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化
15.1 科学技术:现代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传说三千多年前，耶路撒冷的所罗门大教堂竣工时，国王在庆祝宴会上问谁是教堂的主要建筑师，瓦工说教堂是他们一石一瓦地建起来的，木匠说主要是靠他们用木料建造的，土工说是因为自己挖好了地基才能造出大教堂。国王不满意，就询问他们使用的工具是谁造的，他们一致回答说是铁匠。于是国王为铁匠敬酒，说铁匠才是教堂的主要建造者。
也许这位国王的作法不是人人都接受，他也追询得太深了点，他在寻找社会生产工具的制造者，而不仅是教堂的建造者了。但这是一位有思想的国王，他考虑的问题已经超过了修建教堂本身的意义。如果对铁匠继续追问，是谁发明了炼铁和用铁的方法?再问其它财富是谁创造的?那么我们回得到这样的答案:人类的财富的第一创造者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建造人类文明的首功就归于他们。
象这样聪明的国王太少了，以致于史家往往把金戈铁马、百万雄师、政治阴谋和统治技术等等东西编串起来，似乎历史不过就是斯人斯事。经济学家有一些进步，认为人类的大教堂就是土工、木工和瓦工建造的，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位国王的思维水平，没有追寻到铁匠，以及铁匠背后的建造者。
以17世纪的牛顿和18世纪的瓦特为代表的科学家发明家，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牛顿体系的核心是质量与力，它在产业领域的映射为实物与能量，这也是工业社会的物理特征。实物-能量体系早年以钢铁-煤炭为骨架，后来发展为钢铁-石油体系。它在能源与矿产中心建立采掘和冶炼工业，在临近市场或者交通方便的地方建立起专业化分工的加工工业，通过河流、公路、铁路、海洋运输，把原料、产品、半成品和整个工业制度扩散到全世界;工业时代的产业阶级是组织和实施实物-能量生产的人们;生产中利用矿物能量代替人的体力，从依赖个人体力向依赖技艺发展;利用个人技艺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专业化分工，而降低对个人技艺依赖的方法是发展机器加工业和实施标准化。
牛顿完成科学革命的同时，他的朋友洛克完成了一场思想革命，确立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基础。
1765年，瓦特正在研究改进纽可门蒸汽机，英国发布了对破坏机械和工厂者处死刑的法令，工业生产开始受到国家的政治保护。
1772年，法国大百科全书完成，一大帮启蒙思想家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这部21卷的巨著，为工业社会建立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1776年是伟大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瓦特的蒸汽机初步成功，提供了工业社会必需的物理力量;杰弗逊在北美宣布了《独立宣言》，这是工业社会的政治宣言;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物质-能量产业体系奠定经济理论基础，人们把它称为经济领域里的独立宣言;同年边沁发表了《政府论》。
在自由平等新思想武装下，法国爆发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了《人权宣言》，新的政治历史时代开始。
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汽机为标志的纺织工业革命，促进了煤炭、钢铁、机械加工工业的大发展，结果形成了第二部类(生产资料)产业的核心;实物原料和实物产品的运输，促进了运输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又扩大了市场，不断为工业社会拓开新的天地;电力技术使资本主义告别了充满煤炭粉尘的旧时期，而且孕育着20世纪的新产业;由于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等等科学家和发明家的贡献，导致了化学工业诞生;关于内燃机的科研与发明使石油在产业和国际政治中崭露头角。1885年，德国人戴勒姆研制出第一台四冲程的内燃机，本茨则把一台0.8马力的发动机装在三轮车上，得到了每小时18公里的速度。20世纪中石油成为主要的产业能源;大机器生产首先淘汰了工场作坊，接下来又用机器、化肥与农药把传统农业改造为机器农业。
20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信息社会，起源于认识物质世界的认知革命，它建立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基础之上。信息产业的核心是电子-电磁波技术。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和狄拉克等科学家是这场科学革命的主角，他们重审了空间、时间、质量、能量、连续性等基本物理概念，描述了电磁波和微观物质世界新图像。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大量创新者的卓绝努力，发明了许多新机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和新材料;智能机器延伸了感官和大脑的功能，代替人们监督和控制生产过程;电磁波则把全世界连成一个文化、资源和产业整体。在这一个时代，用列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1906-,1973年诺贝尔经学奖得主之一)的术语，科学技术积累已成为一种“技术混合体”。这个技术混合体作用于生产对象，把知识的功能与价值转移到产品和服务之中。知识开始超过实物，成为产品价值构成的主要部分。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长，20世纪初期这个比例为为5-20%，70年代超过50%，现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3/4来自科学技术进步。前一代产业的“骄子”──汽车，现在已经包含了几千个专利，越来越多地依赖计算机控制、检测，甚至采用卫星导航系统，变成了高科技产品;而现代产业的“宠儿”电脑几乎完全就是一个知识集合体。顺便说一句，如果我们的汽车产业知识含量不够，缺乏创新机制，整个产业很快将会陷入绝境，无论投资多少也不能挽救。
通过理解世界而确立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在大自然的基础上搭起了文明的舞台，社会政治制度只能在这个确定的舞台上进行有限的表演。至于政治变革，如果它有利于广泛增进社会的创新能力，能够为新的科学-技术-产业体系开辟道路，那么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否则其积极意义就非常有限。在相反的实例中还可以发现，频繁的政治斗争(或者政治革命)甚至会消解人们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的努力，不但不能促进文明发展，还可能破坏现存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革命相比较，王朝兴替、君主更迭、禅让征诛及其一般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只具有从属的地位。
20世纪初，乌兹别克一位土著民族领袖劝告他的人民求助于科学，他说:“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居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的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洲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他告诉同胞说，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我看，他甚至比文明世界的许多“大人物”更理解这个时代。
15.2 产业转变
17世纪，世界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20世纪中叶，世界开始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
1992年，微软(MicroSoft)公司总裁盖茨(Bill Gates)以个人财产65亿美元荣登美国亿万富翁榜首，1994年以82亿美元再次位居榜首。人们认为盖茨创造了三个奇迹:
1.美国最年青的首富(当时36岁)。
在最短的时间内致富。盖茨19岁开始写软件，1975年4月4日正式创办微软公司。1981年6月25日微软转为股份有限公司。盖茨用了十几年时间，成为美国首富。在此以前，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2.第一个经营知识产业的首富。盖茨的产品不是石油、钢材、也不是土地，甚至根本没有实物，生产的是知识符号，销售的也是知识符号，全部价值都来自知识和符号。
3.盖茨的成功是新旧产业体系转变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符号产业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实物产业。
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是19世纪第一流的工业州，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升到光辉的顶点。宾州西部盛产烟煤、铁矿石和石灰石，是发展实物-能量产业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宾州人曾经谱写了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录。这里出了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金融巨子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1837-1913)、“世界最伟大推销员”施瓦布(Charles Michael Schwab，1862-1939)、煤炭大王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1849-1919)，个个掷地作金石之声。宾州打出过世界第一眼石油喷井，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1855-1937)家族在这里创立了最早的石油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铁路企业……
实物-能量产业体系的成功却使宾州丧失了不懈追求知识的精神，缺乏远见，在20世纪中对发展最快的新兴产业投资不足，工厂设备老化，就业率长期下降，人口减少，80年代陷入了经济困境。
德国钢铁大王克虏伯(Krupp，1787-1826)开创的事业，20世纪上半叶还是德国最富有的企业，克虏伯家族拥有造船、汽车制造等产业。可是到了70年代，这个家族企业已经半死不活，廉价卖给了伊朗国王。
在这个时代，加利福尼亚却跟上了历史的步伐。
1885年，美国铁路大王利兰.斯坦福(Amasa Leland Stanford，1824-1893)为寄托晚年丧子的悲哀，出资250万美金，在帕洛阿尔托一块8万公顷的土地上，创办了小利兰.斯坦福大学。20世纪初期，斯坦福大学成为电子学研究方面的世界中心。这里培养出了硅谷电子产业的领袖人物，在这里发源的电子产业改变了20世纪的面貌，为它自己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加州现在拥有世界领先的电子和生物科学，是高技术产业最重要的发祥地，是20世纪的佛罗伦萨。
前苏联从三十年代斯大林掌权开始，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和能源体系。它拥有面积最广大的国土(22402200平方公里);苏联的泰加森林区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1/3;水电资源居世界第一；80年代初探名石油储量862亿吨，居世界第三位;天然气储量1160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一。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1985年苏联石油产量高达43·7亿桶(当年美国产油38·6亿桶，沙特阿拉伯位居第三，12·4亿桶);苏联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产钢国，1983年全世界铁矿石总产量74610万吨，其中苏联占24518万吨，1985年全世界钢产量71740万万吨，苏联占了15450万吨。这些重要的实物生产指标都居于世界首位。美国国力研究专家克莱茵70年代初测算，苏联综合国力评分为458分，远远高于美国的304分。不管这个标准是否人人赞同，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却为世所公认。
这个物质资源富足、国土广袤、武力强盛的大国，在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却搭错了车。它继续依恃物质-能量体系的钢铁-石油产业，坚持大炮优先政策，没有努力发展电子-电磁波产业体系。在十几年时间中，几乎比西方落后了整整一个科学技术时代，相对国力迅速下降。最后，没有受到任何物质力量的打击，没有受到任何“武器的批判”，这个超级大国土崩瓦解。苏联解体是两大文明体系转变的国际政治表现，它标志着石油-钢铁体系被电子-电磁波体系击溃，也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实验彻底失败。
