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评说的诺贝尔奖只针对和平奖与经济学奖两项。

2009年度的和平奖授给了美国总体奥巴马，经济学家也由两位美国学者所分享。之所以把奥巴马的和平奖与经济学家相提并论，是因为今年这两项奖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关于“公众”问题的。

奥巴马上任不到一年在“公众”问题方面所做的事情的确不少。美国以高强度高密度的国家干预措施处理金融危机的做法导致私有制的铁杆拥趸们的强烈谴责，甚至有人说奥巴马是在美国搞社会主义，是用社会主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问题。奥巴马的税收政策、医改方案都显示出之前多任美国总统都少有的平民之上的思想。

但如果仅仅因为奥巴马的行为更多地倾向于“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话，恐怕还非常勉强不敢恭维，虽然奥巴马上台后美军要从伊拉克撤军，但是阿富汗的美军在逐步增多，奥巴马只不过是把美军换了个战场。什么时候美国不在全世界到处点燃战火，美国总统获和平奖才可以说是有点道理。

其实把世界和平奖授予中国的领导人都远比授予奥巴马更加名至实归。中国对世界金融经济秩序的稳定的作用、中国积极参与维和反恐与打击索马里海盗、中国政府对四川灾区的举国救助、中国举办最优秀的全球盛会奥运会……，每一项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

不过，对于诺贝尔和平奖不能那么当真。诺贝尔和平奖宁可授给扰乱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分子的老板达赖，也不会授给举办全球和平盛会奥运会的中国官员，这就足以让人对之侧目了。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两位得主的获奖成就都是研究公共决策问题的。据称奥斯特罗姆在其著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解决公地悲剧、保护公共事务以及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从而增进人类集体福利提供了制度基础。

威廉姆森的重要贡献是具体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它失效的程度。他指出要依据具体的交易对象和交易过程特点，分析它的交易费用的高低，从而得知这个过程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采用市场机制。

“经济”本来是与“私有制”密不可分的，经济秩序也是以私有制度为政治基础的。研究公众问题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一，两位经济学奖得主研究的问题不是属于心理学就是属于政治决策方面的。这说明经济学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各个领域扩展着自己的霸权。第二，另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学界已经不得不对公共物品的存在的合理性给予认可，公有制不可行因而需要完全私有化的极端思潮正在退却之中。

钱皮认为，学者对公众问题的研究成就不适于以经济学奖的名义加以推崇，这显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现代心理学对于公共心理的研究早已有之，“社会心理学”早就是行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关于公共决策的心理学观点也有一些基本的流派形成。对群体行为group bihavious、群体偏好group favoritism、群体的凝聚力cohesiveness以及凝聚力的作用等等都有一定的理论。心理学也早就涉足“利他行为”的研究，并有先天论nativism、动机论theories of motivation 、决策论decision-making theory等多种理论形成。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是涉及公众问题的学生的必修科目，如教育心理学等。

早期各国各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于公共决策方面的观点同样多如牛毛，有些甚至形成了庞大完整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公共决策的问题主要在于公共目标group aim如何确立这个层面，其它都是皮毛和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今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方面的成就看不出比这些早已有之的观点新鲜高明到了多少。

威廉姆森基于成本利润分析来选择是否选择市场机制的原则实际上是最普遍最常用的会计学方法，如果因此就可以获得经济学最高奖，似乎有点牵强。现实当中的个体的厂商都在不断地分析成本利润，惟利是图，无利不起早。而且很多情况下对于其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溢出是非常清楚的，但厂商私人活动的外部性的承担者是公众，而利润归属厂商自己，所以，在众多的情况下，对一件事情是否选择市场机制来处理并不是一个公众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有中国学者为张五常先生在同样领域取得的成就被诺奖评委所忽视而打抱不平，言外之意张五常有资格分一杯羹。说张五常教授对公共选择问题“有研究”且有“一定深度”都无妨，但基于上述原因，说张五常在此方面是“原创性”贡献还很是牵强了些。当然，如果两位美国学者都能因此获奖，以张五常的“深度”去分一杯羹的要求似乎也讲得过去。

在公共问题上面其实有两条路线。之一是通过提高公共利益、促使公共目标的实现而提高集体福利；之二是通过提高各个私人的利益达到平均福利水平的提高。这是两个着眼点和两个领域。张五常教授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中国大陆四处“布道”，鼓动中国政府走完全市场化之路。每当中国政府有基于公众利益而不是基于完全市场化为出发点的政策法规出台时，张五常总是及时地出来批驳反对，如最低工资制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等等。不过近些年来，在中国没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却逐步崛起强大的现实面前，张五常在这方面的批评好像也有所收敛。但总体来看，张五常走的并不是公的道路而走的是私的道路。

要让大家顺利到达罗马的交通方案有两种，一是让每一户都有能力和可能修一条从自家门口到罗马的专线，二是规划一条通向罗马的公共大道。两种方案表面上都可以冠以“为大众福祉谋”的名义，但实际上前者不是，前者基于私有制思想，后者基于公有制思路。私有制下市场机制只能提高有能力的人的福祉并且加大不同能力人群之间的福祉差距，这一点在经济学界也早已是不争的共识了。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曰：宏观经济就是政治。公有领域无经济可言。当把问题扩展到“公共”领域的时候，充其量冠以“宏观经济学”，已经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没有多少交集了。奥巴马就是一个标准政客，动用国家干预手段对美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可谓在其位谋其政之举。两位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有深厚的政治学教育背景，奥斯特罗姆还担任着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的职务，而他们获得经济学奖，与其说是经济学霸权成功的荣耀，还不如说是经济学发展前途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