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则新闻,引发一些想法。
一、高盛关于中国储蓄率的报告
路透10月16日讯,高盛发布最新报告预计在2015年前,中国储蓄率将降低5个百分点,在2015-2025年期间则再降12个百分点。高盛的测算显示,中国2007年的储蓄率达51%,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公司和政府储蓄的增速快于家庭储蓄,前者占自1996年以来全部储蓄增长的80%。
高盛认为,长期来看储蓄率会降低,主要因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保体系过渡的影响逐渐消退,且家庭持有的资产增加。这一进程亦将可能在未来5-15年受益于自然发展趋势,即更少的人存款,更倾向于使用信用卡,以及较低的投资增速。
"长期来看,中国的储蓄率很可能降低。我们预计到2015年前,储蓄占GDP的比重将降低五个百分点,在2015-2025年期间则再降低12个百分点。"报告称。
报告认为,这一预测对消费有正面影响,预计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35%上升到2015年的43%和2025年的55%。
报告提到,储蓄率的高速增长一度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平稳增长,但这也表明中国一直缺乏最终消费,而高度依赖投资及出口导向的增长。但长远看,高储蓄率很可能成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障碍。因此,降低储蓄率对中国自己来说也是好事。
二、FT中国农村金融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观点,表示“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服务不足问题还十分突出,在偏远乡镇层面反映的更为明显。”目标是在每一个乡镇提供金融服务。中国有3.5万个乡和乡级行政区,每个行政区有大约2万居民。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表示,该行有意增加农村服务,尤其是向小企业和从事农业复垦工程的农民提供贷款。
对中国各银行来说,这是一项革命性的转变,因为这些银行以前专注于大规模的放贷。郭树清介绍说,建行和中国其它大型国有银行正在培训员工,并调整自己的服务,以更多地照顾中小企业和农村借贷者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北京方面政策指令做出的回应。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截至6月底,中国仍有近3000个乡镇没有银行网点,其中四分之一没有任何金融服务。
根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进行粗略计算后显示,中国有6000万人难以得到银行服务,其中1500万人得不到任何金融服务。
“即使那些已经被金融服务覆盖的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当地金融服务的充分性和满足度参差不齐,整体水平不高,当地群众难以方便地享受到基础性金融服务,”刘明康表示。
刘明康强调指出,有必要向农村及乡镇地区提供创新产品,称中国将推广不需抵押担保的农村小额贷款,扩大银行卡服务,以及推广以林权、渔权等多种权利抵押的农村贷款。
三、金融开放的新窗口
2009年10月4日上午,步行在广州番禺石基村,见农村合作信用合作社门口排起长龙。我问我哥,这是为何?哥回答,这是在本地打工的农民工汇钱回乡下,几乎每到周末这里都会排起长龙,平均每个人得排上2-3个小时才能轮到他们。
10月6日,回到北京,平静压尾十一长假,因为许多人,都成群结队的外出旅游了。10月10日,商务部公布今年长假(10月1日-10月8日)全国实现零售额为5700亿元,日均零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18%左右,实现长假消费井喷。
10月15日,办理个人第三张信用卡。与同事聊天,做个简单调查,发现我身边的他们,人均持卡(信用卡)数2张,其中,睡眠卡1张。10月19日,《中国金融》刊“央行支付结算司:银行卡市场特点问题和方向”,表示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卡存现为8.6亿笔、8.1万亿元,取现为20.6亿笔、8.58万亿元,消费交易为7.47亿笔、1.22万亿元,存、取现业务占比高,笔数和金额在整个银行卡中分别占68%和49%。消费交易占比17.4%和3.6%,虽然不高,但增速很快,同比增速达35%和48%,远高于同期银行卡总业务笔数和金额19%和10%的增速。
一种态势明显,只要给予足够的金融服务和消费环境,中国能逐步实现以最终消费来支撑高速的经济增长,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也必然下滑。
农村亦是如此,中国经济发展至今,题目的题干已然发生变化,中国金融发展需转入农村金融服务“填空”,而且这个空当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其中,题中之义,如农村金融对于农村产业化经营实现产业升级和农民增收,农村金融对于发展三农保险降低医疗养老顾虑,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支出,都不言而喻。
四、任重道远慎重缓行
农村金融服务,从基础金融服务的缺乏到刘明康表示的无担保与抵押小额贷款转变,似乎需要一个过渡,非能一蹴而就。而且,痼疾不可掩饰,前驱的农村金融试验仍有许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地方,比如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不抵债和效率低下。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资本与商业银行的介入农村路径需要区别对待和选择。
上个世纪90年代,茅于轼做农村小额贷款公司试验,获得区域性的成功,2006年,格莱珉银行以及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因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而名声鹊起,引起中国同业的争先报道和效仿。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地域辽阔,农村分布极度分散,区域特点明显、差异颇大,且都面临着政府管制太严,农村资本进入门槛和成本过高的问题。
在北京,得政策先机,民间资本能够以较低门槛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与国有资本分一杯羹,且进入主体和模式多样化,如农信社、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中小信贷公司和担保公司。这也因北京原以相对完备的金融体系和农村经济的相对发达有关。但如果换在了中部的长沙、郑州,西部的西宁、西安,农村金融开放的模式是否就能简单的以统一套路而行?
其实,经验总能总结,在国内,资本介入农村金融市场已呈现三种路径选择:直接进人、间接进入、中介主导进入。
直接进入可以是商业银行直接设立分支机构或全资子公司,参与到农村金融的整个过程中,从贷款服务的设计、申贷项目的筛选、资金的发放到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贷出资金的回收都由商业银行自己完成。也可以发起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企业+自然人)。间接进入是指商业银行与现已存在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如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信贷组织等 )合作,通过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将资金贷给农村经济主体,间接地为农村经济主体提供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如外包零售、批发贷款。中介主导进入则是指非银行金融中介或机构通过提供担保等方式帮助农村经济主体取得商业银行贷款,实现利润的共享和风险的分散。
储蓄率与农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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