日本是发展知识产业的胜利者。日本能源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国外，其中石油几乎百分之百，天然气百分之九十，煤炭百分之八十几依赖进口，黑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自给率也极低。从物质-能量体系的标准衡量，这个岛国先天不足，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在二战之后居然高速度成长起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巨人。日本发展起来的原因可以总结很多条，但是恐怕最核心的因素只有一条，而且几乎不是秘密:新技术革命刚起于青萍之末时，日本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就相信知识将变得比物质和资本更重要，他们相信决定未来前景的不是钢铁、石油，也不是汽车，而是计算机和通讯，于是他们全力以赴地发展信息和知识产业，搭上了新技术革命的第一班车，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
15.3 创新经济与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实物-能量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技术经济概念。E.鲁宾逊曾经举例说明规模经济的技术-经济意义。使一个容器的长、宽、高都增大一倍，容器的容积将增加为8倍，效用是按立方关系增加，而它消耗的材料只增加4倍，按平方关系增加;在既定航速下大船只用较少的吨马力就可以开动，或者说在相同马力的情况下，大船的吨航速将快于小船。
对于重复生产相同的实物产品，其重复产量越大，摊销在每个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越低;这种效用-成本关系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原则:增大生产规模能够降低每单位产品的成本，即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这就是规模经济的意义。
规模经济概念在操作中还意味着工业资本的投入量越来越大和投资起点不断提高，大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益，而小企业很难存活，这就是说企业规模也出现了“马太效应”。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就已经宣称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结束，似乎世界经济将被规模愈益庞大的恐龙企业所统治。
20世纪兴起的高技术产业却用创新经济对规模经济的统治地位提出了挑战。
把比重不同的砷和镓两种元素混合在一起，加高温熔化，然后在均匀混合的状态下冷却，可以获得砷化镓单晶。用砷化镓单晶制造的半导体元件，电子迁移速度比硅半导体高许多倍。但是由于受到地球重力影响，很难制造出均匀的单晶体，如果在失重状态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这一困难。查德.兰德鲁夫，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在重力极小的宇宙条件下生产砷化镓单晶。1979年他成立了MRA(微小动力公司)，一方面他以每年25万美元的高薪，拉精通砷化镓制造方法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H.盖托斯为公司技术顾问，另一方面，他又到美国航空航天局当说客，希望利用航天飞机来生产砷化镓。在航天飞机开始发射的两年以前，他就宣传宇宙工厂的设想，可是人家并不热心于这种异想天开的故事，没有人理睬他。兰德鲁夫并不放弃，坚持说了3年，居然说得石点头，天雨花。航空航天局最后给了他一个极为优厚的待遇，允许他在3年内可以把设备安装在航天飞机上面，免费搭乘航天飞机进行实验。
这种游说本事不亚于苏秦张仪!兰德鲁夫利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给予的特权，在航天飞机上进行了7次免费实验，终于获得成功。从1989起MRA按规定向航空航天局缴费，在航天飞机上进行砷化镓的商业生产。一个个人创意，一个空头公司，把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与航空航天局的设备利用权组合起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
1976年，两位二十几岁的计算机迷，花了1300美元在硅谷举义，打出了苹果计算机公司的旗帜。苹果公司起事之时，创立于1911年的蓝色巨人IBM已经是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幸福五百家》中派名第10位，主宰着大型计算机市场。IBM不相信这种电脑──一个没有支架的小东西会成功，更没有预料到这种产品有可能进入普通办公室、家庭和商店，并成为增长最快的新产业。这种思路也算不错，电脑是机器世界中真正的贵族，怎么可能人人都封上爵位?
1977年度，苹果公司销售额为250万美元，1978年为1500万美元，1979年7000万美元，1980年1.17亿美元，1981年3.35亿美元，1982年达到5.83亿美元，进入《幸福五百家》。这种发展速度在美国也算破天荒第一次。
1980苹果公司股票上市，每股22美元，不久攀升到60美元，最高达到63美元。制造微电脑的厂家蜂涌而起，1981年达到51家，个人电脑市场达到10亿美元以上。这个发疯似的成长速度终于惊醒了蓝色巨人。1980年，IBM成立了叫做“BOAC RATON”的微型电脑专家小组，由Estridge领头。他们躲在纽约一个改装过的仓库里秘密工作，在一年中不休假，每周工作80至100个小时。他们自称具有“斯巴达精神”。1981年8月，大功告成，IBM正式向市场投放IBM/PC个人电脑。IBM公司规模宏大，实力雄厚，自然出手不凡。IBM/PC机选用英特尔公司的16位微处理器INTEL8086作为CPU，考虑到与8位机兼容问题，同时还推出准16位机，以INTEL8088作为CPU，在功能上大大超过用8位微处理器莫托罗拉6502作CPU的苹果机。1981年，苹果电脑销售15万部，IBM销售微电脑不到2万部，但是IBM销售量直线上升，82年IBM/PC机销售18万部，83年达到60万部。一些小电脑公司承受不起这种压力，垮掉了。苹果公司的股票也从高峰的63美元跌到24美元。IBM一举而遮了半边天，并形成了个人计算机的产业标准。
面对IBM巨大规模的压力，苹果公司用不断的创新予以反击。1983年苹果公司推出莉萨(Apple Lisa)机，该机采用了一个新概念产品:鼠标。鼠标创意来自施乐(Xerox)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它是作为一种绘图工具而构想出来的。由于鼠标需要全面的软件支持，在“莉萨”机之前它没有在5万美元以下的机器中安装过。1979年乔布斯参观了PARC，对它的许多创意印象非常深刻。回到公司后，乔布斯着手研究将其用于微机系统。苹果公司首先把鼠标装上微机，应用在计算机的一般操作过程之中。鼠标改善了用户界面，许多讨厌的键盘输入现在用鼠标“点”一下完成了。使用鼠标是微机技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IBM不甘示弱，迅速跟进，很快也为PC系列机配上鼠标。此后几年中，IBM成了微机市场的霸主。
苹果公司再次用重大创新反击IBM。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Macintosh系列机，采用了GUI(用户图形界面)，并进一步发展到多媒体技术，使计算机成为能处理符号、图像、声音信号的设备，创造了新一代文化工具。在这个领域，苹果公司足足比IBM公司领先6年时间。多媒体现在已经成为计算机产业中进展最快的方向，而Mac系列机则确立了唯一能与IBM系列机抗衡的地位。
IBM自恃巨大的规模，制订技术路线时出了差错，到1992年亏损50亿美元，刷新了美国历史上的企业亏损记录，93年更把这个记录提高到80多亿美元。
这是创新经济与规模经济对抗并获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例子在高技术领域可以说遍地都是。
1968年，罗伯特.诺伊斯辞去费尔柴尔德(仙童)公司总经理职位，与戈登.摩尔、安迪格罗夫一起创建INTEL公司。诺伊斯去拜访一位风险资本家，以便弄点钱创办新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只花了5分钟就筹集到了足够的创建资金。1968年底，INTEL公司只有12个人。1969年春天，INTEL公司成立一周年，并且生产出第一批存储器时，也只有18个人。1969年，INTEL开始设计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1971年面世，1972年宣布将推出8位微处理器8008，这个极小的公司当时就被评论家评价为“全美最重要的公司”。人们没有看错，从1974年INTEL8008推出以后，INTEL系列推出了8086/8088、80286/80186、80386、80486以及奔腾(P5、P6)系列微处理器。不过二十多年时间，INTEL从三几个人的小公司发展到主导CPU市场的关键性公司，把微处理器集成度从2300提高到550万，计算速度提高到每秒钟1亿条指令以上。论及贡献，即使把INTEL看作是70年代以来全世界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也不过分。
实物产业是“面”上的产业，必须进行社会化大规模生产，造出大量物质产品才能占领市场。对比起来，知识产业却是一种“点”上的产业。一点知识优势，甚至一个人的优势，就可能覆盖世界市场，其产业效率异常之高。
这个性质很重要，也很好用。譬如象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要想在各方面都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恕我直说，那根本不可能。不过在偌大的中国，有很多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总会有个别人、个别企业、个别技术在世界上领先，如果努力发挥他们在“点”上的知识优势，使之转变为覆盖世界的产业优势，那就是巨大的成功。应该说，最有效的产业政策之一就是培育出越来越多的“优势点”，并由此推动整个产业体系发展。
在美国大约有65%的新发明，是由一些小公司做出来的，这些“突起”的公司已经成为创新的主力。他们可能就靠一个两个脑袋，靠脑袋里那么一点创意，以点盖面，占领世界市场。
规模经济与创新经济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前者市场竞争的胜负取决于生产线上的劳动生产率，而后者的竞争胜负取决于头脑中的新概念和实验室里的新发明，在极端的情形下，不用上市场就已经判决胜负了。
日本自1967年起开始研制高清晰度电视(HDTV)，投入了近100亿美元，这项研究一直被日本视为工业水平的骄傲。1986年6月，日本人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公布了研究成果，并且提出希望以自己研制的制式作为世界HDTV标准，希图占领下一代电子产业最大的市场。
欧美研制高清晰度电视起步稍晚，但是一开始就瞄准数值电视，技术档次更高。1990年，国际仪器总部确定数值电视为未来电视机的技术标准，欧美立即响应赞同。其中，尤以美国的研制水平更为领先，美国就此控制了下一代产业的制高点。日本邮电部1994年正式宣布放弃HDTV计划。就日本来说，HDTV计划可以说是卧薪尝胆，二十年生聚，原指望大会诸侯，称霸天下，结果尚未实地交兵，就已经自认失败，退出战场了。其伤痛可想而知!正好应孙武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实验室中已经判定竞争胜负，产品根本没有上生产线，此时无论多大的经济规模也无济于事。那么是谁在进行产业竞争并且决定了竞争成败?是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企业家，他们是创新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者。他们只生产蓝图产品(当然包括实验产品)，没有生产实际商品，但是他们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决定了竞争的成败。
硅谷的研究者发现，由于美国和日本的制造技术已经难分高低，美国半导体产业剩下的优势就保持在复杂芯片的设计工作和软件产业方面，他们建议把重点放在这方面，继续保持优势。这些事例在反复教训我们，产业的重心已经明显前移，从生产移到了设计、科研阶段，这是创新经济的重要特点。现在，韩国的半导体工艺水平已经不亚于美国和日本，如果再能拥有高水平的芯片设计技术，那么半导体产业的格局就会出现大的变化了。
透过HDTV大战，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美国的基础科学水平仍居世界第一，其综合国力依然不可小看。日本在技术领域表现十分出色，并且很成功地把技术能力转变为经济实力，一时成为经济增长的典范。然而随着产业重心的前移，美国的创造力和基础科学优势突现出来，他们不但击败了日本的HDTV计划，而且在软件产业、生物工程、信息高速公路等方面都居领导地位。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经济增长乏力，而美国经济增长则比较强劲，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认识，日本科技厅为此制定了“战略性基础研究推进制度”，以期在前沿科学和环境技术方面取得若干突破，并由此再次振兴日本经济。
