小平作为一个小心翼翼、卓有成效的中共党务大管家，毕竟与毛泽东并肩工作了几十年。邓小平肯定不是自由的天生热爱者，更谈不上是多元化的坚定信仰者。如果说他愿意容忍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期间艺术和文学的新表达形式，那么，当他感到社会秩序受到威胁时，他也同样愿意为那段表达相对自由的时期画上句号。
10年后，当邓小平感到天安门示威的气氛正向批评党、甚至在工人和北京普通市民中催生反叛情绪的方向转变时，他便毫不迟疑地动用了军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邓小平可能也在内心里觉得此类武力镇压不是正确的应对办法。就像毛泽东甚至会整肃身边资历最老的同事（一度也曾包括邓小平）一样，邓小平自己也整肃了其钦点的接班人，因为他挑选的接班人虽然成功引导中国经济走上了市场化的新道路，却在镇压动乱时表现软弱。后来，虽然邓小平仍被视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他却把国家和党的日常运作交给了那些知名度相对不高、也没有经过考验的党内政治盟友。
1997年，93岁高龄的邓小平逝世。自那以来，中国便一直由人数剧减的中共高层幕后操控，他们再达成共识，从中共官僚机构中挑选少数可靠人物在前台公开掌权：目前两位公开露面最多的这类可靠人物，一个是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另一个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这两个人及其前台同僚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都出生在中共掌权之前国共内战的最后几年；都受过良好教育和栽培，但他们的所谓“革命经历”也仅仅限于他们在大跃进时期的集体化经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经历，以及在党校上的课。无论如何，他们将在2012年退休，把领导火炬传递给60来岁的新一代，而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所经历过的社会动荡就更少了。
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来说，毛泽东时代早已远去。在他们进一步探寻中国早期历史真相、思考独立司法体系的可能性、放眼全球寻找新资源、筹划中国最佳投资战略、估算建立新式海军的成本时，他们基本上不能指望毛泽东思想的“导航”。
译者/何黎
注：本文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史特林讲座荣誉退休教授，著有新书《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
出处：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156?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