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法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是权力，反面就是法律；正面是法律，反面就是权力。世间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力，也没有独立存在的法律，当权力不受制约的时候，法律就成了权力的帮凶；当法律不作为的时候，权力就成了这种黑暗法律的护身符。

      197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英国人制定的法律不可谓不健全，在英国社会，这种法律的精神就能得到很好地贯彻，没有人敢于挑战法律的威权。可是在它的殖民地香港，这种法律就成了一种坏东西，不是被用来保护好人好事，而是被用来干坏事，警察用法律保护黑社会，官员用法律保护鱼肉人民的奸商。

      这个现象说明，如果权力不是在人民手中，看上去在健全在严谨在完美的法律，也不会天然体现出公平、正义与善，而是正好相反，体现恶、体现残暴和血腥。只有当权力属于人民的时候，法律才能体现出它的正义性、公平性和人民性。否则遑论“三权分立”，毋宁说“三权分利”，在美国社会，“三权分利”现象是连美国总统们都不否认的事实，在亚洲国家这种现象就更为严重。

     “三权分利”就是权力私有化的产物，有人认为，三权分立能够保障权力的公有性质，这个观点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权力无论怎么分立，最终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人的手里，无论每一个权力执掌者分得的权力有多么的小，那也是非常具体的权力，如果权力执掌者们同流合污，“三权分立”就演变成了“三权分利”。

      在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在49年之后的中国，权力本来属于人民，缘何就私有化了呢？这正是本文要说的第二个问题：权力私相授受。那么何谓权力私相授受呢？打个比方说，高俅同志是著名的国脚，球技很受道君皇帝赏识，道君皇帝就跟大臣们说：“一个人球踢得那么好，我看治国也错不了。”随之就提拔高俅当了太尉。这就是权力私相授受。

      现代人有个误区，以为江山是皇帝的，提拔谁做官自然也由着皇帝们一人说了算，其实远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在封建时代，官员的选拔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仅那些程序就足以让人冷了走仕途的心思，一是要过考试关，二是要一级一级的推荐，三是要过吏部干部司这一关，四是要过吏部会决这一关，五是要过朝议这一关 。

      朝议这一关是最难的，大臣们七嘴八舌，如果有十个人给说好话，没准就有十八个人给说坏话。正因此，古代的朝议经常出现悖论，本来是想提拔某官员，但大臣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完，该官员最终竟被降了职，甚至被罢了官。比如说宋仁宗想提拔自己的岳父当个更大一点的官，但大家都反对，包括包拯也以辞职相逼，最后宋仁宗只好罢了岳父的官。

      其实宋仁宗的岳父是个不错的官，在地方治水颇有政绩，但那也不行，因为这是任人唯亲、私相授受。一般情况下，古代的官员没有特殊贡献、没有特殊才干，越级提拔是不可能的。皇帝直接提拔的官员当然有，但得服众才行，否则大臣们就会群起反对，比如明朝的东林党人，动辄集体撂挑子，来个内阁总辞呈，明神宗后来一看见东林党人的奏折心里就发毛。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现代中国社会比封建时代还不如，权力者都成了官帽批发商，想送给谁就送给谁。比如某位官爷，喜欢打篮球，球友中有个球痞，球艺高超，篮板下经常上演仙人摘桃的绝活，但他不投，而是传给在远处的这位官爷。一来二去，感动了这位官爷，没几年工夫，就提拔他当了局长。

      聂卫平是不想当官，如果他有官瘾，想必早当了国家体委主任。贺国强曾经感慨良多的说过一句话：“是人是鬼，你还不都得用啊。”曾经的中组部部长，都长吁短叹、无可奈何，此足见中国社会权力私有化的程度是多么的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据网上议论，这次会议可比延安整风。

      中国官场的确该好好整整了，再不整以后想整都不可能了。但是在整的方法上一定要科学。从以往各项教育的经验上看，仅仅依靠自查自纠是不行的，这等同于走过场。正确的方法是，中央一竿子插到底，由中央工作组全权负责，结合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揭发，对各级政府动一次大手术。

      未来的中国社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像日本社会那样，由几万个家族控制着，同时给中产阶层适当的好处，二者联手掠夺人数众多的底层社会；另一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向传统回归，重新确立工农联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十七届四中全会，或许正是中国社会今天和明天的分水岭。

作者：安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