还可以用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讨论这个问题。电子-电磁波技术的发展使交易费用下降，导致市场边界扩展而企业边界收缩。它增加了具有专长的小企业的存活率。广东中山市小览镇的一些农家，买来数控机床，专门加工模具或者一些特殊的机件，一丝优势即可通过市场发挥，不必办成全能工厂;能生产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厂家极少，而能够制造各种功能卡的厂家却很多。国内曾有许多生产汉卡的企业，依托一点技术优势，从小到大发展起来。至于利用板、卡组装电脑，培训半天就可以工作，因此搞组装的小电脑公司多如牛毛。相比起来，大公司也未必就能真正形成压倒小公司的优势。
对于纯粹从事知识和软件创新的生产者，生产单元甚至可能更小。现代创意生产者利用电脑和电子信息网络交换信息、销售自己的创意和蓝图产品，就可以赢利生存，于是微型公司、个人公司和自由职业者成为一种突出的经济现象。
不能断言说大企业就没有出路，但是大企业至少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譬如，第一，用各种方式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包括采用自动化生产技术减少管理成本;第二，保持和发挥大企业可能拥有的科技优势和资金优势;第三，加强大企业可能已经拥有的市场和服务优势。如果在这些方面均无建树，那么全能大企业就可能就日薄西山了。
15.4 中国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持续了几十年的冷战状态戏剧性地结束，整个世界呈现出干戈玉帛铸剑为犁的罕见和平景象。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曾几何时，国家还被看作是暴力机器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各国首脑还满脑袋军队、武器、战争计划，现在他们忙忙碌碌全球奔波，屁股后面跟着一串企业家、银行家，叫买叫卖，讨价还价，拉生意抢定单占市场，彻彻底底一个翻帐簿拨算盘的商贾。让人觉得是在挂着“回避”“肃静”的公堂上，突然吆喝叫卖起烤羊肉串来。又如同黑脸张飞步上前台，手提丈八长矛唱起“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小调，令人瞠目结舌!真所谓“山中才数日，世上几千年”。
中国在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前苏联集团诸国紧紧跟上，越南、古巴随后也投入改革的大潮，甚至连美国和新兴工业国家日本、韩国也在闹改革。各国都在相当接近的时间内卷入潮流，希图加快发展，但是由于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模式却有差异。
中国在改革之前，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工业整体水平较低;建立在电子-电磁波体系上的高技术产业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是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现代化进程既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第一次转变，也包含向着知识社会的第二次转变。西方这两次社会转变之间有两、三百年的时间间隔，中国不可能再享有这么长的间隔时期，实际上这两次转变几乎同时发生。
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与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所要求的条件、达到目标和使用的手段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还互相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表现出许多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西方实现第一次转变时，拥有广阔的世界市场;拥有似乎无穷尽的物质资源;“黑暗的魔鬼作坊”──工业机器可以无限制地运转;“羊吃人”运动的背景是不断增加的工厂能够汲纳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劳动力。产业资源、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新兴工业产业十分宽松。
轮到中国向工业化转变时，这种优越的外部环境已经去如黄鹤。
今天的中国工业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宽松的市场条件不复存在;全球的物质资源短缺已成定论，宽松的资源条件不复存在;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即使能力有限的工业机器也难以充分运转;传统加工工业通过高技术改造将减少劳动力需求，会出现严峻的失业问题;中国农村正在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有效地进入加工工业，绝大部分不能在加工工业中找到出路;这个巨大的劳动力大军文化技术素质较低，转入其它产业的阻力很大，更难以进入发展中的高技术产业。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必须在国际背景下理解。近年来许多大中型企业经济效益难有起色，甚至每况愈下。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大面积落后。尤其是国门开放以来，国际技术、商品、资金进入中国，它们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势必淘汰一切落后于它的生产力，毫不顾及后者是否在缓慢提高。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看，今天的中国都不可能沿着西方18、19世纪的道路进入工业化社会，如果希望重复西方的历史，必然带来经受不起的灾难。
留给我们的选择空间并不宽裕，机会与时间，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珍贵，要降低转换成本，必须选好转换模式。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第一件大事是认清道路，只有理性思维能够帮助迷途的羔羊，把我们从迷茫混乱中解救出来。先实践后思考的成本太高了，还是应该先有思想，然后办厂。罗素把文明理解为知识与远虑相结合的生活方式，还是很有见地的。
恰当的发展模式是在第二次转变的目标规划下度过第一次转变，让第一次转变成为第二次转变的跳板。对于传统工业，如果同时是第二次产业转换所必需的基础，应该积极发展;如果它的方向与第二次转换的目标相冲突，则应该限制发展，否则很快就会走回头路，造成极大的浪费;可以用新技术产业代替的传统产业，应该及早进行产业换代;即使保留下来的传统产业，也应该用新技术进行改造升级。
中国的农村更困难，尽管称为“农业大国”，其实只是从事农业的人口很多，但农业水平很低，根本就不“大”。日本人80年代就认识到，农业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出口农产品的并不是农村人口很多的农业国家。真正的农业大国反倒是美国这类发达国家。
一种典型的看法是希望把农村引上工业化的道路。有专家指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要从农村释放两亿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投向何处?主要是进入工业领域，走工业化道路，譬如大量办乡镇企业，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城市就业，等等。
尽管人们几乎公认这个答案，我还是得说，这条道路走不通!认真进行技术-产业趋势分析后，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应用，工业领域不可能再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说得悲观点，现有的工业就业大军已经面临“缩编”的境遇，哪里能再创造两亿个岗位!一些乡镇工业起来了，绝不能推论说全国农村都能走上这条道路。考虑到技术-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不可能容纳这么庞大的新增工业大军。
那么农村的未来在哪里呢?恐怕真正的未来在于新的农业，在于用信息技术和生物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新农业。这个方向才可能提供无穷尽的就业机会。而且从本质上看，生物工程产业依赖的基本自然资源都在农村，它的天地就在农村。
农村未来的主要方向不是牛顿体系下的工业产业，而是新科学体系下的生物技术产业。困难在于如何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水平，但是舍此没有更好的路。
托夫勒建议发展中国家实施跨越战略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当然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第一是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第二是建立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应该考虑与国际信息社会并轨，跨越工业社会，直接进入知识社会。
15.5 失业问题与第三产业
向知识社会转变不需要重建财富占有体系，知识阶级也无需打土豪分田地，用暴力夺取生产资料。就本质上看，这是所有社会变革中最和平的一次。不过理论上的非暴力性并不意味着实际上平静无事，高速转变本身可能引起严重的社会震荡。失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最具危险性的社会难题之一。
潜在的失业很早就存在。最初的生产剩余就表现为劳动时间剩余，经济学家把它称为“闲暇”。原始的闲暇来自大自然的恩赐。人之初时，依赖自然产物就可以满足简单的生存需要，人类坐享其成，拥有闲暇，这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失业。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劳动无需严格计量;收成虽有差异，但不致无法生存。这时候也还没有社会性的失业问题。工业化运动把农民赶出家园，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了，大量劳动力聚集在工厂和城市，劳动者一旦离开机器则不能维持生计，这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问题。
工业革命初期的主要问题不是失业而是劳动力不足。配第曾经建议“对失业者征税迫使他们去生产商品”， 斯密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并以劳动者人数的增长作为国家繁荣的标志，提倡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可见当时劳动力还是一种稀缺资源。失业问题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突出起来的。
产业结构改变是导致失业的原因之一。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煤炭工人就面临失业。这种老式的结构性失业在整个工业社会中一直存在，但它的危害相对较小，因为产业结构改变并不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减少，实际上不断发展的新产业往往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付结构性失业的常用办法是通过就业培训，使劳动力能够进入新产业。
最适合作为小说题材的是衰退性失业。经济衰退时期，大量企业停工、破产、裁员，劳动力供大于求，失业率升高，天天都有悲惨故事传出来。不过在一般人的经验中，伴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工，情况就会好转。复苏后的经济通常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0世纪后期的失业问题比结构性失业和衰退性失业都要严重得多。它包含着结构性失业，然而新兴产业不需要夕阳产业中那么多的劳动力;它也包含着衰退性失业，然而即使经济复苏也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90年代失业率居高不下，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估计，1994年1月份，有900多万人失业，600多万人在打零工，还有100万人已经完全打消了再找工作的念头，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占劳动力总数的12%。
