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这本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媒体如今面临着巨变的可能，“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和她的团队在和杂志唯一股东联办谈判未果后很可能会集体出走，如果我们说财经杂志是“一个的人的杂志”，这个人非胡舒立莫属，她如果离开，不可想象这本杂志的未来将会变得如何，我们是否还能看到一本“独立、独到、公正、客观”的财经媒体？

　　今天另外一条重大的财经新闻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奖的黑马成色进行到底，把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奥斯特罗姆和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威廉姆森，以表示对她们两位在经济治理方面做的贡献。

　　凭着之前学的一点经济学知识，我想到了几个与这两位所研究的经济学领域相关的专业词语，如“公地悲剧”、“路径依赖”“制度安排”“科斯定理”“交易费用”“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等。

　　这每个词和术语背后都有简单而又深奥的经济学道理，我们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比如收费的厕所为什么比免费的更干净？自己家后院的那棵枣树为什么比公家的那棵长的好？稍微专业点的问题如，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为什么私营企业一般比过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股东、管理层产权清晰、激励到位的企业为什么比那些产权不清晰，激励不到位的企业竞争能力更强，管理层更稳定？为什么要实行MBO？等等。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两位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成果得以解释或解决。

　　   其实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有着深层的联系，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来解释《财经》杂志今天的乱局。《财经》杂志大股东是联办，他们委托胡舒立来经营管理这份杂志，但这个团队并不拿股权，而分红可能也不会太多(剩余价值索取权)，这样就存在着激励不单位的问题，就会导致“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问题。

　　而事实上联办也不是最终股东，只是国有股东的代表，再推一下，其实国有股是人民的，国家也只是代理人民来管理这些资产。这就存在我们说的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而层层的代理就导致了代理者对资产关心度的降低，“出资人缺位”，最终导致经营不善，甚至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国有企业中大量存在。

　　《财经》杂志经营那么好，管理层却不具有股权，没有超额价值的“剩余索取权”，也不具有完全的决策权，当名义股东和管理层经营理念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管理层的集体出走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为解决财经杂志的目前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即让管理层持股(MBO)，让他们在拿工资的同时，也获得利益的分红，获得超额价值索取权，给他们充分的决策权，让他们像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经营大股东的企业，这样才能达到足够的激励。

　　当然，财经杂志的问题可能更复杂，理论可能难以解决，但是这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我想未来如果胡舒立再创业，她和她的核心团队，一定会持股。附：《华尔街日报》关于《财经》杂志人事地震的报道

　　中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出版物《财经》杂志经营团队高层集体辞职，令该杂志前景及其编辑锐意进取、重塑中国新闻行业的努力面临更多疑问。据公司员工及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大规模辞职的起因是以总编辑胡舒立为首的《财经》员工和出版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SEEC）在从商业策略到编辑理念等诸多方面意见失合。

　　知情人士说，胡舒立目前正在和SEEC进行谈判，以期争取到对该杂志未来更大的控制权，但她有可能很快辞职，并可能引爆另一波以编辑团队为主的辞职风潮。一位知情者形容她和SEEC之间的谈判一点也不顺利。

　　知情者说，《财经》杂志逾百名经营团队成员中约有三分之二在十一国庆节前夕递交了辞呈。

　　胡舒立拒绝就此置评。记者未能联络到联办管理人士。《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周一报导了这一集体辞职事件。

　　《财经》此次人事地震的爆发正值中国传媒业在商业领域经历振荡之时，同时互联网也在挑战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媒体领域变得更具市场导向性，即各家出版商为赢得读者的垂青而展开竞争，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向大型国有媒体机构注入资金，推动其扩张。

　　在媒体这一由政府主导的领域中，《财经》一直在探视政府底线，它所拥有的高度独立性非常罕见。胡舒立在1998年时创办了这份杂志，由于它发表了一些调查性报道和有时可能质疑官方观点的经济社会评论而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事实证明，这一商业模式在吸引广告客户方面是成功的，并为管理其广告业务的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eec Media Group Ltd.)带来了快速的收入增长。财讯传媒是联办旗下企业，在香港上市。

　　胡舒立是一位曾在国有媒体打拼多年的资深人士，人们普遍认为她非常擅长揭发丑闻但又不至于像其他媒体那样被新闻检查部门处置，尽管在过去几年中《财经》也有几期杂志被政府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