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用好在SDR框架中的话语权

                                                        ——寄语将去IMF赴任的朱民副行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孙立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面临着越来越大信任危机的挑战。他们为了提高自己运作绩效及其效率，正在减少冗员、削减预算和提高新兴国家投票份额等多项改革，尤其是这些改革完成后，中国将有可能超越日本成为IMF特别提款权(SDR)框架下的第二大“投票国”。那么，这种形式的“中国地位”提高会给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冷静下来好好估量。

    众所周知，特别提款权(SDR)是为了弥补IMF成员国靠本国的外汇储备无法抗衡外部的投机冲击这一缺陷而在1969年由IMF推动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资产。也就是说，某一个成员国内部发生了危机，威胁到自己本国的货币价值及其由此带来的经济稳定上的冲击的时候，作为成员国就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特别提款权（理解为“换汇权力”或与这种权力可以挂钩的“虚拟资产”可能更妥当一些），去向其他货币坚挺的国家借贷它们的外汇资产来购买自己遭遇抛售的本国货币，以此达到“保卫自己的货币价值和投资者对本国经济的信心”的作用。因为启动的时候，设想各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筹集资金会很困难，所以，采取了由IMF“中介”的这种“外汇融资”的特殊方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首先发达国家的汇率制度变成了浮动汇率制度从而保持汇率稳定所需要的外汇储备的迫切性便会大大降低，另外，他们对外债务给他们国家货币造成的麻烦，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通过他们金融体系强大的信用基础作担保，而能保证国际资本的流入不会间断，从而支撑了自己国家的币值稳定。即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因为对外开放，外资的流入程度不断增大，再加上与发达国际建立起来的经济金融合作的关系也日益加深，所以，他们不用通过SDR特别提款权的方式，也能获得所需要的外汇资金，另外，前几次危机都暴露出IMF渠道的融资条较为苛刻，而且融资生效的时间也较长的致命缺陷，因此，各国对SDR的需求也就随之越来越淡薄了。

    今天，至所以在这场危机中人们重新开始关注SDR这个“老古董”制度，我想，理由在于以下几点：首先，SDR特别提款权的资金保证是成员国共同将自己外汇储备资产根据自己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拿出来共同形成的一个“资金池”，而且，这个资金池的币种已经不是单一美元，而变成包括英镑、欧元和日元等多个国际硬通货组成的“货币篮子”。相对来讲，这个资金池的“资产组合”价值不是由美元一个主权国家货币的走势所决定。所以，即使美元危机，谁手里如果是SDR外汇资产那么它将来换取某一个硬通货的能力就要比单一美元构成的SDR强得多。这就是大家感觉重新探讨SDR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虽然美国在资金池使用权力上有一票否决权，但是它毕竟是集体意见的统一，投票权越前面的国家只要有几个国家呼应上来，就能够在资金的使用上和管理上有很大的主导权，这也是为什么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美元拥有的“大国”喜欢SDR的价值体系而不是单一“看贬”的主权货币美元的原因之一。第三，美国和欧洲国家今天在危机面前继续硬撑着脸面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如果市场也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比如，石油美元国家和商品美元国家开始抛售美元或欧元的话，那么会加深发达国家的危机程度。如果现在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资产作为保值的渠道让这些国家来持有，比如让IMF发行SDR价值为定价基础的债券，这样这些国家出于稳定外汇储备价值的目的，就不会在市场上抛售美元，而和IMFSDR资产进行置换，那么，IMF将这些积累起来的美元资产去支持遭受货币冲击的国家，就不会引起美元货币体系或欧元货币体系的动荡。这也是美国和欧洲今天支持中国和俄罗斯提高他们特别提款权的原因。

    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醒自己的是，今天中国提高了自己在世界的话语权，对我们在外的外汇资产的运作状况确实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干预的能力，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国际事务承担的义务也被推倒了最全面。如果为了国际的大国形象进行过度的“外援”，却无视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这样下去并不利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持久的主动权；相反，如果我们太强调自己的“利益”，那么，又会被人误解为“民粹主义”——中国只是在谋求自己利益之上的世界垄断地位而摒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大国义务，于是，“大国威胁论”的帽子就会无中生有的套在我们的头上。因此，我们在IMF框架下所争取到的主导权，就是要站在广大新兴市场的立场上争取更多的伙伴来共同维护大家辛辛苦苦所创造的外汇储备的价值。在对外进行以SDR为基础的国际援助的时候，也应该争取相对等的权力。这一点美国在借用SDR机制维护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上确实非常积极主动。将来我们也应该通过建立和加强SDR与人民币联系的货币机制，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打下坚实的“网络”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复旦毕业的朱民副行长如果真得能代表国家进入IMF的高端决策层， 那么，他肩负起的重任及其理智的表现就将进一步影响中国货币话语权的高低和中国外汇财富未来发展的命运。对此，作为复旦的在校师生都会为他感到自豪、为他加油鼓劲！