这种特殊的失业形态其实很早就有人注意，李嘉图在1821年6月21日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到:“如果机器能做现在劳动所做的所有工作，那么，就不需要劳动者了。”到了20世纪，受到机器排挤而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凯恩斯把这种失业称为技术性失业，认为它是由于发现节约劳动使用的手段超过了我们找到劳动新用途的速度而引起的失业。我们一句话说到底，它的实质就是机器劳动力大量代替了人体劳动力。
结构性失业源于产业替换，技术性失业源于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传统的结构性失业是就业机会在劳动生产率相差不大的产业间转移，劳动力需求水平大体相当；现代失业却是自动生产线和机器人代替了工人，劳动力的绝对需求减少;传统技术始终依赖人的现场操作，现代技术却减少甚至取消人的现场操作，于是劳动力受到自动化过程的排挤。
由于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新奇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可能不带来就业机会的增长。与衰退性失业对比，技术性失业甚至可以是一种“增长性失业”。有统计资料指出，1988年－1992年，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裁减了2.4万员工，产量却增加了30%;1990年，美国钢铁公司有2万职工，其产量却与拥有12万职工时的1980年相当;1990年到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减少了10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企业的税后利润却增加了44.7%。
100年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的50%，现在只要2%的农业人口就可以满足国人的生活需求，还能大量出口农产品。日本企业被迫放弃颇为自豪的“终生雇佣”制度，失业的阴影甚至笼罩着高层管理人员。技术进步减少了人的劳动时间，淘汰了许多劳动力密集产业。印刷业使用电脑排版技术后，传统的排字、修版和印刷工与大量铅字同时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在一些自动化装配线上已经见不到工人上班，德国人称之为“幽灵当班”。
技术性失业不能用传统的方法解决，甚至不能用过去的观念来理解。技术性失业最深的意义在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然投入(体力投入)大量被文化投入(智力投入)所取代，它不但表征着劳务市场的重大变革，还意味着传统的劳动观念、就业观念的重大变革。
在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失业问题也跨越国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本大量采用机器人和自动生产线，可能增加其它国家失业人口;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困难。
技术性失业本来起源于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增长有利于缓解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为失业人口提供起码的生活保证，就发达国家而言，技术性失业是一种有补偿的失业。
但是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来说，事情就严峻得多。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他们面临的失业可能不是自己技术进步的副产物，而是其它国家技术进步的副产物。我在纺织行业工作过，70-80年代我们厂一度是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现在却举步为艰。国内整个纺织业都不景气。这里一方面有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不能排除周边国家高速发展造成的压力。我亲眼见到首先是韩国，然后是泰国的纺织品打进中国市场，受到消费者好评。我们丢掉了市场，接下来就是亏损、破产、失业。人家进媳妇，自家丢女儿， 我们承受着技术性失业的压力，却没有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较低，不容易转入新技术产业，社会保障力量相对薄弱，失业带来的社会压力更大。比起发达国家来说，这是加倍的困难。
第三产业。第三产业这个术语是马尔萨斯首先提出来的，这位学者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主张发展服务业，这就是第三产业概念的起源。
第三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的产业，它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业，如饮食娱乐、医疗保健、旅游交往、心理咨询、家庭服务等等。随着生产力提高，人类生存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减少，闲暇增加，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业因此具有广泛发展的前景。服务业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因此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第二大类是流通和信息产业部分。如通讯、科研、知识生产等等。这是一个高技术产业群，也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但它对生产者知识含量和创新能力要求较高，没有受到足够教育的人不能成为科技劳动力，无法获得这类就业机会。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没有止境，人类的创造发明也无止境，无论是在深度或者在广度方面都没有穷尽之期，未知永远大于已知。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时候人类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惜自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真正能够从事增进人类知识，有所创新发明的人，不过凤毛麟角。即使今天，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而社会需要的创造性人才依然稀缺。很多人没有工作，很多工作没人做，这对立的两极难以贯通，其原因就在于人群的平均文化含量太低。
未来的工作机会要求较高的知识水平和创造能力，这几乎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而是终身的学习和研究。培养文化含量高、具有创新能力的人，让劳动者成为研究者和发明者，对于解决失业困境、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知识生产者的工作方式与工业劳动者差别很大，他们对物质资源依赖较少，只需要与世界进行知识交流;自己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甚至可以不属于任何企业，也不固定工作地方;他们出售自己创新成果就像出版小说一样，其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十分自由灵活;知识工作者职业流动性高，容易成为自由职业者，而电子-电磁波技术对他们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美国社会普查局1994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已有32%的人在办公室、家里和学校等不同场合使用电脑，美国已经有1400万家庭拥有电脑，占家庭户数的15%，已经有2500万人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办公室移到家中。这种工作形态使工作者提高生产力10-20%，受到企业与生产者双方的欢迎。
15.6 世界一体化
文化。一个小小的蓝色星球，仅仅5亿1千万平方公里表面积，还有七成泡在水中，剩下的三成被圈出数百千个小块，每个小块上插着不同颜色的旗帜，每一个小块内又分成若干集团，彼此互相敌对。这是文明史的现状，它不幸被看作是历史的本质，“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种洞穴观念来解释历史，表明人类文明还处于幼稚时代。
人类的本质在于第二信号系统，人类文明的核心在于人类文化，文化的优势在于体外交流积累。文化的创新与传播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
《圣经》记载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被逐出天堂，明确表示上帝反对人类追求智慧探索未知，力图使人类保持愚昧;《创世纪》还描述人类建造巴比伦塔时，上帝担心人们上天，说，看哪!他们是相同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这才是他们的开始，他们想做的事，是我们不许可的。喂!让我们走下去，使他们语言混乱，相互不能理解。
上帝始终坚持愚民政策，对人类文化怀有深深的戒心，希望人类无知、自私、分裂，甚至不惜亲自动手，破坏人类走向合作的进程。
语言的分裂有现实原型。据英国出版的世界语言图册调查， 目前世界正在使用的语言共有6500种(1994年法国科学家报告说目前共有5651种语言)，这还不包括各地的方言。其中大约有200种语言，每种使用的人数不到千人。大约只有1/10的语言有文字。使用没有文字的语言非常麻烦，譬如为了与现代社会交流，土著居民不得不采用录音的方法。
人类分裂了几千年，并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点，最突出的标志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宣称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封锁犹太人创造的科学和艺术。由于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纳粹就不接受相对论。纳粹理论家宣扬说“科学是由种族、血缘决定的”，他们谴责相对论是犹太人迷惑亚利安人的骗局，宣称德国人不做犹太人精神上的继承者，要寻找通向亚利安人的自然科学道路。冲锋队焚毁相对论的书籍，还出版了一本印有希特勒制度敌人的大画册，书中第一页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其第一条罪状就是创立相对论，末尾写着:“尚未绞死”，号召对爱因斯坦实行肉体惩罚。
面对上帝的愚民政策，人类并不轻易就范，他们宁可带上原罪，世世代代受苦，也不放弃文化追求。这就表现出文化本性的强大力量。
始终有人致力于架设文化交流的桥梁， 努力跨越狭隘的阶级、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鸿沟。1662年，伦敦成立了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aty)，其最早的成员之一斯普拉特主教(Thomas Sprat，1635-1713)曾记述说:“他们的最初主旨不过是要呼吸较自由的空气，并且安静地彼此交谈，而不参与那个沉闷时代的各种激动和疯狂，就算得到满足了。……通过这种办法就为下一代培养一辈青年，他们的心灵从集会的成员获得清醒而丰富的知识，不可动摇地武装起来，免于受到狂热的一切迷惑。……它绝不会把人们分成不共戴天的敌对党派;它让人们有不同意见的余地，而不致于彼此怀有敌意;它更允许人们对它提出相反的想法，而无任何内战的危险。”
1838年，莫尔斯游说美国国会出钱建立电报线路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将出现一个“地球村”，他写道:“大地将遍布通讯神经，他们将以思考的速度把这快土地上的消息四处传播，从而使各地都会变成比邻。”
令人惊异的是拿破仑，他甚至比今天的许多政治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世界性价值。1807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利用电解法分离出活泼金属钾和钠，1807年12月，拿破仑不顾英法两国之间还在进行战争，发布命令为戴维颁奖:“有鉴于英国科学家汉弗莱.戴维在电学研究方面的卓越功绩，特颁发勋章一枚，以示嘉奖。”
在20世纪中，人类融合进程大大加快了，国际贸易、科学和一般文化交流渐渐成为文明发展的主流。
1849年，梭罗在《美学》杂志第一期发表论文《对市政府的抵抗》，认为如果政府要强迫人民去做违背良心的事，人民就应当有消极抵抗的权利，以抵制它和抵抗它。这个思想首先影响了英国工党和费边主义者，还影响了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人，并且通过他们影响了全人类。
托尔斯泰在俄国提出了“勿以暴抗暴”的和平主义思想。罗曼.罗兰青年时期曾经写信就教于托尔斯泰，托翁给这位素不相识的法国青年回信，认为只有使人们团结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热爱人类的人，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托翁的回信使罗曼.罗兰精神升华，成为后者的道德基础和创作源泉。1914年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分崩离析。许多人都在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宣誓，并投入相互屠杀的战争。罗曼.罗兰在战前和战争中，不断向发疯的人类呼吁友爱，宣称自己永久的使命就是博爱。在不朽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他用约翰.克利斯朵夫、奥里维、葛拉齐亚演奏出德意志、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和弦，表现了罗曼.罗兰博爱与和平的理想。茨威格写道:“托尔斯泰花在这个不相识者身上的时间，在罗曼.罗兰给千百万个不相识者的信中得到了再生。现在，全世界都在采集这一颗仁慈的种子所带来的无限成果。”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不合作运动”，进行非暴力革命并获得成功，打破了关于暴力革命的规律预言。甘地1931年应英国BBC广播电台之邀发表演说时指出，在许多大国国歌的歌词里，都有祈求降祸于所谓的敌人的词句。他们发誓要以上帝的名义毫不犹豫地惩罚敌人，请求神明的支持把敌人消灭尽。在印度，我们努力扭转这种思想。我们认为支配残酷的动物界的规律不应用来指导人类，这种规律不符合人类的尊严。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发问，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七零八落，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不太傻?他公开宣布:我认为自己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兄弟。萧伯纳认为自己一生一世只是这颗行星上的旅居者，而不是土生土长的人;让.雷诺阿则宣称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
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坚持认为人类应该具有共同的、跨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不能从上帝或某个统治阶级那里寻找得来。相反，他相信，能够从最优秀的人类代表那里总结出适合全人类的最终价值观，譬如真、美、完整、合二为一（对立面得到统一，仇人化为挚友）、生气勃勃、创造性、个性化、精神健康、正义、秩序等等。
20世纪的文化大师们坚持世界文化的整体性观念，强调普遍的科学技术合作与国际交往会推动世界进步。爱因斯坦曾经讲过，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思维。1914年，爱因斯坦在一个反对战争的声明中签名，这个声明被绝大多数“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拒绝，当时只征集到3个人签名，然而它却代表着人类文化的真正主流。到今天，非暴力思想与国际主义被大多数人认同，瓦尔登湖畔那仁慈的声音，在不同地域、种族、肤色和阶级中引起共鸣，已经唱响全人类。和平、发展、宽容、理解、友爱，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几千年漫布地球的文化源流正在迅速融合为一个壮美的文明海洋。
1993年，日本《读卖新闻》曾就日本首相的就任条件作过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41.4%的日本人认为“全球意识”是日本首相所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在所列出的15个项目中，位居第一。在日本这样一个民族意识十分深厚的国度里，全球意识如此深入民心，是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
贸易。早年重商主义理论家只承认金银货币是社会财富，为了保护自己国家民族的金银罐，他们主张在国际贸易中绝对要多卖少买，就他们看来，一国之所得必然是他国之所失。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学说，认为发展外贸的目的，不是通过顺差来获取金银，而是为了出口自己多余的产品换回本国需要的其它产品。斯密认为贸易并不是只对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有利，而是对参加的各方都有利，因此他反对为了求得外贸顺差而垄断外贸的做法，主张自由贸易。就斯密看来，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权和限制，人为地提高了被保护部门的利润率，结果是资本从优势部门流向劣势部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如果进行自由贸易，各国会更合理的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本国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的商品，从而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斯密把自己关于分工与市场的理论从国内推广到国家之间，认为在国际之间通过分工生产，再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大家都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通过国际交换增进利益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斯密提出，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资源禀赋，或后天有利的生产条件，如果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按照自己的优势进行生产，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就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应用。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则提出比较利益理论，扩展并且强化了对国际自由贸易的支持。后来的穆勒提出了互补需求法则，俄林则提出域际贸易理论，均主张加强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
现在，自由贸易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核，人们公认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资源配置遭到扭曲，也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据90年代初期的统计，欧共体国家在农产品补贴方面人均年支出450美元，日本600美元，瑞士840美元，芬兰910美元，挪威970美元，其结果是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日本从1967年拒绝开放大米市场，导致日本市场的大米比美国贵4-5倍;美国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消费者因限制日本汽车进口而为每个保留的工作机会付出的代价在9.3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长期的贸易保护政策还会降低国内产业创新能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为了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制度， 世界贸易体系中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并削弱非关税壁垒。关贸总协定的“肯尼迪回合”谈判将关税平均降低35%;“东京回合”中又降低33%;七大工业国1993年7月东京召开首脑会议(G7)，宣布药物、医疗设备、建筑业设施、钢材、农具、啤酒、家具和烧酒8个项目逐步撤消关税，陶瓷、玻璃、纺织品和服饰削减50%关税，木材、科技产品、纸张、非铁金属、电子产品、劳务的关税也大幅度削减，在发达国家之间，排他性高关税几乎全部消失，非关税壁垒也大大减少。
全球性贸易壁垒削弱，区域性合作也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欧洲统一市场已经准备到1999年建成欧洲中央银行并且发放货币，成为一个包括12国，人口3.44亿，国民生产总值62500亿美元的强大区域经济集团，还准备成立欧洲政府，变成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统一体;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墨西哥对50%的美国出口商品实行免税，而美国也对墨西哥75%的出口商品免收关税;三国在15年内还将分阶段逐步取消几乎所有商品关税以及其它非关税壁垒，允许资本流动，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人口3.68亿总产值65000亿，包括整个北美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远东经济区”或者“远东经济集团”也已经达成共识，如果形成，将拥有人口17.03亿，国民生产总值46800亿美元的经济圈;甚至前苏联分裂为独立国家的各国，又逐步走到一起来，进行经济文化合作。
我们打开一台电脑机箱，里面就可能看见美国INTEL公司的CPU，日本TEAC公司的软驱，南韩的RAM，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硬盘，台湾的鼠标和键盘，在香港生产的主板等等。还不仅电脑如此。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曾以汽车为例，说明这类现象。一位美国人买一部通用汽车公司的车，他就进入了极复杂的国际交易网络。在付给通用的1万美元之中，有3000美元付给南韩的装配工人，1759美元付给日本制造先进零部件的厂商，750美元是付给西德的设计工程师，400美元买台湾、新加坡与日本的各式零件，250美元给英国的广告行销服务，其他约4000美元是付给底特律的汽车策略家、华盛顿的说客、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以及通用的股东。1万美元的去向，代表了今天全球产业的复杂关系网。
在自由贸易政策中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在全球选择有知识优势的地方进行科研，在有制造优势的地方生产，在最有利的地方登记注册和纳税。INTEL、IBM、APPLE、MICROSOFT、APPLE、MOTOROLA、NEC、DEC、HP这些世界级的电子公司都在全球范围内网罗科技人才，进行研究工作，HP公司的红外数字传输技术和其它大部分高技术研究就是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完成的。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统计，到1990年，全世界3.5万家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资本主义世界总产值的40%，控制全球贸易的50%，工业品研制的80%，生产技术的90%，1990年世界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额达到5万亿美元，相当于西方国家国内产值的1/4。1994发表的统计资料则表明3.7万家跨国公司及其17万家分公司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经济，其中排名世界前200家的企业销售额已经达到5.9万亿美元，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6.8%。
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每年增长6%以上，比产出的增长快了50%以上，预计到2000年，世界生产总值的14.5%将跨越国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意味着把所有企业都推入了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迅速遇到国际竞争压力，任何地区性的公司，都必须和世界强手竞争。企业能够在世界上生存才能够在一个地区生存， 这也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生死局面。
金融。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新经济政策”，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完全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创立的固定汇率制，1975年11月，第一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市场上开始自由炒卖货币。
电子-电磁波媒介变革了金融体系，实现了世界金融一体化。1986年外汇市场上每日流动的资金2900亿美元，1990年上升到7000亿，估计94年将上升到13000亿，而中央银行储备金不过几千亿美元(1992年4月为5556亿美元)，这种货币洪流对任何政府和中央银行都可能形成强大压力，它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承受能力。一旦某国政府做出不利于这些资金增值的决定，该国证券市场上的资金霎那间潮水般消逝，无影无踪;大量投机资金迅速跨国流动，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率汇率调整，可能使其它国家的经济受到意外的冲击;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增多，使中央银行难以通过提高储备金的办法控制信贷规模;国际基金向某一个国家的投资额增大几个百分点，就可以使该国的市场兴旺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开放国家都无力独自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不得不联合行动，譬如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货币，等等。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深入一切经济活动之中，小麦、木材、石油、煤炭、金属在电子交易网上产生出共同价格;资本在全世界选择素质高或者价格低的劳动力，影响各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业与失业也受到外国经济的影响，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对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区，其理由是廉价的墨西哥劳动力可能增加美国的失业人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宾夕法尼亚萧条失业破产，日本也会承受压力;丰田公司的技术突破，可能会引起底特律裁员;德国钢铁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十年内就可能影响世界上的其它钢铁企业;人才和智力也国际化了，日本通产省1992年7月开始实施“现实世界信息技术”(RWC)十年计划，采用超并行超分散技术，这个系统拥有一百万个以上的处理器，整个计划采用开放的国际化方式，日本只成立有20多人的集中研究所，负责核心部分的研制和协调工作，大量的工作分散在日本国内以及美、英、德、法、法、加、澳、韩、新加坡等国进行，依靠现代电子网络把所需要的智力和技术连接起来，这就使最宝贵的智力资源跨越了国界;同样，由于国际化的智力流动，中国高科技密集区的中关村也出现大量人才流失的现象。
15.7 工业价值观念的转变
尼尔斯·玻尔1945年8月11日在英国发表文章，他沉重地写道:“通过原子的分裂释放巨大的能量，这意味着人类力量的真正革命。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不能不唤起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科学正在把文明引向何处?” 爱因斯坦知道原子弹投放在广岛以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们准备如此做，我宁愿去做一个鞋匠!”1945年10月10日，爱因斯坦与其他19位知名人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写道:“第一颗原子弹毁灭的不仅仅是广岛这个城市， 它还把我们继承的过时的政治思想炸个粉碎”，自此以后，爱因斯坦一直忧虑人类的盲目本能占优势的问题。
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些科学家还认为科学已经基本上被人类全部掌握，而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科学却以从来未曾有过的方式，显现出令人恐怖的力量。又过了半个世纪，这种危机不但没有好转，而且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刻，更加严峻。科学成功了，科学胜利了，然而，科学是干什么的呢？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它是福还是祸?
早在1749年，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就对科学颇有微词，他在自己这部成名作中写道:“我们的灵魂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到了20世纪，人们说科学胜利了，道德失败了。实际上问题还要严峻得多，受威胁的不仅是人的德行，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前景。
更深刻的思想者追溯到人的本性。悲观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人的本性所致，既然如此，人类文明不可避免的结局是整体毁灭。乐观主义者批驳说，把战争看作人类本性或者本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完全的，人类自身有消除战争的能力，可惜他们提不出有力的根据证明自己的看法。英国生物学家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给出了一种变通的说法，认为战争不是人类本性的反映而是本性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可以改变。他说:“在人类中间，就象在蚂蚁中一样， 战争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是与为之而战的财富积累的存在连在一起的……至于人类本性，象丰收蚂蚁的本性一样，它并不包含特定的战争本能。在人类的性格中有一种普遍的侵犯倾向，但这就与人类其他的冲动一样，不是特定的不能改变的本能;它可以被塑造成变化极大的形式。”赫克斯利希望能描绘一个不太悲观的前景，可是他的论据和结论太弱了，不足以肯定能够制止人类本性的有害表现。
原子武器不仅粉碎了过时政治思想，而且粉碎了过时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粉碎了整个传统思想体系。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思想，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那样，除非“能够获得新的思维方式，人类就注定要灭亡。”
如果人类文明的问题真是出在“科学与道德的斗争”，出路就只有两条，或者是毁灭道德，或者是放弃科学;如果自私真是唯一的人类本性，那人类就只好在战争和抢劫中加速灭亡，科学也只能是人类走向灭亡的加速器。
前面我们提出人的双重本性的命题，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真正的困境不在于科学与道德的斗争，而在于人对科学的误用，其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在于受动物本性驱动的生存观念和生存行为。科学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客观世界，理解自己，这是科学的第一效用，即认知效用。由于这种理解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适应能力，于是科学本身也带来了第二效用，即功利效用。用梁启超的说法，前者叫“学”，后者叫“术”，“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现在的问题在于，人们可能已经过度地追求功利，轻视了科学的第一效用，重术轻学，急功近利，危害就出现了。科学进步更新了我们的生存技术，人类却固守着过时的生存观念;文化能力的积累，极大地扩张了人类的力量，人的行为却依然象几百万年来一样，被自然本性所驱使。自然本性依旧支配着不断增长的文化能力，这是困扰人类的症结所在，是文明灾难的根源。
很明显，克服生存危机的处方不是放弃科学，而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重建人类的精神体系，重建人类的生存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重建人类的一般价值观念体系。应该永远坚持科学的第一效用高于第二效用的原则，通过理性释放出来的巨大物理力量，也必须接受理性的支配，而不是任由动物本性驱使。事实上，也只有人的文化本性有可能约束自然本性，只有理性可以降服铜瓶中冒出来的巨魔，使它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毁灭人类。
价值观念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积淀，它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存哲学和生存策略，它通过宗教、习俗、理性思维等各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形成一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体系的效用在于可以降低生存活动中的计算成本， 它往往由最有影响的人们制定，为群体接受，并且产生一种“逼人就范的氛围”，绝大多数人采取从众趋向或受迫而遵守这种准则。人类学家弗思对原始部落的研究结论说，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决定于他个人的直接利益和他当时所受到的诱惑力的强弱，还决定于他考虑到和他有接触的人们对他的行为会怎样说，怎样想，怎样感觉，怎样看他，还要根据他所知道的这些人过去的行为。习俗和信仰可能使许多理性行为更加坚定，它们还提供一系列绝对的标准，使个人的行为有所依从。他们能给人的行为以约束，帮助一个人树立对于人生和宇宙的总的态度，帮助他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帮助他建立对未来的希望，这种功能足以说明为什么巫术和宗教能够顽强地存在下去，甚至当经验已经证明他们谬误的时候。
事实上，连法律体系也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上。犹太教法典要求，不要在睡觉的人们中间醒着，或者在醒着的人们中间睡觉;不要在其他人站着的时候坐着，或者在其他人坐着的时候站着。总之，一个人绝不要从周围人们的习惯中游离出来。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民族，绝大部分法律都是和人们一般的观念、习惯融合为一体的。
价值观念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取向，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变的时期，它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人群的价值观念与预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相冲突，社会发展的成本可能增长到不堪承受的水平，一些美妙的发展目标就会落空。没有价值观念体系的进步，人类文明就会畸形、残缺，甚至充满危险。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有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它取决于人们当时的知识水平、生存技术和历史文化积累等多方面的原因。工业时代的价值观念体系，主要是由洛克和斯密确立的，它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征。
第一，实物-能量体系特征，与牛顿的力学体系和物质-能量产业体系相一致;
第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为人类而存在，人是大自然的目的，人应该征服大自然;
第三，无限物质财富观点，认为自然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第四，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相同;
第五，认为短期利益与长久利益总是一致的。
洛克主张人们征服拥有无限宝藏的大自然，还认为通过劳动把土地占为己有，能够促进人类共同富裕。这个观点渊源很深，古罗马时代的大法学家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就写道:“野兽鸟鱼，即生长在陆地、海里和空中的一切动物，一旦被人捕获，根据万民法，即属于捕获者所有，因为自然理性要求以无主之物，归属最先占有者。”洛克发展了查士丁尼的理论，肯定这样做能够给社会带来好处。他举例说，1英亩被私人开垦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10倍于1英亩同样肥沃但无人占有和照料的土地。因此，如果有一个人把10英亩土地圈为己有，并创造出财富，那么他就等于向人类奉献了90英亩的土地。洛克鼓励私人占有土地与财富，宣称人的本性就是聚财，而且应该尽量地积累大量财富。在洛克看来，个人财富积累得越多，整个社会得益越多;个人正当财富之过分不在于太多，而在于不能充分利用其财产; 洛克甚至还肯定对私有财产无止境地追求并不会引起人们互相残杀，只要能够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社会也能够永保平安。
洛克认为穿透陋习与迷信，就能看见一个完全由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个人利益是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础，它也符合自然规律。在个人奋斗中，一部分人会更加富裕是十分自然的，世界就是要为勤奋聪明的人服务，善用心智者将受益无穷。
洛克把这个观点从个人扩展到社会，认为拥有财富是社会的权利，创造财富是社会的责任。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就是帮助人们征服自然，获得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物质繁荣，鼓励人们扩张征服自然的能力和保护他们获得财富的自由。
洛克确立了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基调，为人们预定了进食方式，描绘了工业时代价值体系的主要轮廓。
斯密继承洛克，坚信人类活动的基点是追求物质利益，其动力是为改善自身状况所驱使而又受理智引导的人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于是他在自私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说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斯密同样认为满足自己需要的欲望是能使他人得益的美德; 通过个人的自私活动，能够化贫乏为富庶，使社会获益;个人的自由竞争，是发展经济唯一的途径;发展经济有效益的办法是放任主义，对一切都不加干涉，让人们为所欲为;自由竞争使资本得到最为有利的使用;在这种经济制度中，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然而他深思熟虑之后，必定会作出一个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选择。斯密得出结论说，最理想的生财之道就是明智而贪财的个人之间完全自由的贸易和竞争，社会应该创造平等竞争的制度，让追逐私利这只无形的手来指导个人的行为。
在为工业社会奠基的思想家的心目中，人的本性就是狼的本性，人类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以满足生理需要为目的的物质财富追求，蝇营狗苟的人们作功利主义的判断，拼命追逐个人利益，其结果就推动了社会进步。
相对于中世纪统治整个欧洲的神学体系来说，更新价值观念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的一次革命。新观念鼓励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科学文化挣脱宗教的约束，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自此以后，自然的人和文化的人都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人的力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
从17世纪开始，洛克与斯密建立的价值观念支配工业社会的精神世界两百多年，在20世纪，它遇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的挑战。
早在18世纪末，马尔萨斯首先表示怀疑人们奉为圭皋的一些观念。他在《人口原理》中指出，人口增加比自然和劳动生产力增加得快，把经济学中的天赐恩惠人间丰裕的观念，改变成天定稀少和人口过剩的基本观念，提出要以稀少性、情欲、愚蠢、困苦作为经济科学的基本原理。在人性理论方面，马尔萨斯注意到了人具有两重性，即人的理性和动物性。
马尔萨斯只能从一个方面揭出传统理论体系的缺陷，而在20世纪中，整个工业价值观念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动摇，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人类社会的科学和产业基础由牛顿体系转向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
第二，进化论粉碎了目的论，人类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目的或者大自然的目的，正如亚瑟.克拉克所说，星星不是为人类而发光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只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反对征服和破坏自然环境，赞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三，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有限已成定论，而且像石油之类重要资源能够继续大量开采使用的时间已经不长了;
第四，人的本性不能归结为动物本性，人类还拥有区别于动物的文化本性;
第五，人类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并不直接同一，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虽然能够带来眼前的繁荣，但是可能损害人类长久的利益。
工业价值观念体系在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完全崩溃一片空白的状态下乘虚而入，它不但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这种事如果发生在19世纪，乃至于在20世纪初期，都值得推崇，可是对于20世纪末的中国来说，就成了一个时代错误。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包含从农业社会起步的进程，但是历史已经不会再重复西方18、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社会本身已经在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在21世纪踏进过去那一条河流。唯一合理的目标在于建立新科学、新技术支持的新产业体系和新社会，不过，洛克和斯密等思想家建立来的价值观念体系肯定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了。
15.8 民族价值观念
工业时代有它的价值观念，历史悠久的文明单元也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圣经》中表述了西方价值观念的主要框架，儒家文化则构成了汉文化圈的价值观念主体。
西方工业社会初起之时，发展工商业的行为就受到宗教价值观念体系的支持。新教鼓励每个人从事正当的职业，认为努力工作是上帝的要求，不劳动者不得食，按教义，全能的上帝就是一个劳动者，他在创造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后才休息;工作没有高贵和下贱之分别，上帝要求不能虐待贫苦劳力;雇主的权力也获得充分肯定，受雇的工人应该守时，完成应该做的工作，否则他就损害了雇主的利益;新教的条律要求人们不要浪费时光，因为那样做会失去为上帝效力的机会; 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符合神的意旨，它能提高产量和质量，使人们都受益;消费不超过基本需求，“不浪费，不愁缺”，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和减少浪费，这样创造的财富除了满足基本需要外还会有剩余，剩余部份又可以投资到新的事业;《圣经》告诫人们不要虚伪和欺骗，“你不许在口袋里藏有大小不一的砝码，也不许在你的房间里藏有大小不一的量度”;它鼓励竞争，认为卖主的竞争会促使产品质量改进并使产品的价格降低；它还要求穷人和富人合作，互相依存，由此体现出各自的价值;等等。这些基本价值观念使社会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提供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土壤。
价值观念体系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看得见的物质财富。就其时空特性来说，它属于全社会，属于整个文明历史，并不局限属于某个阶级或某个时代。人类学家的考查揭示出，即使在原始部落中，经济体系都是在一套复杂的价值观念中运行的。譬如，人们赋予食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可以充饥，还在于它能用来表达对于亲戚、酋长、祖先应尽的义务，用来表现他的殷勤好客、用来显示财富、用来为他的儿子寻找配偶;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制造独木船也不仅因为它能运货、载人和捕鱼，还在于它可以显示木工手艺、雕刻艺术和装饰艺术，同时还是航行传统的纪念品，甚至把它看作是神的憩息场所或神的化身;一只母牛的价值不只是因为它能够产乳，或者出卖它可以得到钱，还因为它可以用于婚礼和献祭，而且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家庭纽带、对亲戚和邻里所承担的广泛的义务、对首长和长者的忠心、对氏族禁忌的尊重、以及认为食物和一些其他东西是由鬼神和祖先所支配的信仰，在经济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上，汉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主要是由儒家文化提供的，其它诸子百家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儒家文化由于汉代以后统治阶级大力提倡，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从个人满足的角度来看，儒家文化并不用来世的压力约束人的行为，也不能带来商业方面的利益，但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寄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读书人耻于言商耻于经商，也缺乏观察自然和研究自然的传统，出头道路只有读书做官。隋朝开始科举取士，“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指望。就现在的标准看来，官道上人多路窄，机会微少，猪又拱猪，十分险恶。但是读书人总把生计前程与万分之一的机会紧紧拴在一起，指望金榜题名，鸿门赐宴，典型者甚至读到范进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家文化成了中国正统知识分子的宗教。知识分子是老百姓的模板，儒家文化也成为百姓的准宗教。儿童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幼学启蒙》，开始学习做人的基本准则。长大读书更要严格修习儒家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政府和社会的承认。
人们不是喜欢寻根吗，民族的根是什么?一个文明民族有两个根，一个自然的根，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河流与土地，自然资源;另一个是文化的根，是民族的传统文化，文化资源，包括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比如说中华民族的根就不仅在于长江、黄河、黄土地，也不仅是万里长城为标志的江山社稷，中华民族的根还在于共同的文字、语言，在于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凭着我们的文字、语言、价值观念，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识别出炎黄子孙。在天涯漂泊之际，你看见了方块汉字，看见了火药、纸张、指南针、丝绸，就会感受到民族“根”的深远；如果耳边听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就会由然产生出“同根”的亲近了。我们可以对比犹太民族。公元前597年，犹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国攻破，这个民族失去了土地，开始了第一次流放。以后它还多次流放，甚至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亡民族。然而犹太民族没有灭亡，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个民族固守着自己的宗教，固守着自己的文化。由于坚持共同的文化，他们成了一个有根有底的民族，一个了不起的民族。
从文化创新积累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看，任何传统文化都是形成人类文化多样化的宝贵基因，尤其是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毁灭传统文化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文化大革命”把儒家文化作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文化，要彻底予以否定。这种行动起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史的误解，起源于对民族价值观念体系的无知。无知与暴力相结合，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教育体系，自断民族之根，其危害比人们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甚至也比对生产系统的危害要长久得多。生产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起来，要重建或者修复民族价值观念体系却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事情，最快也需要若干代人的艰苦努力。据我最近几年旅游观察的体会，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民族的道德水平已经低于大多数兄弟民族。我看，如果不能重建价值共同体，所谓国家民族的富强和现代化，恐怕是镜花水月事。
把文化隶属于政治、让文化为政治服务在理论上是错误，在实践中是罪过。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悌廉，这些概念不能完全从阶级和政治角度理解，它们确定着人们一般的行为准则，尽管这些准则带有时代或者阶级的印记，然而它比特定的时代、阶级、政治统治者寿命要长得多。历史时代如水逝去，帝王将相还原为组成他们躯体的自然物质，特定的阶级和国家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然而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作为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却能够长期保存下来，不断演变，重新注释，继续为民族和人类服务。
没有那一种传统文化能算是最好的文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华与糟粕。西方在基督教的精神框架下完成了工业革命，日本、新加坡却在儒家精神体系中实现了现代化转换。基督教鼓动征服自然，对破坏自然环境负有极大的责任。佛教主张不伤生灵，有利于自然保护。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孝敬父母，宽厚仁慈，施舍贫病，不作假证，厉行节约，不饮烈酒，这是有益于社会的品德。西方文化尊重个性，个人创造力易于发挥。但同时由于个人主义太重，维系社会的成本很高。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为解决因极度个人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然而儒家文化不鼓励观察和研究自然，缺乏近代科学精神，难以培养具有科学创造力的人才，必须引入西方科学思想才能走向现代文明。
中世纪，当西方基督教文化把人笼罩在神的阴影之下，几乎没有作为时，中国文化鼓励人的能动作用，创造了东方的辉煌。文艺复兴后，当东方文化局限在人与人的桎梏之中，长期徘徊难以进展之际，西方文化在自然认知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由此飞速前进，把古老的东方远远地丢在后面。
20世纪中，当西方价值观念体系在理论和社会实践中陷于困境时，东方人却走出了新路。日本人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认知、科学技术，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却保持儒家价值观念体系。他们成功了。
日本的成功启示了新加坡人。198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认识到，如果只有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缺乏精神凝聚力，国家就很危险，最后可能会土崩瓦解。李光耀认为文化是人生最深刻、最具决定性的方面。他在剑桥学的法律，然而他认为，单纯强化法制，并不是办法。在实施法制的同时，还需要用儒家思想教化国民，使百姓有廉耻之心，仁爱之心，由此治根治本。从80年代开始，新加坡把孔夫子“请”到学校，在中学开设了《儒学伦理》课程，用以培养高素质的国民，提倡节俭、勤劳、孝顺父母、忠于家庭和尊重学问。在儒家精神和文化的引导下，新加坡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那位“天上晓得一半，地下全晓得”的李光耀总理，被国际舆论称为“小国的大政治家”。
西方新兴科学技术和东方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相结合，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儒家文化主张宽容、克己，“和为贵”，容易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达成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文化体系的交汇，还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没有那一种局部文化体系具有绝对的优势。罗马教皇最后还要为哥白尼、布鲁诺平反，要纠正历史错误，承认科学。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中要对着《圣经》起誓，这不意味着他们还相信《圣经》里所讲的上帝创世的记载，只不过表示遵从社会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念。用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说法，《旧约》是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传统信仰的习惯的整体。
当然，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体系也会改变。今天已不再是孔夫子笔削春秋的时代，价值观念也会进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糟粕会淘汰，“三寸金莲”也不会再走红;还有些观念将被重新解释，赋予新的涵义，孔子的“克己复礼”含有恢复周朝旧制的政治意义，现在的“礼”仅仅被看作作为一种行为准则，不再有周朝旧制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筑起大墙自命中心的作法，把汉民族之外的人鄙称为“蛮”、“狄”、“胡”、“夷”，到现在还在文化的深处保存着一些破落地主的酸味，这无疑会妨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新加坡讲“忠孝仁爱礼义悌廉耻”，然而已经重新解释过了。“忠”不再是效忠皇帝，而是忠于共和国，要有国民意识和群体意识;“孝”也不需要割股疗亲，医疗技术已经大大提高，生病应该去看医生。“孝”的意义在于孝顺长辈，敬老尊贤。“仁爱”的含义是富于同情心，关心他人，团结和睦。“礼义”是指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狡诈。讲“廉耻”则要求政治清明，严厉贪污腐败。
有人曾经把
没有哪一种文化具有绝对优势。抬高一种文化，贬低其他文化，甚至象斯宾格勒那样鼓吹用西方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征服世界，不但毫无根据，而且暴露了他们对人类文化持有一种原始的偏见。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的研究揭示出，原始人就是以自己的封闭式团体作为一个单元，甚至不把其他的群体视为“人”。他们既没有考察整个世界的眼光，也从没有认识到有“人类”这个群体。从一开始，他就是高筑起与世隔绝的障碍的偏狭者。无论是选妻还是推举领导，至关重要的界限是看这些人是否属于自己的团体。照本尼迪克的观点，我们不可能轻易清除这种基本的人类特质，但至少，我们能够学会认识他的多源性的表现。
狭隘的文明理论往往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戈培尔当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以后，垄断一切舆论工具，宣称只保留亚利安文化。他们用大批判横扫德国文化、艺术、新闻甚至科学领域里的一切异己声音，把自魏玛共和国以来多姿多彩富于创造性的多元文化扫荡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了纳粹的钦定理论和作品，结果导致30年代德国科学人才大量流失。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大学生减少了40%，理工科大学生减少了65%，新科学研究几近毁灭，世界的科学中心也转移到北美大陆。前苏联曾在遗传科学领域搞政治运动，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打击不同的学术观点，损害了苏联遗传科学研究。中国在十年动乱中也发生了自毁文化、倒退历史的悲剧，但愿这种悲剧不再重演。
孔孟老庄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尼采、叔本华、弗罗伊德同样属于全人类。关键问题不是过去的东方或者西方文化，它们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人类都可以享用。问题在于未来:谁能继承历史文化，能学习外来文化，能创造新文化?如果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不能责怪祖宗，也不能责怪其他民族。
还要提到的是，文化的传播必须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价值观念体系很难用暴力改变。用暴力摧毁传统价值观念体系，最终会形成畸形的价值观念体系。
弗思在《人文类型》中叙述了一件事情，颇有启示意义。在新几内亚的一个部落里，青年男子结婚以前必须猎取一个人头。为了改变这种风俗，政府的人类学顾问与当地老人协商，寻求一种新方法，要既能表现男子求婚的气魄和勇气，又避免猎人头的行为。最后他们取达成一致，改用野公猪头代替了人头。
这是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重新注解的典型例子，是价值观念体系进步的一个聪明的范例。用中国的俗语说，就叫“挂羊头卖狗肉”。仔细想来，实际上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是通过这种羊头狗肉的办法变革了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既保持了传统文化中值得珍视的品质，又废弃了有害的做法。这比用政治革命的力量改变传统文化要稳妥得多。
一个时代有占主流的价值观念，一个民族有在历史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甚至一个亚文化群体也有指导自己行为的共同准则，如宗教观念、职业道德等等。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大体上取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但并不是各色人等都要按照商业准则行事。商人追求利润，但如果教师、医生、检察官、法官、记者、政府官员都以商业价值观念驱动行为，那就会误人子弟，误人性命，贻害社会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声明:“共产主义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写这段文字时他们才二十几岁，正周郎年少，雄姿历落，笔惊鬼神。不幸，这里同时也暴露出了他们幼稚的反文化理念。实际上，如果对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不是有选择地继承，而是都要坚决打破，人类文化和人类文明也就被彻底摧毁了。回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破四旧”到“工农兵改造大学”，都是在“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恩这段话的另外一种译文)的大旗下进行的，其实质却是一场文化浩劫。
政治家经常强调以政治为统帅，其实这个命题十分肤浅。须知政治和阶级的生命是何等势利何等短暂昙花一现，怎么能统帅文化、科学和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人的物种属性，价值观念是文明单元的“根”，它们关系到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文化如同长江大河无际海洋，而阶级、国家、政治、政党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几朵浪花。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政治中心主义也经常阻碍了文化、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在于第二代文化向第三代文化过渡，这是人类文化形态的第二次大转变。它必将导致整个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人类生存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这个时代， 只有科学和理性有资格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